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法典时代的立法模式变革与反思

囿于立法观念与方法误区,我国正在进行的解法典虽然带来了立法数量的大幅度增长,却未能促进法治效能的根本提升,反而造成了法体系的肥大化、法规范的竞合化与法教义的稀薄化,引发整体法秩序的解体危机。为最大化发挥特别法的规范效用与创造潜能,当下的解法典化立法应跳出以法律部门为界限的诸法分立模式,转向以规范领域为中心的诸法融合模式,这种模式不是中国古代“刑主民次”法制模式的翻版,而是适应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民行刑一体化”新模式。以解法典为契机,立法者的价值立场应从“增量立法”走向“增质立法”,在反思积极立法观的基础上,重新回归审慎立法观,以此重整碎片化的法秩序,有效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

乡村振兴与地方政府治理的理论逻辑及能力提升研究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被提到新的高度并被赋予了新的要求。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和“双向运动”理论昭示了地方治理能力提升对中国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从评估结果看,我国省级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存在区域差异,东南沿海城市治理能力明显优于西北等内陆省份;从实施现状看,地方政府治理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整体较弱,尤其是西部的大部分省份更显不足。以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实现为导向,我国地方政府对乡村治理应当以建立经济社会良性运转秩序为终极目标,构建精神文明、社会秩序与公共服务“三位一体”的治理框架,将流动人口这一治理主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治理的重点和核心,精细实施乡村分级分类管理,并通过“三治融合”避免乡村治理内卷化。

法治现代化论

通过研究法治的基本品格和法治现代化的主要特征 ,论证我国政府的法治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 。

现代性与私法文化精神论纲

现代性运动展现了差异性、多样性、自由自主性的私人生活领域和活动空间 ,促进了私法文化精神和法治信仰的形成 ;而现代性的当代困境、危机和重建倾向 ,则促进了私法文化精神的当代转型和反思超越。在现代性追求和重建的复杂背景下推进中国法治进程 ,就要积极培育具有时代诉求的私法文化精神 ,以促进私法秩序和法治国家的建立。

中国古代疆域模式的历史特征及其根源——与西欧、阿拉伯、俄罗斯疆域模式的比较分析

中国古代文明产生于四面环绕山海,中间是完整平原的地理环境。在这一地缘形势下,中国古代形成以保有核心平原地带为重心,在稳固内政与边疆开拓之间寻求平衡,尽量以较小代价建立"天下秩序"的"有限扩张主义"。这一疆域模式并不强调疆域的无限扩张,而是追求通过经济、文化辅助军事的方式,建立稳定的、区域性的"中华亚洲秩序"。中华亚洲秩序典型地体现了前近代的区域国际秩序特征,对于纠正当前民族国家的疆界、民族纠纷,实现区域共同体的联合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从传统礼治文化秩序迈向现代软法规范秩序

我国传统的礼治文化秩序注重提升官吏的权力理性修养,从日常公务活动的细节层面约束官吏的公权力行为;而西方现代的软法规范秩序注重国民的契约理性培养,从社会合作关系建构的角度引导国民慎重对待法定的权利,两类社会秩序都以人的社会性为出发点。文章主张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现实需要出发,围绕新时代完善国家法律体系的法治建设目标,将中国传统礼治文化秩序中的权力理性因素与西方现代软法秩序中的契约理性因素结合起来,建立一种吏治功能与民治功能兼备、权力理性与契约理性并重的现代软法规范体系。

法治程序主义话语的逻辑——对季卫东教授程序论法学思想的初步探讨

季卫东教授的法治程序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法学理论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法学理论,作为一种法制现代化理论,它比一般的法制现代化论者思考得更深更广,如果说一般的法制现代化论者是立足于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模式上进行思考,那么,它则是从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三维角度进行的思考,更为重要的是,它将视角引入对中国法制建设起支配作用的中国秩序原理,深入地考察了中国秩序原理不同于西方之处,并在此基础之上展示了内涵深厚的新程序主义的法学理论逻辑。本文对季卫东教授的法治程序主义理论的基本理路进行了初步的考察,在展示其深广内涵的同时,也对它进行了若干批判,指出它还没有完全直面中国秩序原理,所以在理论上它依然是"西方中心论"的,而且,它还需要进一步理论化与系统化。

解读《羊的门》

本文通过挖掘小说广博的意蕴与对人物形象的深刻剖析 ,阐述了地处传统文化浓重的中原地带的呼家堡政权的发生、发展、巩固的特殊文化形态与文化根源 ,及其对中国农村的现代化之路进行思考。

法的确定性与法治的实现

我们当下追求的法治是法律规则的统治,即具有形式理性的法律的统治。这种法治理想的产生主要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形式化法律具有极大的确定性,法律可以限制国家权力的任意性并仍保持确定性。法的确定性是现代法治的重要基础之一,法律应当具有确定性;同时,应正确对待形式法治的局限性。在后现代思潮涌动的现时代更应审慎对待怀疑论,认清中国所处的历史语境,最终实现现代法治的基本目标。

法治政府建设:内涵、困境、路径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建设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过程中都取得了重大成就,着力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位一体的法治体系建设,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为进一步提高政府治理能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成为现实,应构建以依法治理为核心,以民主协商为基础,以分权制衡为手段,以为人民服务为要求的法治政府,从而实现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

法治与德治——现代社会文明秩序的支柱

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是现代社会文明秩序的基石 ,法德并举则是维系这个文明秩序的支柱。现代法治渊源于西方法律文化 ,主体是全体公民 ,客体是国家事务和各种社会行为 ,内涵是依法办事 ,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以“民本”为核心的传统德治思想渊源于儒学 ,它强调道德教化、重视社会道德水准提高的人文精神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但作为软控制约束必须把握德治的力度、刚度和密度的适度性。法治与德治因其共同的基础和目的而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重构成了现代国家最完整、最科学的治国方略。

“上下/前后/左右/内外”连用情况及语序规律

汉语中4个复合范围词“上下”“前后”“左右”“内外”存在连用现象。连用式语义有两个变化维度:语义引申与隐喻,除基本义外,其他用法基本可以互换或用单项式替代。连用总体趋势是:二项式>三项式>四项式;组合能力上,左右>上下>前后>内外;有明显的语序倾向;更适应正式度高的语体。从历时变化看,类型在减少、用量在变少。复合范围词连用现象是正式体表达严密化的需要,而古今差异也间接证明了这一点。

军事法的价值构成及其对立统一——军事法学价值取向的基础分析

军事秩序和现代法治是我国军事法价值构成的两个主要要素 ,二者基于一定的政治基础、法律属性、历史渊源及互补作用而相互统一 ,又因相异的理论范畴、思维方式和法文化冲突而对立。对上述价值要素及联系的充分认识和正确把握 ,是军事法学形成合理价值取向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