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诗经》为资源的文创产品开发路径探索

文化产业可以通过追求国际性进入巨大的市场,也可以通过发展地方性实现文创产品的独特价值。在文创产品的开发中,从传统文化中挖掘创意资源,通过发挥自身优长来作为发展策略,是应有的一个重要选择。在以《诗经》为核心资源进行的文创产品开发中,“诗经里”文旅小镇是一个代表性案例,它显示了文创产品开发的三个可行路径:以《诗经》经典意象为创作元素;多层面挖掘《诗经》符号;寻找《诗经》精神与产品的契合。

宋校本《备急千金要方》对校法校勘记探析

以《新雕孙真人千金方》(简称“新雕本”)为参照,对北宋校正医书局所校的《备急千金要方》(简称“宋校本”)中的对校法校勘记(记述校勘情况的文字)进行探析,发现宋校本的校勘记漏注、误注之处较多,其对异文学术价值的判断及对异文注存取舍的标准有待研究;宋校本部分校勘记与新雕本内容相合,推测宋臣校书时参考了该版本;宋臣整理该书时未确定具体的底本与校本,而是汇集多种唐写本,参考唐及唐以前多部医籍重编而成。结合校正医书局以文士儒臣主导校书工作的特殊性,认为宋校本成书过程中的复杂性及其文本内容的不确定性值得重视;有必要进一步理清宋校本版本源流、基本构成、引用文献及引用方式等基本问题,以期为正确认识其版本特点、有效利用其文献资料等提供参考。

从单篇阅读到群文阅读、整本书阅读的教学路径刍探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教育理念也在不断更新。传统的单篇阅读教学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学生全面发展的需求,而群文阅读和整本书阅读是新的阅读教学模式,能够更好地拓展学生的阅读视野,提升他们的阅读素养和综合能力。文章从解读教材内容、设计从群文阅读到整本书阅读途径,组织研学活动、提升从群文阅读到整本书阅读品质,延伸教学训练、推进从群文阅读到整本书阅读进程,开展学习反思、建立从群文阅读到整本书阅读机制等方面对从单篇阅读到群文阅读、整本书阅读的教学路径进行探讨,旨在促进阅读教学的改革与创新。

SLE理念下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文类通识课程“《诗经》选读”创新课改实践

针对应用型本科院校“《诗经》选读”课程教学中存在的学生学习缺乏内在审美驱动、教师教学内容与现实世界和实践距离遥远、学生缺乏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的津梁、学生审美意识难以“内化”且无法具象性“看见”审美能力提升等问题,运用斯坦福大学结构化通识教育(SLE)理念,构建433SLE教学模式,运用多种创新工具,通过重构课程目标、创新课堂教学模式、创新课程考核模式,促进学生领悟课程与现实及实践的相关性,实现审美能力提升。

幼儿园图画书阅读实施路径的创新探究

图画书阅读是幼儿对语言运用的启蒙学习,也是幼儿初步了解文字、图画,以及启蒙知识的重要途径。幼儿教师运用图画书开展阅读教学活动,既可以帮助幼儿积累知识、开阔视野,又可以促进幼儿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并为幼儿未来进行自主阅读打下良好基础。文章从幼儿园图画书阅读的价值及其创新实施的意义入手,分析当前幼儿园图画书阅读教学存在的问题,并对幼儿园图画书阅读教学创新实施的具体策略进行探究,以期促进幼儿园图画书阅读教学质量的提高。

双路径视角下纸质读物与数字读物的比较分析研究

全民阅读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全面提升全民阅读质量,促进纸质阅读与数字阅读相融合,揭示读者读物选择偏好的原因十分必要。依托双路径模型,构建阅读载体双路径影响模型。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数据,采用统计比较分析方法对比纸质读物与数字读物在中枢路径和边缘路径上的差异,发现纸质读物的信息质量、信源可信度和声望均明显高于数字读物。结合研究结果,阐释读者偏爱纸质读物的本质原因,并为提升全民阅读质量提供建议。

宋代富民融入士人社会的途径

宋代新崛起的富民阶层业已认识到:送子读书能够改换门庭,融入士人社会,提高自身及家庭的政治与社会地位,从而维系家族长富不衰。因此,宋代富民想方设法与士人建立联系,其主要方式有藏书、办学、助士助学、游学等。随着以学缘关系为基础的人际关系网络的成功构建,许多富民家庭实现了由富而贵的转变。

陈澧《东塾读书记》的经学主旨

陈澧《东塾读书记》为近代经学名著,所记皆经学研究的前沿问题。其书提出“《孝经》为道之根源,六艺之总会”,主张经书排序以《孝经》为先。强调学习《周易》“不必驰心于虚眇”,认为“卦气”“纳甲”“爻辰”“先天”等象数易学皆不可信,学《易》当以义理为正宗,对于惠栋恢复汉代象数易学不以为然。在尚书学上,支持赵翼的主张,质疑郑玄“别有《舜典》已亡”之说。在诗经学上,对于《诗经·小序》原序、续序作者的认定,远较前人精细。在春秋学上,主张以《左传》为主,以实证推翻“《左氏》不传《春秋》”之说。陈澧《东塾读书记》所论皆公允平实,言而有据。这是一部可以比肩顾炎武《日知录》的著作。

诗国第一情歌的审美之旅——《关雎》三千年接受史的文化启示

作为"诗三百"的开篇之作,《关雎》堪称华夏诗国的"第一情歌"。孔子作为《关雎》的第一读者,以整体性视野,从审美与教化双重角度,奠定了《关雎》三千年接受史基调。汉代儒生"《诗》作经读",优美的婚恋情歌成了严肃的伦理教材。从两汉"《诗》作经读",经魏晋"文的自觉",到两宋以及明清强调"《诗》作诗读",《关雎》逐渐恢复原初的情诗面貌。现代接受者从纯文学观念出发,一致把《关雎》视为男欢女悦的情歌。纵观《关雎》三千年接受史,这是一部由"《诗》作经读"到"《诗》作诗读",亦诗亦经、亦经亦诗,审美与教化双线演化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国人诗评观念和审美意识的嬗变史。从阐释学看,诗与诗的阐释都是传统的构成部分。今天,当人们超越了伦理主义与审美主义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以同情的理解看待诗教传统,完整认识《关雎》以及《诗经》在历史上"诗"与"经"的双重身份和双重影响,又引起了当代接受者的新思考。由此,从孔子到今天,《关雎》三千年接受史形成一个审美之圆。

《诗经》与中国古代女性阅读初探

《诗经》是我国古代五经之首,本文以时间为序,对历代女性的《诗经》阅读进行了梳理,并就这些梳理总结了女性阅读的特点和局限。

“温柔敦厚”诗教观新论

"温柔敦厚"诗教观,与周代礼乐教化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周代的贵族教育着力培养君子之德,是"温柔敦厚"诗教观念产生的重要文化基础。此一诗教观念既是周代社会礼乐文明的客观反映,也与周人的诵谏传统有内在联系,而并非汉人有意改造的结果。《礼记·经解》所说的"《诗》之失愚……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是"温柔敦厚"诗教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贤对此重视不够,而且存在理解上的偏差,不可不明辨之。

藏书人参与阅读推广积极性提升路径探析

从图书馆阅读推广引入积极性概念出发,对用户提升积极性与阅读推广的关系进行探讨,分析影响藏书人参与阅读推广活动积极性的因素,包括政策、营销服务、资源整合、活动渠道、特色项目等,并提出提升藏书人参与阅读推广积极性的相关路径。

释宋太祖“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

宋太祖“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着眼于提高禁军武将群体的文化素质,特别是对于儒家经典的相关修养,促使北宋武将群体由五代的“不知书”向儒学化方向转变,对皇权自觉效忠的程度大大加强。这是一种针对性很强的思路,从“疏导”的角度,为五代以来皇权与武将群体之间持续紧张关系的顺利调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以意逆志”:从读书方法到解释学境界

到了孟子的时代,在《诗经》的几种应用形式中,"听《诗》"十分罕见了,"赋《诗》"日渐式微了,惟有"引《诗》"硕果仅存。孟门师生"引《诗》"相当普遍,孟子由此在批评"断章取义"的基础上,提出解读《诗》篇必须"以意逆志"。"以意逆志"迟早地、必然地聚焦于"逆"之一环,只要这个时刻来了,"真切"就是对于"逆"最真切的"翻译"。践履孟子说的"以意逆志",于一般读者而言,理当放弃"中心"之类概念,让更有理解力度的"互动"概念挺身而出;但是,当读者化身作者之后,其真切地逼近《诗》篇之"志",也只是作为自己的"支援意识",它们终归要服从于自己的"集中意识"——所谓"意"也。惟有这样理解,"以意逆志"才会成为一种上乘的读书方法,更是一种心向往之但又未必能够抵达的解释学境界。

朱熹的读《诗》方法论

朱熹《诗经》的研究成就之所以超越前人 ,在于他有一套与汉唐学者用经学方法解读《诗经》不同的文学读诗法。他认为读《诗》应从吟咏性情入门 ,注意《诗》的体裁和表现手法。他将读《诗》的过程分为虚心熟读本文 ;择各家注解 ,晓名物训诂 ;体身玩味 ,推类义理三个阶段 ,从求诗人本意入手 ,最终推求出圣人垂教之意的理学结论。这种从文学出发的读《诗》方法 ,最后仍挣脱不了理学的桎梏。这是由他“格物穷理”

《诗经·鸡鸣》辨析

从《诗经.鸡鸣》文本分析着眼,通过对诗句语气神色的探求,对汉人毛亨、唐人孔颖达以及当代名家的解释与原诗比照,去除说教的外衣,进而求得《鸡鸣》一诗的本义,还情诗以活泼诙谐的真实面貌。

“心通”思想与“后王学时代”的读《诗》法

"心通"作为宋代经学的重要方法,强调学者个人生命体验的投入及与圣贤性情的沟通。王安石新学以其不能"心通"而多受杨时等理学家的批评。王安石《诗》学基于"同风俗、一道德"的政治目的,不能从文本实际出发虚心以通《诗》,故难免穿凿强解。杨时、朱熹、杨简的读《诗》法则强调平心以"通",即通其意、通其味和通其性情,表现为"文本-意味-性情"的逐渐沉潜过程。从思想渊源上看,杨时的道南一系强调反身体验的重要性,而《中庸》的未发已发说成为他们读《诗》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与之不同,杨简《诗》学则多受孟子本心论的影响,常以"思无邪"言诗,平实之余又难免偏狭的色彩。

标签与去标签:黄震《读〈礼记〉》发微

黄震在学问上的博醇,他对朱学的继承、修正大略已成为目前学界的共识。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共识事实上形成的时间相对较晚。给黄震冠以朱学门人的标签,对于梳理其学术的脉络、清厘其思想的畛域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思想的复杂性很难以一种概括和类型化的方式来说明。黄震在礼学与礼书的主张与去取上,与朱熹表现出较大的不同,在礼理交互的思想背景下,如果依然执着于朱学门人的立场,用朱学传人这一标签来解读黄震,这一看似可靠的、清晰的捷径事实上简化了人们对黄震的认知。

1958-1960年的图书馆民歌创作

1958年,全国掀起了新民歌运动,在此语境下,图书馆员和读者创作了大量民歌,他们用民歌歌颂党的各项工作,如民办图书馆、图书流通、图书宣传、阅读辅导、"下乡上山"、送书上门等,体现出民歌在图书馆宣传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曾国藩的阅读之道——正旁、看读之别以及汉宋兼采的学术旨归

曾国藩酷爱读书,积累了丰富的选书、读书理论。选书区别"买书"与"看书",再分"正者"与"旁者",选目或参考韩愈、柳宗元、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或者结合义理、词章、经济、考据"四学",其根本则在于"守约之道"。"看、读、写、作"的读书四法,"看"为泛读,"读"为精读,"读"又有"高声朗诵"与"密咏恬吟"之别,还当结合"虚心涵泳""切己体察";"写、作"即札记与策论,将所读之书深思、贯通。专门的读《汉书》指南,则强调"小学训诂"与"古文辞章"作为基础。其阅读理论背后有汉宋兼采的学术旨归,也是晚清学术思潮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