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大众化讨论与瞿秋白无产阶级文艺范式的建构

瞿秋白领导和推动了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第二次文艺大众化讨论。1930年代初,瞿秋白“赋闲”上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建立起与左联内部的有效沟通,熟悉和掌握左翼文学大致情况之后,瞿秋白先通过茅盾传达了自己关于革命文艺发展的思考,期间通过起草《苏维埃的文化革命》《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等文件,将“大众化”作为文化运动的中心问题。1932年3月左联完成改组工作,经过思想上、组织上充分准备之后,瞿秋白推出《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等系列文章,阐述了革命文艺的无产阶级方向,构建了“立场-题材-文腔”三位一体的无产阶级文艺范式,为蓬勃兴起的无产阶级文艺提供了崭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指导。

科技智库研究的理论、方法与范式——基于系统性文献分析

随着中国科技智库研究的不断深入,需要对相关文献进行系统回顾与反思,以为后续更加科学和全面地开展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基于系统性文献综述方法,构建科技智库研究的2W1H分析框架,分别从科技智库研究基础理论、科技智库研究方法以及科技智库研究范式3个维度对2010—2022年中国科技智库研究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研究发现:①中国科技智库研究发展较为迅速,学术界从不同视角对其展开探究,相关研究已逐步由浅入深,由萌芽阶段向纵深阶段发展;②科技智库研究仍存在基础理论研究较为薄弱,研究方法相对贫乏且呈割裂状态,研究范式重构与创新不足等问题;③推动理论上的批判与建构,方法上的拓展与改进,范式上的丰富与创新是科技智库研究的未来路向。本研究从理论、方法与范式层面实现了对科技智库研究的系统分析与再发现,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

狩野直喜与京都学派中国俗文学研究体系的创建

作为京都学派的开山鼻祖之一,狩野直喜借鉴欧洲汉学的俗文学研究理念,深入细致地爬梳中国戏曲小说的文献资料,创建一个系统完善的中国俗文学研究体系。他在纯文学观念的基础上充分肯定小说、戏曲等俗文学的价值,运用文学史理念基本澄清中国小说、戏曲的发展源流与文类特征演变。经过狩野直喜与其后辈学者薪火相传的学术推进,形成文学史视野、版本考证、文本细读三个方面密切结合的研究格局,把中国俗文学研究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美国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的美学范式与谱系

自20世纪60年代至今,美国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思想多元,成就斐然。其书写路径最具代表性的是夏志清的新批评美学、许芥昱的政治美学以及王德威的后现代主义美学。不同时期美学范式的变迁反映了中美关系变迁、西方文学理论思潮冲击以及汉学史的内在流变等诸多因素。内外因素交织的历史语境生成了文学性历史与历史性文学的辩证以及解构主义思路。通过考察三位华裔学者不同的美学范式与交叉谱系,可以更好地揭示美国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的整体脉络,为国内文学史研究提供互鉴与交流的跨文化阐释思路。

国内“搜索即学习”主题研究的现状、问题和展望

[目的/意义]国内搜索即学习(SAL)领域稳定发展,即将步入发展的“黄金阶段”。在这一关键时刻,揭示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和现存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未来发展建议具有重要意义。[方法/过程]采用系统性文献综述方法,遵循PRISMA标准程序筛选出41篇相关文献,并聚焦于其中的34篇实证文献和70个研究问题,使用内容分析法抽取和整合数据资料。[结果/结论]国内SAL领域已经初步形成了自身的研究特色,同时存在着一些问题,具有巨大的发展潜能。建议在未来应持续推进SAL领域的研究范式转变,包括在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拓展至更广泛的研究情境和更均衡的研究问题,在方法论层面拓展至更多样的研究方法,在价值论层面拓展至更人文的用户赋能视角。

新时代中国情报理论研究的演化进程

[研究目的]以综合视角梳理中国情报理论研究的历史演化进程,旨在厘清其“来龙”、现状与“去脉”,为后续研究提供一种对情报理论发展进程思辩性、阐发性的认知理解思路。[研究方法]以文献内容分析、系统综述评介与自主理论构建为主要研究方法,多角度分析情报理论研究的发展进程,揭示情报理论研究范式融合与分野争论的背景基础及现状问题,进而提出具有针对性与建设性的展望。[研究结论]中国情报理论研究经历了学科化、理论品格树立与体系扩展、情报范畴广义化、研究方法综合化的历史性发展过程;形成了基本明确的研究对象与学科功能,理论本土化改造持续进行,研究范式融合与分野的争论已相对辩明;但仍需在未来坚持并强化中国自主价值立场与特色,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形成矛盾关系思维模式,在“分而后合”“形分神合”的融合范式基础上形成理论研究的务实侧重。

明确文化为什么人服务这个根本问题——重温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1942年5月毛泽东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并在会上作题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强调“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是文艺的中心问题,阐明“了解人熟悉人”是文艺的“第一位的工作”,提出人民群众的生活是文艺“唯一的源泉”。这些文艺的立场、原则、方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新时代新征程,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隽永意义,对其文艺理论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定不移推进新时代文艺理论的新发展。

民间文献研究的新视域

民众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文字资料,包括族谱、碑刻、契约、账本、日记、书信、唱本、剧本、赋役文书、礼仪文书、诉讼文书、堪舆书、医药书等,是对民间生活的真实反映,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相较于官方制书、正史以及文人文集,它们更具有民间性、草根性和真实性,对复原历史上的乡村民众生活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基于田野调查的民间历史文献研究,能更准确地反映发生在中国大地的过往历史,反映普通百姓视角下的中国历史进程,基于此形成的经验总结、理论概括,有助于推进形成基于中国经验的学术话语体系。

跨文化书写与后殖民文学研究——比尔·阿希克洛夫特教授访谈录

比尔·阿希克洛夫特教授在访谈中结合自身的学术经历和澳大利亚语境的后殖民研究,厘清了后殖民和跨文化研究的一些概念术语以及后殖民研究与世界文学的关系,帮助读者扫清了理论认识和实践运用上的误区。阿希克洛夫特教授认为后殖民作家通过文化挪用和语言转换来表现自我,后殖民文学以全新的形式在世界文学体系流通,是典型的世界文学。后殖民文学颠覆了欧洲现代性叙事,改变了文学生产和流通的传统模式。从后殖民视角解读英语文学中的文化表征,可以有效地分析作为世界文学的跨文化书写存在的诸多问题。

中国酒店研究35年:基于《旅游学刊》和《旅游科学》发文的量化分析

本文选取1986—2020年发表在《旅游学刊》和《旅游科学》这两本期刊上的598篇酒店研究文献作为样本,识别其研究的主要贡献者、贡献机构及合作网络特征,对样本文献的研究性质、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进行人工编码与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我国酒店研究经历了多维转向,包括研究导向由管理实践转为学术创新,研究视角由以企业为主体转向以人为主体,研究性质由概念性研究转向以假设检验为目的的实证性研究,其中2001—2005年是我国酒店研究多维转向的重要过渡阶段。此外,本文还对酒店人力资源管理和消费者心理与行为两个领域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的转变进行了分析与总结。

我国新发展格局构建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一个文献综述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关系到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行稳致远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因而新发展格局及其构建问题现如今成为理论界探讨的一个焦点。着眼于新发展格局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对阐释新发展格局构建问题的现有文献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评述:在理论研究方面,分别从理论渊源、理论内涵和基本特征三个角度切入;在实践研究方面,分别从实践背景、核心问题和实现路径三个角度切入进行了观点综述。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分别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环节对现代化新征程进一步开展新发展格局构建问题的研究作了展望。

于“黄金时代”发问——论1940年前后丁玲小说中的农村女性的主体性难题

1940年前后,丁玲在《新的信念》《我在霞村的时候》《夜》中书写了农村女性受到战争、革命、妇女解放、政治等多种经验冲击后的痛苦与挣扎,这些属于农村女性的主体性难题不仅是丁玲“问题”意识之下的产物,也是丁玲思想深刻性的表现。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正是延安妇女解放运动及丁玲文学创作走向巅峰的“黄金时代”,本该忘情于“自由天地”里的丁玲,却不合时宜地在其作品中,追求、表达着与主流意识形态大体相同,却又极具个人特色的艺术个性与独立思考。正是这种看似“唱反调”的行为,却预示着丁玲本人及农村女性参与革命的困难与特殊性。

中国比较文学的初兴与诗学范式之争

1919—1949年是中国文学快速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一批有意识地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涌现出来,其论著相较于以往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所发展,比较文学真正作为一门学科出现在中国。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约三十年的时间可谓中国比较文学的初兴期。初兴期的中国比较文学,在前期自发的文学比较和分散的理论随感的基础上,随着中外文学交往范围的扩大,文学创作者和研究者学术意识的发展,比较文学研究者的反思性、理论性大大增强,比较文学课程体系在大学教育中确立并展开,比较文学的方法被有意识地运用在文学研究中,比较文学研究者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学术团体,比较文学的研究视野和治学方法影响了中国文学破旧立新的探索和发展进程。初兴期比较文学的诗学范式之争在中国比较文学史上影响深远,成为今天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建构的出发点。

比较文学的中国范式

跨文化阐释是比较文学的中国范式。它是由20世纪70年代港台学者所提倡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阐发研究”直接发展而来的。跨文化阐释突破“中西二元论”模式,遵循居间之中道,追求一种多元化的普遍主义理念。它既不同于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的文化中心主义,也不同于美国学派“平行研究”的文化普遍主义。跨文化阐释注重内部与外部、审美与文化相结合的综合研究,这也使它与注重外部研究、实证研究的影响研究,以及注重内部研究、美学研究的平行研究区别开来。建构比较文学的中国范式,是确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基础。

转型和重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艺术价值观的塑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中国现代的艺术创作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发生的途径和必然的手段,就是使延安的知识分子迅速接纳“人民性”的文艺思想。各种文艺创作之间存在着共通的审美方式,也拥有着相似的艺术价值观。“土”与“洋”之间审美地位的倒置,意味着艺术服务对象和价值等级序列的更迭,更体现出艺术创作中的一个永恒话题,即“元问题”:精英主义审美和民粹主义审美之间出现的互动和张力。《讲话》在这个互动的过程中,起到了调节性和固定性的作用,从而确定了新中国艺术创作中价值评价的基本原则。

“何其芳现象”研究史述评

自1980年代末以来,有关“何其芳现象”的研究已有三十余年的历史,学界围绕这一问题所展开的学术探讨随时间的推移呈现出不尽相同的风貌。如果说最初的讨论主要聚焦于政治因素对何其芳文学创作形成的消极影响,站在“审美主体性”的立场上批判“文艺为政治服务”等文艺理念的话,那么,21世纪以来,研究者们更加关注何其芳“转向”前后文艺思想的延续性问题,并由此出发,对“何其芳现象”这一概念本身提出了质疑。从学术史的角度出发,对“何其芳现象”研究史进行回顾与总结,既可以对以往的研究成果及其发展脉络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同时也可以为推进何其芳研究提供相应的借鉴。在此基础上,对何其芳“转向”前后心态的分析,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何其芳现象”这一文学史概念本身所包含的意义生成机制及其理论限度。

区域国别视野下的日本文学研究

当今世界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学术生态也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区域国别研究的倡导即其重要表征之一,它将助力中国更深入地认识世界、走向世界,进而更好地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借鉴这种立足本土、胸怀世界的学术范式可以有效地打通文学的内部与外部世界,研究者可以获得更为宏阔的胸怀和视角,亦可以为中国日本文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拙论尝试从区域国别研究对日本文学研究的促进作用这一视角探讨区域国别视野下的日本文学研究问题,以深化对相关问题的认知。

十年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研究综述

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其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不仅解决了革命文艺的方向问题,更是中国文艺理论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该文通过梳理近十年的重要研究成果,探析各个领域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研究,从历史背景、形成过程、主要内容、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等方面着力,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其精神的现实性,以推进这种精神更好地深入人心,推动新时代文艺事业繁荣向上发展。

瑞安跨媒介叙事的意义生产问题探讨

玛丽-劳尔·瑞安在《跨媒介叙事》中讨论了数字媒介的独特属性对叙事产生的影响,这一讨论首先基于她对叙事作为一种心理表征的界定。而后在她对超文本、互动戏剧的批评中,可以看出一种在“作者(设计者)—文本(新媒介制品界面)—读者(用户或互动者)”基本关系下的“读者进入作品世界”的既有意义生产规定,这代表了一种旧有文艺生产范式对叙事性所提出的要求与标准。该文在当前新媒介文艺实践背景下,结合媒介文艺生产的规律,重新考察瑞安对超文本、互动戏剧的批评,继而提出一些数字媒介特性(如交互性)对叙事产生的影响,实际上并不是由媒介本身的特性所直接导致,而是含有旧有文艺生产范式的构建结果。这意味着面对新媒介影响下的新叙事问题,还应当考虑新旧文艺意义生产方式更替的背景,结合新媒介文艺生产范式对叙事所提出的新要求,再综合地考量新媒介对叙事的影响。

The modern context and ancient resources of Chinese literature

进入和转换古代文学资源是文学现代性的题中应有之义。在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大致有四种进入古代文学资源的范式：在马克思主义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的思想指引下，中国现代文学出现了以“精华糟粕”说为代表的社会政治化文学传统观范式；在西方阐释学等思潮激活下，产生了以“新文学源流”说为代表的精神启蒙型文学传统观范式；以科学释古与现代审美相结合为特征的“释古立美”类文学传统观范式，则是着重从传统内部进行解释和转化、更新和创造；此外还有一种以日常生活叙事为特征的民间常态化文学传统观范式，显示出古今文学贯通的文化整体性。在多种范式的共生互补、竞相发展中，重要的是在“互动”、“原创”中凸显问题意识，通过对古代文学资源的进入与激活，实现现实生命价值的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