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徽州乡村宗族秩序的构建与村际竞争——以祁东吴氏为中心

在聚族而居的徽州村落,宗族既是族内秩序的构建者,也是维系村落秩序的主体和重要力量。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精英通过编撰族谱、制定祭祀规则、推行礼俗教化、实施经济救助等措施,积极推动宗族组织化进程,维持村落社会秩序的稳定,成为村落社会实际权力的掌控者。位于祁门十一都的祁东吴氏宗族通过宗族秩序的构建和完善,提升了吴氏宗族在村落社会的竞争实力。

宗规族训的敦族睦邻教化与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

宗规族训是家族制订、借助尊长权威施行、要求家族成员共同遵守的各种行为规范和规章制度的总称,是随着家庭、家族的产生发展而出现的一种管理和教化形式,其敦族睦邻教化主要包括和睦族党、友善乡曲、乐善好施等内容。在教化途径方式上,强调立品行端正的族长家长以正身率下,通过家族组织施行教化,注重日常道德养成教育,情法并用、奖惩结合,设宗会宣讲族训、圣谕以相互规诲等。宗规族训敦族睦邻教化对中国传统社会治理产生了深远影响,有助于家庭生活的健康进行、家业的兴建及封建宗法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有助于化解邻里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安定社会秩序,达到家齐而国治的目标。扬弃这笔伦理、法律文化遗产,对当今社会治理、家庭教化尤其是和谐社会构建具有积极意义。

资源博弈中的乡村秩序——以广西龙脊一个壮族村寨为例

基于地缘,龙脊古壮寨潘、廖、侯等姓氏的村民形成了错综复杂的亲属关系。一方面,围绕村寨资源所展开的争夺,以及国家权力的相对淡出,村民们的关系时常趋向紧张;另一方面,相同的地缘亲缘等关系也为之提供了消解的途径,从而保证了乡村秩序的稳定。

中国传统宗藩制度基本特征述论

狭义的传统宗藩制度主要是围绕皇帝处理皇权与宗室、功臣等地方实力集团关系而设立的重要行政机构。其基本特征主要有四：制度设置上迷恋家族与偏爱国家并举，制度内涵表现为内在传承与外在发展互动，制度工具体现为一定理想与浓厚致用结合，制度运作归于目标合理与具体合理统一。它们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内在演化规律,比较符合当时社会的现实需要。

秩序的确立:《新安名族志》的编撰与意义

本文通过解读《新安名族志》力图揭示传统徽州社会对秩序的重视。确立秩序的主要依据是文化背景和官秩,这使徽州社会形成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徽州商人亦秉承其文化精神在中国商业舞台上确立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新安名族志》的编撰过程体现了立序标准的确立、立序主体的作为以及该志的文化内涵。

中国传统社会的内生村庄秩序

在中国传统社会,为解决大国家与弱国家条件下的乡村社会秩序问题,国家借重两种力量,一是以家庭为基础的私的力量,一是以宗族为基础的带有半公性质的力量。较小的家庭规模,无法解决传统农业社会所需要的基本秩序。传统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的自治,是以相对自主的地方性规范及相对自主的地方自治组织的强有力存在为前提的。这构成了我们继续讨论传统中国农民行动逻辑的基础。

“华夷秩序”研究的历史演进及其启示

针对历史上曾长期主导东亚的华夷秩序,中外学者在研究方法和内容上存在着很大区别。从内容上讲,西方国家和日朝越等国学者分别从华夷秩序与西方关系、华夷秩序内部的华夷之辨角度来解释其历史逻辑。中国学者则经历了尊崇、质疑、否定到重建等不同阶段。从方法上看,历史学研究注重解释"是什么"的问题,而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则具有强烈的现实情怀,对史料的选择性使用也招来很多批判。通过梳理华夷秩序研究中的观点和方法,可以看出政治文化上高度的歧视性和统治结构的松散,形成华夷秩序内外部变化的重要线索。中国在参与和塑造未来国际和地区秩序的时候,也要与等级制的华夷观划清界限,坚持古典华夷秩序中宝贵的高度灵活的协商规范。

宋代的宗族组织与基层社会秩序

宋代的基层社会由于政府控制力的不足,给地方势力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广阔的空间。由此,乡里精英通过自发地有组织的行为在基层社会中公共事务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宋代的宗族组织,是以世代相承的血缘谱系界定宗族成员间的权利与义务,维持宗族生存与发展秩序,以宗族和国家的力量保证其实施的规范的总称。其运作更多地体现了伦理的作用或对伦理的依靠,在这一框架下,长幼尊卑得以各司其职,默守本族道德规范和清规戒律,不敢逾越本分。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探讨了宋代基层社会中宗族组织对于基层社会秩序的调控作用。一是宗族组织通过设立族田、义庄、同庄,赡养族人;编撰族谱,设立宗祠,敬宗收族;达到对于宗族内部成员的有效控制。二是宗族组织对于宗族以外乡民所进行的控制,这种控制是基层社会内部的各个阶层之间的利益调整,是宗族组织自发的行为。三是探讨了宗族组织在宗族内部与宗族外的教俗化民。

清代华北宗族与乡村社会秩序的建构——以顺天府宝坻县为例

在清代华北乡村社会,虽然缺乏结构形态完整的宗族组织,但是宗族活动普遍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处理民众纠纷的过程中,州县官重视发挥乡村宗族的作用,多将民事诉讼案件转交宗族调解;而宗族组织为协调族群利益,维护宗族秩序,将调解族内纠纷作为其基本职责。华北宗族在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对社会问题的控制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对社区及族内事务的管理与控制的功能有日益强化的趋势。对宗族社区及族内赌博、溺女、假命图赖、生态环境恶化等社会问题进行积极控制,是这一时期徽州宗族社会自治和社会管理角色扮演的重要体现。徽州宗族积极控制社会问题的主观努力,对于遏制或解决这一时期徽州境内社会问题的恶化和蔓延,从而维持徽州宗族社会秩序的长期稳定与社会的和谐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海昏侯刘贺刍议

作为西汉宗藩中的一员,海昏侯刘贺享有着特殊的政治和经济特权。刘贺由宗藩入继,却在政治上经历了帝、王、候、民的差别待遇,在监督与控制的束缚之下,社会生活反差强烈,在赎罪与避祸的压力之中,社会心态变化巨大,刘贺的际遇与归宿是西汉昭宣时期宗藩控制的一个缩影。随着政治身份的变动,刘贺的政治活动、社会生活、社会心态极大的反映了西汉中央政府对宗藩控制的历史发展趋势。

南方宗族势力的复兴及其对法治秩序的危害

南方宗族势力具有宗族成员的单纯性；地域上的严密性和封闭性；宗族意识的浓厚性等特征。在社会生活中宗族发挥了以下功能：向本族成员提供归属的精神家园，舒缓社会性紧张；互助；权利的保障以及组织公益事业等。与此同时，宗族势力的发展形成了对法治秩序的严重危害。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内部的社会秩序控制

从功能论的角度看,徽州宗族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态,发展至明清,对宗族内事务的管理与控制的功能有着日益强化的趋势。其中,对内部社会秩序进行积极的控制与调适即是这一时期徽州宗族作为社会自治主体和社会管理者角色扮演的重要体现。徽州宗族通过教化、调解、惩罚等方式,实现了对其内部社会秩序的有效控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维持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社会的持续繁荣及社会秩序的长期稳定。

从“球案”看近代初期中日外交理念的差异

"球案"是近代以来中日两国围绕琉球的归属权的争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看到亚洲古老的宗藩关系势必被时代所淘汰,处心积虑地要确立对中国的藩属国琉球的领土主权。这是日本对国际形势加以分析以及对近代国家观念有一定认识的情况下采取的行动。而中国清政府依然固守着宗藩关系的陈规,寄希望于西方国家体谅自己保卫属国的责任而干涉日本吞并琉球的行为。"球案"折射出近代初期中日外交理念的重大差异,这种外交理念的差异实质上反映了中日两国面对西方国际体系的冲击所做出的不同反应及其迥异选择。

张载对宗法制度的构思及其“民胞物与”的大同理想

宗法制是古代中国社会的一项关键制度。宗法制度及其观念深刻地影响到古代中国的政治形态和社会组织形式。北宋理学家张载的政治理想就是复归三代之治,建立起以宗法制度为内核的等级秩序,以作为专制中央集权的社会基础。他从社会稳定和强化政治秩序的角度强调重建宗法制度的重要意义。他构想的宗法制度,是与他设想的井田、封建制度相配套的社会治理模式。张载试图将社会政治秩序与伦理道德规范内置于宗法网络之中,以宗法思想为基点生发出伦理政治的学说,让新儒家找到"性与天道"和现实政治的结合点,为宗法伦理寻求到本体论的依据,反过来,宇宙论也可以用以指导基于宗法伦理的人性论和道德论。要让全社会都纳入等级有序的宗法组织之中,政治组织与血缘组织相结合,家国同构,君父合一,社会便是如同一个以宗子为核心组成的大家族,这就是《西铭》的政治设想,也最能反映《礼记》的文化精神。

乡村治理中宗族文化的两面性及其应对——基于“乌坎事件”和乡村反腐视角

基于"事件-过程"分析模式,以"乌坎事件"和乡村反腐为视角,揭示了宗族文化对村干部腐败犯罪作用机制的"神秘面纱"。宗族型村庄里,宗族文化形成的内生秩序不经意改变乡村治理制度设计的本来面貌,村民借助宗族势力操纵选举、联合上台,利用强大的宗族势力、族人间顾及情面、监督机制失效的现实进行腐败犯罪。而当腐败犯罪超出村民容忍度时,宗族精英依托宗族文化的凝聚力和法律赋权,迅速唤醒族群意识、凝聚族人力量进行集体反腐,有力推进了反腐的进程和深度。扬弃宗族文化的利弊,实现国家正式制度与乡村自身资源的配合。要重视村民选举的合法性和民主性,注重民主监督的本土化和精英化,实现软性法律的约束力和法治化,从而有效防控乡村腐败现象。

“双向祛建制性”与乡村天主教血缘家族一体化——来源于冀中赵村田野经验的研究

在中国乡村社会,天主教的传播没有产生像欧洲社会那种瓦解替代血缘家族组织的社会后果,而是在一定范围内与血缘家族组织发生了特定模式的融通。生活于河北赵村骆姓天主教皈信者,对其血缘家族关系与天主教教友的双重身份关系的一体化处理过程,展现了他们身为教友又属同一家族的事实。总体性公共秩序的民族国家转型,对具有政治潜能的传统家族与制度性"教会"所进行的双向消解的祛建制性过程,提供了这种一体化的制度条件。在这一意义上,继承19世纪末以来由强大行政力量推动现代化特征的当下国家,对于相关问题的理解与设计仍将起决定作用。

从新旧族谱编撰内容对比看现代宗族社会的衰落——以广东四会市的三个宗族为例

宗族社会在现代农村似有复兴之势,农村新编族谱亦大为兴盛。但是仔细研究旧族谱,发现编撰作者、体例、内容,涉及国家意识形态领域之儒家传统思想尽皆显现。反观新族谱之编撰作者、体例、内容几无意识形态领域之规制、引领。这充分说明现代宗族社会已日益衰落。儒家传统思想对宗族社会有严密的控制,起到了稳定社会基础,促进民风习俗良好发展的作用。新的意识形态领域受到各种思潮的冲击,结合宗族展现的传统文化,重建新的意识形态对宗族的系统控制,达到国家和地方的统一是今后宗族社会的发展方向。

顺治时期中朝之间的封与贡

册封与朝贡是清季中朝宗藩体制的重要特征。依据宗藩体制,朝鲜国王、世子、王妃均须得到清帝册封;同时,朝鲜国王须定期或不定期地派使节到北京朝贡。封与贡既是宗藩体制的礼仪,也是维护宗藩体制的措施。

藩国与羁縻地方政权:唐高祖东北边疆封授政策研究

唐王朝的边疆封授政策是一项柔性的政治、文化措施,唐高祖通过其施行初步区分了东北边疆地区的藩国和羁縻地方政权。前一层次包括高句丽、新罗与百济三国,后一层次涉及靺鞨、契丹等民族或政权,唐王朝对这两个层次的首领进行了不同性质的封授,虽然封授政策本身尚不完善,但得到了顺利实施,使东北边疆秩序初步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