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门萍社考论

青门萍社是清代晚期陕西西安地区的一个重要诗社,经考定该社的存在时间为1858至1898年,发起人为谭麐,可以确认的成员有33名,主要为地方官员。青门萍社的主要活动有诗歌酬唱、坝上修禊、游览古迹、编定古籍等,其主要成就集中在诗文、书画金石研究、古籍整理等方面。青门萍社对清代晚期陕西文化圈产生了较大影响,为民国西京金石书画学会奠定了基础。

明代“花”“草”崇尚对清初词坛的影响

明代中后期强烈的“花”“草”崇尚在清初仍然温度不减,沿着明代崇尚的惯性,持续影响着清初词坛近半个世纪。这种影响在词坛上表现为:词体创作模仿“花”“草”;词籍纂著继承“花”“草”;词体评价以“花”“草”为标准。此时词坛亦在孕育着词学新变,针对《草堂诗余》编纂而成的词选——《词综》,逐渐对《草堂诗余》形成强有力的冲击,“花”“草”尤其是《草堂诗余》的影响被大大削弱的时代已经来临。

重新评价清初京师贰臣诗人的文学史地位

在清代诗歌发展史中,清初诗歌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它为整个清代的诗歌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作为清初诗歌创作主体——遗民诗人与贰臣诗人,理应进入学界研究的视野,得到相应的重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以往学术界囿于传统的政治道德观念,对清初诗坛贰臣诗人群体的评价多失客观。近年来,随着学术气氛的宽松与研究视角的转换,上述现象逐渐得到改变,但对贰臣诗人的研究仍有大量的空白领域,如清初的京师贰臣诗人群体,这是一个在清初诗坛有着重要影响、对清初诗歌发展的走向起到了重要作用的诗歌群体。因此,本文力求立足历史与文本,以期还原这个群体在清代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

论清末民初巴蜀词坛的创作力量构成

在清代词史上,蜀中本是薄弱地带。漫漫二百年,仅清初先著、清中叶李调元稍有名而已。清末民初,蜀中词人群体异军突起,大放光彩。本文以朱德宝、赵熙、冯江、李穆宣、林思进、周岸登等为例进行个案剖析,意在凸显各词家特点的同时,展现这一时期巴蜀词坛的整体风貌。其中特别指出赵熙面对忧患时世,其所谓"不知而作"、"自鸣其秋"首先是不能已于言,其次在艺术宗法上也必然不束缚于某家某派,而是自求情性之适,从而蔚然为西川词宗。林思进感时伤乱,词集中的田园题材不仅多,且佳作琳琅,足为辛稼轩、陈迦陵、陆震、郑燮以来的"田园农事词史"生色。而周岸登氏虽不免晦涩好奇之病,其才也有难副心志处,然而笃力为词,敢拈大题目,风格也力求变化不拘囿,百年蜀中,其位置当居香宋词人之次席。他们构成了清末民初巴蜀词坛的主要创作阵容。

清初虞山派及其诗文化圈

虞山派是清初影响较大的诗歌流派。本文考察了诗派概念形成、诗派阵容 ,并从文社、藏书传统、琴画艺术等方面论证虞山诗文化圈的存在 ,使这一诗派形成的实况得到揭示 ,由此亦可了解虞山派的诗学倾向和创作风格。

清初文坛盟祖之代兴:从钱谦益到黄宗羲

姚江黄氏与虞山钱氏是世交,博学擅文的黄宗羲经由文坛盟主钱谦益的奖掖推扬,声望日隆。对于钱谦益的提携之恩,黄宗羲甚为感念,但是黄宗羲的古文追求和审美好尚均与钱谦益有较大差异,因此在对钱氏古文理论继承批判的基础上,他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立的古文理论,并以宏富的创作实绩赢得了钱谦益与其他古文家的一致赞赏,最终成为继钱谦益之后领导群伦的新任文坛盟主。

诗心、画艺与哲思的交汇——论明遗民徐枋题画诗的文化意蕴

如果从文化角度进行观照,明遗民文学具有多元交合的特点,折射出时代的光环。徐枋以其高度的道德责任感和民族自信心饮誉于明遗民之林。其实,徐枋的诗歌创作尤其是题画诗同样富有时代的特质,蕴藉着忠孝相通的情感,展示出三教会通的思想,构建了诗画相彰的艺术,从而彰显出厚重的历史文化意蕴,也在一定程度上标示了其在"吴门隐逸诗人群"的突出地位。

清初唐诗选本兴盛原因初探——以江苏吴江为例

清初诗坛出现了一次唐诗选本编纂的高潮,苏州地区成为与济南地区并称的两大选本中心之一。而小小县邑吴江就出现约十六部选本,足以令人刮目相看,引人深思。此盛况的出现是当时社会政治现实和诗坛论争的产物。清初统治者的重视和提倡对其起了催化作用,它是初盛唐诗与中晚唐诗论争、唐诗宋诗论争的结果,也是文人学者宣情抒怀的一种方式。

交流与博弈 并行与交汇——吴历在接受天学与接触西画后美术活动轨迹

吴历是清初学兼中西的一位文人画家,信仰天主教接触许多西画后,他不学、不模仿、也不贬低西画技法,让东西方绘画技法在中国各行其道;但他在文人画题画诗和画跋中融入了涉及天学思想与修行、传道的内容。

汪门师弟画学理念的传承与转变——兼论近代画史上的“中西结合”与“弘扬国粹”

本文以考察清末民初温州地方画家汪如渊及其海上弟子的绘画创作与教育活动的史实为基础,讨论在时代精神与教育理想的嬗变之下,师生之间画学理念的传承与转变。并以此为线索,梳理近代温州地方画史的基本脉络,也为宏观观察近代海上绘画,考察近现代绘画史上“中西结合”与“弘扬国粹”的关系,提供一个典型个案。

康熙赐赠与清初文坛之构建

康熙在武功平定三藩以后,即着手经营清初文坛。他不仅以制定文艺政策、编选诗文、参与文学批评等方式直接规范文坛,而且通过赐赠、特别是诗文赐赠等易于被士林所接受的策略,笼络天下士子。这些士林之首的文学侍臣,再凭借他们的强大辐射力影响其追随者,故吟唱盛世的元音渐次取代明末清初之际的凄楚激越的变风变雅之音,文坛的构建也终于走上了康熙所企望的轨道。

晚清民国时期美术界赈灾济困活动探析

晚清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兵燹战乱造成了数量庞大的灾黎难民,迫切地需要社会救助。然而,政府却因兵革屡兴、吏治腐败、财政匮乏等因素,无力开展有效的赈济。于是,以地方精英为主导的民间力量开始肩负起社会救济的重任。随着书画家力量的成长壮大,书画市场的繁荣,美术家群体将艺术活动与慈善事业密切结合起来,义不容辞地担负起社会救济的重任,为当时慈善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金圣叹《沉吟楼诗选》所涉交游六人考

《沉吟楼诗选》是考证金圣叹交游的基本文献,所交申垣芳、吴晋锡、朱茂暻、文从简、盛王赞、吴愉等人,学界向来语焉不详或缺乏深考。本文通过家谱、笔记、方志、别集等相关史料与《沉吟楼诗选》的对读,揭示此六人的生平遭际和精神风貌,也更加具体化地展示了金圣叹的生存环境以及明末清初江南文人的生活和心态。

清初古文三大家与清初文坛格局

清初古文三大家侯方域、汪琬、魏禧以迥异的创作风格成为清初多样化文坛的典型代表。其扭转、改造文风的努力和文道合一的创作追求促成了清初经世文风的形成,直接影响清初文坛的格局变化和清代散文的走向,昭示出古文由明清之际的多样化文风向清代盛世桐城派正统文风逐渐转变的发展脉络,在一定程度上为桐城文派的形成开辟了路径。

新安画派风格初探

自明末至清中期,中国画坛呈现一个争奇斗艳的时代。新安画派以其清逸、冷静、简约的画风在当时的中国画坛独树一帜。

朱彝尊与康熙诗文交往考论

朱彝尊从一个反清复明的追随者演变为清朝盛世的歌颂者,显然与其高中康熙己未词科并入值南书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其所标举的醇雅词学观,不仅成为浙西词派的旗帜,而且也与康熙所提倡的"清雅醇厚"的美学原则桴鼓相应,并与王士禛的"神韵"说共同承载了演绎康熙王朝盛世元音的政治使命。

论清初“四僧”艺术共同点

文章论述了清朝初期八大、石涛、髠残、弘仁四位僧人画家作品的艺术共同点。文章从三个方面论述,首先,身份相似,"四僧"均为明朝遗逸,均出家为僧,是典型的文人画家。其次,在艺术上都有着自己鲜明的的个性和特征。绘画形式不拘泥于前人的藩篱,风格奇特,笔意充满激情,有着强烈的个人色彩。最后,艺术情感相同。"四僧"的作品缩表达出来的情感都是相似的。他们都是一些明朝遗逸,心怀亡国之痛,在笔墨之中抒发激越、压抑的情感。荒寒冷寂、禅意十足是他们的情感相同之处。

王又旦与清初诗坛

清初关中诗坛诗人辈出,王弘撰、李柏、李因笃、孙枝蔚、王又旦等最为著名。王又旦一生经历比较复杂,诗风也多变化。他曾作为新朝进士、地方廉吏和台阁重臣,在关中、江南和京师诗坛都有较为广泛的影响。通过研究王又旦的仕宦经历、交游状况可以发现清初诗坛的许多变化,如朝野诗人的沟通,诗学风尚的演变,以及清初诗人特殊的心态。比较有意义的是,王又旦一生中最重要的两次诗学活动——漫游江南和居官京师,都留下了与当时诗坛名家的画像——《五子论文图》和《五客话旧图》,通过这两幅画像可以较为准确地勾勒出他的诗学交游活动和清初诗歌发展流变的轨迹。

论龚鼎孳对清初词坛的贡献

龚鼎孳是清初词坛的早期代表。他早期填词取源《花间》,创作了不少婉媚蕴藉的令词,与词坛主流之云间派保持了相当的一致。但他又能突破云间派狭隘的理论主张,大量创作长调,不为"花间妩媚"局限,导扬"稼轩风"。历来不少观点认为:龚鼎孳填词带"稼轩风"乃受阳羡宗主陈维崧的影响,实际上龚鼎孳使用长调、倾心"稼轩风"的时间远早于陈维崧。而他对陈维崧的奖掖,更为陈维崧成为一代词宗奠定了根基。龚鼎孳对清初词坛有承前启后之功,为清词中兴作出了重要贡献。

清末民初书画市场的社会背景考察

清末民初,中国书画市场的快速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在新、旧力量相冲突的局面下,书画市场在矛盾中寻求突破的发展基调得以确立。而伴随着清王朝的覆亡,传统文人原有价值观开始崩溃,其社会地位也有所下降,为了各自的生计,他们不得已涉入书画市场,成为书画市场新的创作力量。市民阶级的兴起则为书画市场提供了更多的购买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