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域之眼:《米芾砚史》的翻译、阐释与误读——兼论高罗佩中国书画鉴赏观的学术史意义

《米芾砚史》是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对中国雅文化研究的开山之作,该书从文献和实物入手系统考察中国砚台与米芾的鉴赏理论。但与米芾不同,高氏尝试建构一套基于“西方现代科学”的书画鉴赏体系,认为装裱技艺才是通往书画鉴赏的门径。更重要的是,他进入中国书画鉴赏的独特视角,对西方艺术史研究转向“物质性”有先导之功。

从书法看中国画笔墨形式及色彩的审美意蕴

笔墨在书法及中国画中,有着深远的意义。文章从书法视角探讨中国画中笔墨形式的审美意蕴,在分析书法与中国画笔墨的联系基础上,针对二者进行深入对比,并分析笔墨在书法和中国画中的应用,在此基础上切实研究中国画笔墨形式的审美意蕴,指出中国画中笔墨线条的生动性、节奏感以及空间感、留白技巧、墨色的浓淡和情感表达等都是一种独特的美,能增强中国画审美。

“民国四公子”之一张伯驹研究综述

张伯驹是一代风流雅士,与张学良、袁克定、溥侗一起,享有"民国四公子"的美誉。他出身官宦之家,但一生苦乐参半,命运多舛。他与袁世凯有戚缘,曾以项羽乡人为荣,刻有"重瞳"印,后辗转东北,春游纪梦,晚年返京,家徒一时。他为人洁雅、爱好传统艺术,在诗词、鉴赏、书画、戏剧等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造诣与影响。在诗词方面,曾被周汝昌誉为词坛之"殿军";在收藏鉴赏方面,他慧眼识宝,大同于心,为公收藏;在书画方面,他伉俪携进,自创"鸟羽体",被刘叶秋称誉"卓然大家"之风;在戏剧方面,他视剧如命、讲求神韵,曾被赠与"第一票友"的美名。他是20世纪集收藏家、鉴赏家、书画家、词学家、京剧表演家于一身的集大成者,他是一座屹立在传统文化高原上的峻峰。

幼儿绘画欣赏活动的组织与引导策略

在幼儿绘画欣赏教学活动中,作品逐一呈现与对比呈现相结合、作品精泛欣赏相结合是增强幼儿审美体验的有效组织策略。幼儿自由欣赏在先、教师引导在后,提问思路清晰、提问后耐心等待,引导幼儿之间进行审美互动,多感觉通道结合是增强幼儿审美体验的有效引导策略。

姚绶书画收藏对其《心赏》图册“渔父”图像的影响

姚绶是明代前期文人画家中颇具代表性的人物,其作品上承元代文人画传统,下启吴门画派之风格。其代表作品《心赏》图册是他逝世前一年所作,凝练了其一生艺术创作的经验。图册中《心赏册引》篇可谓姚绶审美心理的一次告白,也显示了其推崇"真赏"、"以心为目"、追求艺术"妙夺天造"至高境界的情怀。图册共有八帧绘画,"渔父"形象多次出现其中。文章以"渔隐"图示为基础,探讨其《心赏》图册中"渔隐"图示正渊源于其收藏的前人书画作品。

大学书法教学的三个环节

大学书法教学课时较少,如何在有限的学时中组织好教学,最大限度的发挥出课堂教学作用,以达到教学要求,教师要着重抓住选帖、临摹、欣赏这三个最为重要的环节。

一个主题 三种艺术——评《大地珍珠——赛珍珠主题诗书画选萃》

新时期以来,中国赛珍珠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包括以艺术样式来评价赛珍珠及其创作。卢章平主编的《大地珍珠——赛珍珠主题诗书画选萃》以三种艺术样式,对作为作家的赛珍珠笔下的"中国大地"主题做出阐发,也让我们得以一睹赛珍珠的艺术家身份,就此成为中国赛珍珠研究领域里的一枚别样的果实,值得学术界和读书界关注。

论清末民初引书入画思潮与景德镇程门陶瓷世家的兴衰

清末民初浅绛彩文人瓷画的兴衰在景德镇陶瓷艺术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浅绛彩文人瓷画的兴衰归根结底是当时引书入画思潮的审美文化所致。程门陶瓷世家的兴衰是浅绛彩文人瓷画兴衰的集中体现。研究程门陶瓷世家的兴衰,可以明晰近现代陶瓷艺术发展的规律。这对于当今陶瓷绘画艺术家传承和创新传统陶瓷艺术有着重要的启示。

古雅娟秀 气韵超然——董其昌绘画中的笔墨之美

董其昌作为中国古代文人画的代表,在绘画实践上以推重笔墨形式之美而独树一帜,其“古雅娟秀、气韵超然”的艺术风格,影响了明末及以后的中国绘画朝笔墨形式发展。董其昌一方面将书法艺术之笔法巧妙地融入到绘画中,生发出刚柔、苍秀、遒媚、生熟、巧拙兼具的视觉美感;另一方面创造性地将古人善作自然丘壑并以此为审美标准的美学观移位于笔墨,诠释创作者的情感精神,辩证地区别出自然真实与艺术真实。董其昌的作品虽不求形似,以意取之,却能以笔墨之趣表现出自然大象之美。

中国传统书画艺术观照方法之探讨

中国传统书画艺术具有自身的观照方式,分析和阐述其内容、成因和影响,不仅是理解中国传统书画艺术内在理路和文脉的关键所在,同时对今天的书画创作实践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毛泽东与鲁迅诗

鲁迅诗揭露黑暗 ,追求光明 ,充满着爱国忧民的感情 ,富有极高的艺术造诣和强烈的战斗意义。通过毛泽东喜读、改写、书录、品评鲁迅诗等四个方面的阐述 ,说明鲁迅诗在毛泽东心目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两位伟人的诗心是心心相印、息息相通的。

元代鉴书博士考论

鉴书博士的设置是元代书画史上的大事件,朝廷政局紊乱是影响设员的关键因素。经再考证,发现元代鉴书博士并非十一人,而有十五人之多。宏观上整体考察鉴书博士的出身、入仕、转迁、职责与活动,反映了其在中央文官体制中的定位差异,也映射出鉴书博士在制度设计与运行上的种种矛盾与缺陷。

王世贞书画题跋的对话性

在书画鉴赏过程中写就的书画题跋,具有呈示和延展书画意义空间的文体功能,作者在题跋写作过程中需要与题跋对象对话和沟通,以此将有关的书画知识及自己的鉴赏感受传达给读者。王世贞作为明代声名卓著的文坛领袖和重要的书画鉴藏家,撰写了诸多有关书画碑帖的题跋品鉴类文字。在这类文字中,自觉的对话意识时时凸显,他通过与不同对象进行对话的方式,将自己深厚的学养、广博的书画知识、丰富的人生体验和多样化的审美情趣呈现出来。

石门何处寻——沈宗骞《石门观瀑图》研究

清代画家沈宗骞所作《石门观瀑图》是人物与山水相结合的佳作,从该作画面来看,作品图像本身并无实景特征,属于明清时期流行的“高士观瀑图”一类的格套化描绘,画家沈宗骞本人在题跋中亦未提及该作品涉及对实际地点的描绘。该作品被命名为《石门观瀑图》,从而与“石门”这一实际存在的地点产生联系,但实则为画作完成10年后,周煌在与诸皇子交往互动过程中,通过题写引首为画作定名,及卷后诗文题跋对画面内容的再阐释。本文试图通过对周煌与被重新定名的《石门观瀑图》之间关系的再解读,揭示隐匿在画作及相关行为背后的意涵。

宋徽宗“双龙印”图形考辨

北宋徽宗的书画收藏印章中,有两款重要的图形印,一方一圆,钤盖在徽宗收藏过的传世书画作品中,历代画学文献将其著录为徽宗“双龙印”。本文通过文献考索,梳理其“双龙”名称的由来,并结合同时期物质文化相关图像的考辨,认为该印面所刻并非“双龙”,而应是“龙虎”图形。宋徽宗采用龙虎图形入印,体现了其独特的宗教信仰、金石学兴趣与书画鉴藏观念。对于徽宗图形印的释读,也提示出图像与文献相互关系的重要性。

《富春山居图》在无锡的流传补缀史

元代画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流传过程复杂,前后递藏者多达10余位,其中涉及无锡望族的就有4位,分别为画卷前隔水处董其昌作于丙申年(1596)题跋中提到的“友人华中翰”,文彭隆庆庚午年(1570)题跋中提及的“谈思重”,文彭跋文后的“安绍芳印”与“懋卿父”印两方无锡安氏藏印,以及大家所熟知的吴正志4人。其中,华中翰、谈思重及安绍芳皆为无锡人。因宜兴时归无锡管辖,故亦将吴正志视作无锡人。由是可见,《富春山居图》在无锡曾有过一段复杂的流传过程,其时间段当在1570年至1650年间。本文就上述4人行状和他们与《富春山居图》的关系进行考证。

朱彝尊的书画鉴赏与清初画坛之关系

本文结合现存书画、朱彝尊文集及清代史料,系统梳理了朱彝尊寓目古代绘画和参与清初画坛交游赏鉴的种种情况,分析了朱彝尊鉴赏古画的方式、途径和鉴赏态度。同时,对朱彝尊参与清初画坛绘画创作与题赏活动的性质种类,及交游范围等问题作进一步梳理。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朱彝尊在清初画坛的定位及其影响。朱彝尊的书画鉴赏活动,体现的是清初一批身份多元复杂、拥有文化话语权的文化精英,积极参与画坛的艺术实践与交游的现象。这一群体的深度融入,不仅扩大了原本画坛的交往范围,加速了清初画坛金石书画共同体的形成,也进一步推动了书画鉴赏和创作,形成了清初画坛复杂、立体、多元交融的文化面貌。

冲击、回应与整合:管窥十年中国美术学研究

进入21世纪后,新出土与刊布的美术史材料的丰厚与方法的多样性,一方面,挑战了既往美术史的认知与结论;另一方面,则要求美术史学研究更新既有的叙述框架。虽然美术史学科各方向发展阶段不一,面临的史料现状、学术史脉络、研究立场与任务亦各有殊途,但其间共同面临的挑战,既来自美术史学科外部的冲击,也来自学科内部自我发展的压力。在21世纪10年代,学界依靠理论模型的更新、博物馆藏品的视觉资源,在延续已有领域和个案研究基础上,继续开拓了若干新的研究路径,如空间美术史、视觉文化、书画及墓葬与宗教美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