Institutional Reform and Social Changes in Northeast China during the Late Qing:A Case Study of Appeal Trials

Institutional reform and social changes in northeast China during the late Qing period are usually attributed to the Qing dynasty changing its policy on immigration to northeast China.However,institutional reform because of debt appeals between civilian creditors and the Mongolian princes is often overlooked.Using administrative cases from Fengtian Governor Archives and Kirin Prefecture Archives,this study identifies how the governor officers of northeast China changed Mongolian land rights and official finance institutions through appeal judgment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Appeals were related to Mongolian land rights reform and promoted the financial institutional reform in northeast China.This study concludes by arguing that the judgments affected the profits of the litigants and changed the local society.

清末北京戏剧改良与义务戏

清末北京义务戏深受戏剧改良运动影响,其演进过程呈现出多种新元素,不仅促进戏剧改良,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风俗改变。一方面,戏剧改良运动促进艺人与报人合作开演义务戏,推动义务戏在传统表演形式中增添许多近代元素,如戏剧内容革新、舞台元素多样化和女性群体加入。另一方面,义务戏受到近代启蒙思想影响,热心助赈的新艺人成为义演主体,成为启蒙与宣教活动的实践者。同时,义务戏也促进社会风俗改良,艺人社会形象得以重塑,其社会地位也有所提高。清末北京义务戏体现出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也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碰撞的结果。

子不语与晚清通俗画报话语转向--以《北京画报》为考察中心

从历史长时段看,知识阶层对普罗大众的“怪力乱神”之事多持宽容态度,文人墨客对于这种民风流俗时有推波助澜,晚清《点石斋画报》“因果报应”内容影响甚广,呈现出一种知识精英与普罗大众的集体狂欢场面,这种互动到了清末新政时期悄然变化。普通民众因迷信而愚昧,成为知识精英和政府官员的一个“常识性结论”。这一时期兴起的通俗画报刊登的“子不语”系列题材,借用舶来的“科学知识”为基准臧否迷信,为普通民众铺设一个新的开通世界,并借此来引导和重塑民众的日常生活。传统的“怪力乱神”图像言说和话语策略的转向,是晚清社会持改革态度的政府官员和知识精英集体心态的体现。

晚清京城王府与宫廷武戏演剧的交流互动

晚清京城王府演剧是特殊的戏曲现象,是宫廷演剧的外部延伸,作为民间与宫廷戏曲的纽带,代表了宫廷演剧的时尚。王府演剧与宫廷的武戏演剧有着密切的交流互动关系,表现在王府大臣频繁进入宫廷参与其演剧活动,追捧清宫内廷的武戏艺人和喜爱内廷演出的武戏剧目,并向宫廷反馈民间盛行的武戏剧目,进而完善宫廷的戏曲演出,也对民间武戏的繁荣做出了贡献。

域外游记中的西剧见闻与晚清戏曲改良思潮

晚清时期,梁启超发起的文学界革命由诗界、文界起始,后又拓展到小说、戏曲界。曲界革命作为其中重要的一项,其影响来源一直模糊不清。对读《西学书目表》所列域外游记,其中有关西方戏剧的记载一定程度上启发了梁启超戏曲改良思想的生成。梁启超选取其中符合读者期待视野的记载加以想象发挥,在遮蔽西方戏剧整体面貌的同时,建构起国人的西剧认知。随后欧榘甲等人的戏曲改良言论亦不同程度受到这批游记影响。晚清域外游记中的西方戏剧见闻,实则构成了一道未被发现的戏曲改良风景。

清后期笔帖式的发展嬗变及其原因探析

笔帖式是清代官僚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官职。为保障旗人仕进之路的通畅宽裕,清统治者特意为八旗子弟开辟了笔帖式入仕这一选官路径,以提高旗人的入仕数量,确保旗人群体的政治参与度。清后期,清政府官制改革,改笔帖式为录事,使得笔帖式的设置职掌发生了一定的嬗变,对清代的旗人入仕产生了重要影响。

晚清传奇评点中的儒士文化批评

晚清传奇已步入传奇创作的尾声阶段,这一时期传奇的创作和评点显现出明显的文人化倾向,以儒士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占据了传奇创作的一席之地。本文以晚清传奇为切入点,从披露儒士的悲惨生活、揭发官场科举的黑暗腐败、探索儒士救国的实际意义等方面观照晚清儒士在社会变局下的真实想法,还原晚清社会的真实生活场景。

清代小说戏曲禁毁问题研究的拓展和深化——评张天星《晚清小说戏曲禁毁问题研究》

张天星《晚清小说戏曲禁毁问题研究》以新禁毁史料的发掘和利用为基础,从社会转型、文艺管理等视角,以禁毁主体、原因效果、法律制度为主体,梳理了晚清小说戏曲禁毁活动在社会文化转型中,如何承袭传统、发生新变;揭示了晚清禁毁小说戏曲的管理制度和活动相较于清代前中期发生变革的主要表现及其动因。全书文献资料翔实,研究视角精当,研究内容深入,问题意识突出,“承袭—新变—当下”的研究思路一以贯之,探索出清代小说戏曲禁毁问题研究的新途径,拓宽了近代文化研究的学术视野。

清末科举改制下的浙闱新变与现实省思

光绪二十七年,清政府颁发科举改制谕令,对乡试命题范围、参考书目以及阅卷标准等进行改革。但改革使入闱前浙江士子进退维谷,闱场内乱象也不一而足,考生失范行为频现,仓促条对、敷衍作答、试卷曳白被贴者更不知几何。最终,在考生消极应对与考官素质不足、路径依赖等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新制精神的落实大打折扣,以致科举制度最后的更张未能为自身续命。清末科举改制失败对当前考试制度改革,尤其是高考制度改革,仍具有重要启示。它警示后世在推出重大考试改革之前,务必要系统谋划,充分准备,循序推进。

清宫连台大戏《昭代箫韶》皮黄本的音乐编创

清光绪年间,慈禧太后命升平署将连台大戏《昭代箫韶》翻改为“乱弹曲白”,此后升平署和普天同庆班分别排演了皮黄本的《昭代箫韶》。该剧的翻改可谓晚清“昆乱消长”时期皮黄戏创作之缩影:两种皮黄本都具有明显的“昆乱杂糅”特征,昆腔曲牌在剧中主要作为程式性唱段使用;但二者在具体的腔调选用及板式编排方面又有不同的取向和做法,反映出同一剧目在音乐编创上的不同思路。从两种皮黄本中场景音乐的运用情况来看,当时特定的戏剧情境中已有一些专用的器乐曲牌或带唱词的“大字牌子”。

从吉同钧清律讲义透视陕派律学的近代转型

随着晚清变法修律活动的展开,新式法律教育也随之兴起。陕派律学代表人物吉同钧兼任京师法律学堂、京师法政学堂、律学馆以及大理院讲习所四处教习,主讲《大清律例》科。由于《大清律例》剧变为《大清现行刑律》及《大清新刑律》,吉同钧遂三易讲义,后称“清律讲义三部曲”。讲义揭示了吉同钧在近代法律转变中的核心观点,即坚守中国传统法律国粹,同时采辑西律之法。他不仅继承陕派律学创始人薛允升的律学研究成果,还打破传统律学同一法系之间横向比较的局限,开创性地将比较视野扩展到不同法系之间,提出“尽用西法”“参用西法”“西法万不能行而仍宜遵守中法”“中律过重亟应改易”四种比较中西律方案。这一中西法律比较分析框架,是近代法律转型的一大突破,也为当前看待中西律之差异提供理论背书。

明末清初戏曲家包燮行实及其《云石会》传奇考

包燮是明末清初的戏曲家,其负才不遇,结交了很多像闻性道一样入清后绝意仕进的同道中人。包燮的《云石会》传奇现存清康熙间刻本,剧作以“谪仙”“度脱”为架构模式,不拘泥于本事,为表达主题灵活架构剧作情节。从创作意图来看,作者借鬼佛仙道等具有神仙道化色彩的内容抒发胸怀,表现出易代之际的遗民情怀和文士苦闷。《云石会》传奇以“云石”为创作主线,融入了大量的宁波历史人文典故、古迹景观,生动地反映了社会现状,以及特殊历史时期宁波地区遗民的心态。

从乔家大院晋商风貌窥见清末至民国时期女性服饰变革分析

皇家看故宫,名宅看乔家。晋商作为十大商帮之首,其中山西祁县乔家大院是为晋商之瑰宝,是中国古建大宅院里保存最完整、最经典的一座具有社会性的院落。严谨的家风家规,重义轻利的经商之道,处于时代变革风潮中的乔家大院经历兴衰,是独树一帜的文化代表。该时期晋商女性有其进步性和落后性,本文从三晋服饰文化出发,从政治、思想、地位的转变展开对清末民初女性服装的变革分析。

晚清下层士子对书院改制的认知与反应--基于《退想斋日记》的微观考察

晚清山西士子刘大鹏的日记记录了书院改制前后一个下层士子的观察和体验。书院改制之前,刘大鹏经历了由书院求学者向书院管理者的身份转化,他在认可书院教育价值的同时,也十分敏感地意识到晚清书院滋生的诸多问题,如治学风气的败坏、膏奖制度的流弊、师生关系的畸变等。书院改制初期,刘氏的主要反应是:对裁减膏奖的强烈抗议,对引进西学的矛盾心态,对人才理念更新的漠视。书院制度转向学堂制度之时,刘氏又表现出明显的不适与不满:担忧书院改制后的“士子失业”,批判书院改制的“名实不副”,指责书院改制中的“与民争利”,指出书院改制可能带来的伦理危机与统治危机。这些历史意见并不完全出自个人利益的考量,同时反映了社会转型时期下层士子对家国命运的担忧。

长三角地区与晚清白话运动的兴起

晚清时各重大政治事件相继发生,国家面临亡国危机。人们意识到须动员大众参与救国救亡,故“开通民智”成为刻不容缓之事。此时长三角地区经济、文化、教育与出版业均处领先地位与海外文化交流与碰撞也甚于其他地区,于是以兴办白话报为标志的白话运动首先在这里兴起。该地区各地陆续创办白话报,影响辐射至全国。白话推广曾遭遇阻力,但最终得到越来越多的人拥护。市场力量的介入增强了白话声势,但又维持了与文言相平衡的状态,这种平衡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才被打破。

清中晚期江南十番与南北戏曲曲艺环流考论

清中晚期是全国戏剧戏曲等艺术形式发生深刻转变的重要时期。兴起于民间、晚明已趋活跃的江南十番得到明清文人诸多描述,呈现出独特的艺术特征,且与戏剧演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江南十番从演出人才、演出曲目到伎艺传承等诸多方面与北京宫廷等演出场域形成南北环流。在戏曲曲艺生态共同体的视角下,对江南及宫廷等南北十番演出情况的考述,深入探考南北曲艺环流下的地方曲艺发展形态,重新审视清代戏曲曲艺生态场域及历史进程,显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制造”新教育:清末民初教育用品本土化探析——以天津教育品陈列馆、制造所为例

在清末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教学需要与弥补大量进口所导致的利源外泄之弊,天津教育品陈列馆与制造所应运而生。前者致力于搜集国内外先进实用的教育用品并进行展示讲解以便学界参考,后者则以前者之展品为模板进行仿制与研发,二者的最终目的是试图走出一条自制教育用品之路。尽管前后仅存续了十余年,但教育品陈列馆与制造所可谓是近代中国教育用品本土化尝试的缩影,它们在社会教育和振兴实业方面发挥的作用不可低估。

晚清与“五四”“废文言论”考释

现代社会有效率优先的原则,不可能平行使用两种书面语,白话文运动本质上应当是文言、白话的生死之争,因而文言的废存是这个运动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受时代环境的限制,晚清知识者虽然提出了“废文言崇白话”的口号,但只是扩大了白话文的影响,并未撬动文言的根基。到了“五四”时期,胡适是从晚清改革者止步之处起步,一开始关注的就是诗歌中的语言问题。他对“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贡献不仅是他提出了废文言的口号,更重要的是他成功颠倒了人们对文言与白话的认识,认定即便在诗歌中,白话也有优于文言的价值,为废文言提供了坚实的逻辑依据。事实上,“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宗旨不是以白话为正宗,而是对文言的整体废弃。“五四”以来,有关白话文运动的研究虽已相当丰厚,但离开对“废文言”这个宗旨的讨论,就很难理清这个运动的内在逻辑。

晚清温州教育改革场域中地方士绅的新旧派分与竞合关系

近代以来,从晚清绅权的膨胀到现代知识精英阶层的兴起,再到新乡贤的回归,士绅阶层与地方治理的话题因事关基层社会的现代转型而经久不衰。回顾晚清温州兴学场域中的士绅角色会发现,随着晚清政府权威的日益式微,士绅阶层对地方社会的影响却与日俱增,并达到一个历史顶峰。他们在教育改革场域中各显身手,共同致力于地方教育维新,但知识共同体内部也在不断分化,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竞合关系,并且开启了传统士绅向现代知识精英的转型历程。通过诒善祠塾、求志社、温处学务处、文成会等案例,具体而微地呈现晚清温州士绅在教育革新场域中的新旧派分与竞合关系,无疑可以为实现自治、法治和德治“三治合一”的地方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历史镜鉴和有益启示。

洋务运动时期法国大革命史在中国的引介

在晚清西学东渐进程中,法国大革命史知识逐渐传入中国。洋务运动时期,官遣出洋人员、国内洋务派及早期维新人士秉持不同的价值取向和现实诉求,在主动探索域外世界的过程中,格外注重对包括法国大革命史在内的西方历史的引介;来华传教士通过参与清政府所办的西学机构、在教会机构中从事文化活动等方式,也译介了诸多法国大革命史著作,成为构成引介法国大革命史的一支重要力量。洋务运动时期法国大革命史的引介是近代以来中外文化交流的必然结果,反映了国人对法国乃至世界认识的逐渐深化,体现了国人渐趋开放的学术视野和持续强化的现实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