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我国行政区划的制度设计、目标指向与优化策略

新时代在完善优化行政区划制度设计过程中,坚持发展与治理并重的新理念是认识前提,加强党对行政区划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根本保障,持续推动法治建设是关键支撑,健全论证评估机制与方法是基本路径。在目标导向方面,应重点关注三项新课题:以优化基层行政区划为主要着力点,提升超大特大城市的资源承载能力;通过优化乡镇行政区划设置,推动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通过优化收缩型城市和“小县”的行政区划设置,助推区域协同高质量发展。作为完成上述目标的保障机制,要在充分发挥党的全面领导、协调各方作用基础上强化党政部门协同,在明确价值导向前提下健全论证与评估体系,系统总结我国行政区划设置的历史经验,提升调整方案的明确性,减少调整的“后遗症”。

遗产管理人制度的程序建构:如何指定与为何指定?——基于实体与程序交互实质性促进理论框架

2023年修正的《民事诉讼法》新增指定遗产管理人特别程序,回应了《民法典》与司法实践的需求,不过尚未实现遗产管理人制度的程序建构。遗产管理人制度的程序建构按照“实体与程序交互—非讼程序—法律解释”三个维度架构理论框架,并遵循“如何指定—为何指定”逻辑进路展开。首先,针对新《民事诉讼法》第194条和第195条进行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提起与裁判的规范解释;其次,通过实体与程序赋权明确遗产管理人的当事人资格以及诉讼程序与指定遗产管理人案件的程序衔接,完成遗产管理人制度程序建构的发展性作业;最后,提出迈向实体与程序交互实质性促进的遗产管理人制度体系化的观点。

金融刑法的构造与金融犯罪认定中的行刑分界

科学理解金融刑法的构造、厘清金融犯罪认定中的行刑分界具有重要意义。我国金融刑法规范具有立法体例上的统一性、罪状设置上的从属性、构成要件上的短缩性、保护法益的管理性和部分条款的超前性等特点。金融犯罪的行政从属性与构成要件短缩性使得部分金融领域违法犯罪行为的行刑分界存在模糊性。对金融犯罪侵害法益管理性的过分强调不利于一般金融违法行为与金融犯罪的实质区分,部分金融犯罪案件的认定可能与法秩序统一性存在背离。科学理解与厘清金融违法犯罪行为的行刑分界,可以继续采取统一的刑事立法体例,对采取短缩构成要件类型的金融犯罪认定应保持限制立场。此外,区分金融犯罪与一般金融违法行为,应当贯彻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并以对金融秩序法益的科学理解指导对金融犯罪的实质解释。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的实施与司法应对

落实和实施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对于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意义重大。现行法虽然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提供了许多实体、程序规则,但存在规范不衔接乃至规范冲突等问题,为此,须从司法裁判视角确定各类相关规则的规范功能和规范要求。具言之,在司法审查过程中,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应采用“集体土地所有权依法登记且入市地块符合现行有效的国土空间规划”标准进行认定,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决策应遵循“全体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员三分之二以上参加并同意”规则,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合同应认定为民事合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监管协议的法律性质应认定为行政协议。围绕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合同和监管协议产生的纠纷应当分别通过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程序加以解决。

行政法范畴再认识

行政法范畴是行政法中的基本问题,对该问题的再认识对于行政法体系的构建和行政法学理论的完善都具有重要意义。行政法范畴在目前我国的行政法实践和理论中呈现出构成上的多元性、分布上的不平衡性和关系上的重叠性等状况。行政法学理论中关于行政法范畴的认识存在由调整对象、由调控手段、由典则内容来确定行政法范畴等几类错误。然而,在行政法范畴确定的问题上,应当以全球一致性、历史延续性、目的物针对性和结构统一性作为理论基础。行政法范畴的再构设中应当包含作为行政法原则的范畴、作为行政法总则的范畴、作为部门管理法的范畴以及作为权利救济的范畴。

论行政犯违法性判断标准的重构

行政违法犯罪化问题的解决需回归到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的准确界分上来。关于两种不法的界分标准,学者们提出了多种学说。违法一元论、违法相对论与量的差异说、质量差异说和质的差异说之间存在立论基础与内容展开的逻辑关联。囿于违法一元论的思考方式,量的差异说与质量差异说无法提供有效区分两种不法的方案。违法相对论强调违法判断的独立性,契合法秩序统一的要求。质的差异说可以厘清两种不法的“质别”关系。不同的规范目的决定不同的违法样态,行政不法仅须形式认定,而刑事不法则须实质认定。行政犯的认定应紧扣“保护法益”的核心,对各构成要件要素作实质判断,进而准确划定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的范围。

健康医疗数据行政法规制及其构建之思考

健康医疗数据之传统“知情-同意”私法保护模式已面临难以应对大规模社会性侵权、无法监督行政行为以及隐匿国家生物安全风险这三大困境,将其保护纳入行政法规制,便能有效应对新时代健康医疗数据保护的规制目标变迁、规制对象调整、规制时机优化等三重变化。而相应的行政法规制应坚持体系构造和规范构造的双轨思路:一方面建立“事前审批—事中监管—事后救济”的全流程规制框架体系,并依据不同的主体优势,形成由外到内的“行政强制性规制+行业软性标准规制+内部自我监督问责规制”三阶层级;另一方面针对健康医疗数据本身的高度敏感性、商用价值突出等特点,在界定其规范含义的基础上制定特定的“原则+规则”规范体系。

推进智慧工地建设和政府质量安全数字化监管的探析

以信息技术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本文结合深圳市智慧工地建设及政府质量安全数字化监管服务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新形势下推进智慧工地建设和政府质量安全数字化监管构想,希望为监督机构推进质量安全数字化监管提供参考。

秩序行政法治视域下应急管理的程序机制研究

随着平安中国建设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各级政府应急管理的现代化有着更多的法治期待,现代秩序行政的法治内涵为应急管理的现代化确证法治实践逻辑指向。纵观现行应急管理相关法律规范,我国应急管理在不同层级规范现状、执法司法适用面向和实践运行实况等维度存在程序衔接不畅、类型划分不明和责任追究不力等多种法治化困境。结合具体类型差异的应急管理事项,可以从秩序行政法治视域对应急管理事项类别、主体、时序、责任等程序要素与内容进行分析与归纳,通过应急管理程序法治理念重塑、要件变革和程序法治质效优化,为完善我国应急管理程序机制探寻实践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法治乡村建设路径研究

法治乡村建设是深化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对推进乡村振兴、夯实社会治理根基具有重要意义。推进法治乡村建设,要围绕治“散”,突出“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以推动“人”的现代化为牵引,探索国家权力、政府职责、社会权益以及农民利益配置优化的体系化路径,创新推进整体性法治乡村建设。本文提出要聚焦推动乡村治理秩序重构、活力激发、效能提升,深化现代乡村秩序规则和运行状态一体重构,打造“五位一体”协同推进路径。

环境责令改正的类型化分析与制度调适

我国环境法治实践中存有大量责令改正的行政行为,其法律性质始终众说纷纭。经考察发现,环境责令改正存在立法模糊不清、适用混乱等现实问题。为充分发挥环境责令改正的制度价值,需以类型理论提炼环境责令改正的“中心价值”与基本要素,重塑法理基石,通过对环境责令改正的类型化,实现从模糊的“环境行政处理”向独立类型的行政行为的转向。具体可以通过规范环境责令改正的立法表达形式、表达结构和适用程序,改善环境责令改正的执法方式,实现环境责令改正的制度完善。

刑法介入互联网平台垄断行为再审思:逻辑、边界与落地——对反垄断法中刑事责任条款的理解与适用

数字经济领域平台垄断行为不同于传统市场竞争条件下的限制或排除竞争行为,跨界竞争、多边竞争、数据竞争、算法竞争等全新竞争特性大大提升了市场的反竞争效果。法秩序统一原理和刑事法治现代化分别从法的价值理性和实践理性层面论证了刑法介入平台垄断行为的正当性,并不是对刑法谦抑性的背离,而是发展。对平台垄断行为刑法规制的关键是合理确定刑法介入边界问题。平台反垄断的刑法边界创设应是往返于严重法益侵害性一般标准和行为类型化评价特殊标准之间并基于不同主体间视域融合的动态边界构造。宜在我国刑法中增设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罪、协议垄断罪、经营者非法集中罪和行政垄断罪,从刑罚制度、裁量和执行等方面完善包括平台主体在内垄断犯罪的刑罚制度,对平台垄断犯罪行为的追诉宜采取专属告发模式,对涉及平台垄断犯罪的刑事审判适用普通程序。

从案结到事了: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的法治建构

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是当前人民法院行政审判的重要司法理念和工作目标,旨在破解行政案件上诉率、申诉率高,服判息诉率低难题。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面临着受案范围、起诉条件、有限调解、诉判关系、审判体制、绩效考核、智慧司法、司法能力等限制因素影响。当前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应当正确处理维稳与维权、诉讼机制与非诉讼机制、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形式公正与实质公正、“三个效果”内在统一的关系,以整体政府理念为指导,从战略谋划、依法行政、多元化解、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检察等方面整体推进,最大限度地回应当事人对实质解决行政争议的多元需求,实现案结事了政通人和的目标。

陕西区域间生态环境协同执法的实践困境和完善路径

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目标,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产业集聚和经济科技的快速发展,生态环境问题出现跨区域、跨流域的复合型污染形态,生态环境治理也出现了区域外溢效应,突破了传统的以“行政区”进行生态环境行政执法的管辖范围。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京津冀、长三角、川渝等地区开展的跨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执法的生动实践,为陕西提供了宝贵经验。跨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执法在理论上突破了传统地域管辖的独立性,在实践中为区域间、流域间生态环境协同执法的实施提供了实践经验。

新时代行政法学的变革与因应——基于2023年学术文献的分析

2023年,行政法学界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理论指引,扎实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法治政府建设的顶层部署,秉承深切学术观瞻,因应新时代行政法治的系统性变革,就法治政府建设论、行政法典、数字政府、协作型行政法、多元解纷机制等行政法“范式转换”过程中的重大理论命题持续形成学术产出,既澄清了困扰人们已久的理论争议,也加快了共识凝聚与知识定型进程。推动行政法学朝向纵深化发展,仍应立足基础理论并关注前沿命题,通过追溯“原典文献”、坚持现实问题意识、创新比较研究范式、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为扎实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持续提供智识支持。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地入市”的法治保障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的改革依赖于法律制度的充分供给。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新修后有关农地入市的法治现状考察发现,当前农地入市的法治保障仍然存在较多问题,主要体现在规范供给不充分、运行机制不完善、监管体制不健全等方面,不足以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提供充足动能。建议构建农地入市全方面法治保障:(1)规范供给方面,应完善农地入市领域从中央到地方的立法规范,在兼顾公法与私法的基础上,明确和细化现行入市主体、交易方式及收益分配等入市制度内容,加快健全入市的配套制度;(2)运行机制方面,需要明晰入市交易规则,搭建入市交易平台,准确定位政府在市场中的职能,推进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并强化入市改革的政策信息宣传;(3)监管体制方面,既需要科学开展土地规划工作,也需要地方政府严格审核与把控,形成常态化、全面化监管,确保农地入市全环节在法治轨道上展开。

构建“四个衔接”机制强化施工船舶配员监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海安法》)是水上交通安全管理的母法。用《海安法》推动解决海事监管重点难点问题,是海事系统做好水上交通安全监管工作的基本要求,也是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以在施工船舶配员监管中构建《海安法》“四个衔接”机制为例,探索加强“法法衔接”,推动《海安法》落地落实。

关于加强上海市公路水运工程安管人员资格批后监管工作的研究

公路水运工程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以下简称安管人员)资格管理是保障交通建设工程安全有序实施的重要手段。随着上海市公路水运工程施工企业数量不断增长,安管人员数量不断增加,安管人员资格业务办理数量也随之大幅增长,安管人员资格审核、资格批后监管工作需不断优化。研究上海市安管人员资格管理工作条线、交通建设市场信用体系建设、“双随机”抽查和行政执法检查,对加强上海市安管人员资格批后监管工作提出思路和相关措施。

上海市交通建设市场行政检查数字化应用探讨

辨析电子签章、电子送达等数字化应用法律效力,借助“一网通办”“智慧工地”赋能“非现场执法”实践,初步创建上海市交通建设市场行政检查数字化应用方案(路径、举措),进一步推动“互联网+监管”创新。

社会秩序局:综合行政执法管理体制的完善途径——基于对北京城管的调查

综合行政执法体制在实践中暴露出了很多问题,也是理论界和实务界探讨的热点。对此,从行政法理论上应如何解读,如果保留该体制,以后应如何改革,其改革原则是什么等问题都是目前亟需澄清的。特别是如何运用正确理论,对综合行政执法体制中的问题进行甄别,辨清其中哪些规定是好规定,哪些是该废除的规定,哪些是需要完善之处。本文在对综合行政执法进行深入调查的基础上,以行政法相关原理为指导,试图对以上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