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礼今义:北宋蓝田吕氏家族墓地墓葬排列及相关问题补论

蓝田吕氏对北宋中晚期的思想学术、社会文化乃至朝堂政治皆有较大的影响。本文认为吕氏家族墓地由家族“大”字辈成员甚至著名学者规划,清楚地反映了吕氏的礼学思想。墓葬排列中特别突出宗法的做法为目前仅见,而昭穆法则直接承袭二程的丧葬理念,祔葬之法也体现了当时儒学士大夫对于族葬古礼的理解。宁愿牺牲常礼也要特别突出嫡长的埋葬方法,不仅是北宋复兴宗法思想的发展和实践,或许也与吕氏的时政见解和表达有关。

家法与国法:清代闲散皇族的板责之例

在清朝前期的国家法律中,受“皇族不加刑责”的法律原则影响,没有对犯罪皇族成员实施板责的相关规定。在部分案件中皇族成员所受到的板责,多出于清帝特旨,带有明显的“家法”色彩。乾隆中叶以降,清廷鉴于闲散皇族犯罪滋事之风愈演愈烈,遂摒弃了“皇族不加刑责”的法律原则,开始逐步将对闲散皇族施行的板责之例制度化。经过乾嘉道三朝的多次修定,清廷最终完成了对闲散皇族施行的板责之例由“家法”到“国法”的转变,进而完善了皇族惩戒体系,节约了治理成本。相关条例的制定和完善,一方面对约束闲散皇族的犯罪行为起到了一定作用,闲散皇族所受到的刑罚实际上已经与民人趋同。另一方面也表明,彼时社会公共道德对闲散皇族身份特权所形成的压力已经愈来愈大。

族规生成与社会变迁——以清代中后期成都刘氏族规碑刻为例的研究

清代中后期,由于人口剧增、社会动乱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民间社会出现了订立家法族规的高潮。现存于成都市龙泉驿区洛带镇宝胜村的刘氏族规碑刻为探讨族规生成的过程和原理提供了较好例证。碑刻记载了道光至光绪年间刘氏家族订立的三种族规和一种诉讼首状,通过逐一解析各族规和首状的内容及其生成逻辑,可以发现综合性族规实际上是一个较长时期家族演变和社会变迁的反映,其内容生成并非“一次性”的知识生产,而是知识层累的结果。族规研究,需要将其置于社会情境和生活实践中加以阐释,注重对其生成、演变过程的梳理,贯通其与其他文献类型的关联。此外,刘氏族规碑刻对从微观角度深入理解清代中后期成都平原的家族特征与地方社会的结构过程颇具启发价值。

清入关前满洲乌苏氏家族旗籍演变考证

乌苏氏家族世居于瓦尔喀、讷殷、海兰、长白山等地,是清代著名的满洲军功世家。乌苏氏在归附后金(清)政权后,隶属于不同旗籍。由于八旗制度下旗主与旗人紧密的隶属关系,因而乌苏氏家族成员所属旗籍的变化直接影响家族的政治地位。文章尝试对乌苏氏家族旗籍演变及典型人物事功加以梳理,以期对深入研究乌苏氏家族及清初政治相关问题有所裨益。

风清气正:中国传统优良家风的历史经验——以明清常州庄氏家族为例

家风是一个家庭价值观的体现,是社会美德的一种表现形式。新时代的家风建设起到了塑造人、培养人的重要基础性作用。该文归纳了中国传统社会包含的重视忠诚立家、从严治家、修身齐家、耕读传家、勤俭持家、实干兴家的优良家风;并分析了明清常州庄氏家族的优良家风内涵;最后总结了明清常州庄氏家族,作为文化世家,为今后社会塑造、培养优良的人才提供的借鉴价值,也为新时代家风建设提供丰富的历史经验。

情分与责任:从祝庚案看清代基层职役与宗族

雍正、乾隆年间,婺源县民祝多屡次利用总催这一基层职役身份侵吞钱粮,却在事发后无力偿还,祝庚作为房长不得不为之偿债。后双方爆发冲突,祝庚失手将祝多推水溺毙。乡保见双方私下和解,未去县衙报案。案发后,房长祝庚和乡保均被判罚。这一案件表明,乡约、保甲等基层职役与地方宗族社会有着较为密切的地缘和血缘关系网络,有时会囿于情分而违背法律。清代宗族常以轮充形式选派族人充任各类基层职役,也在官府面前做出担保;一旦其犯罪,且无力偿还赔费,族房可能会承担连带责任。

血缘与宗法之间:司马迁建构的天下秩序

司马迁的“四夷列传”以“夷夏同源”血缘神话将华夏与四夷凝聚成休戚与共的民族共同体,同时又用血缘的亲疏远近关系来模仿宗法制中的大宗小宗体系,把从五帝到汉代一脉相承的华夏视为当之无愧的嫡系正统,把周边民族书写为华夏出走子孙后裔的旁庶支脉,从而确定以汉朝代表的华夏领导周边民族的秩序形态。

清代苏州潘氏的京城仕途与宗族荣衰

苏州潘氏宗族通过科举考试由商转士,长期秉持“经世致用”精神,族中为官者在京城经营仕途长达百余年。其中,潘世恩、潘祖荫祖孙二人为潘氏的京官典型,他们为官谨慎,重视人才,不结派系,受到清帝信任,因而成为苏州本族经营的重要政治依靠。不过,潘祖荫固守传统的“经世”观念,未意识到西方资本主义浪潮冲击带来的深层危机。潘祖荫身后,苏州潘氏再无入朝为官者,其本族也随之衰落,转而涉足实业以谋生,甚至成为辛亥革命的支持者。在清代官僚体制下,苏州潘氏的“为官”与“兴族”密切相关,但由于清末族中京官后继无人,科举制废除,其宗族发展模式被迫转型。

祖荫的张力:清代以降清水江下游天柱苗侗地区祠堂的修建

祠堂,作为宗族祭祀的公共空间,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由来已久。地处边圉的清水江下游地区,尽管在目前能阅读到的官方文献中,祠堂并未作为主要的对象被关注。然而,近三年田野调查所获之族谱、碑文、契约文书等民间历史文献的整理显示,自清代乾隆年间开始,清水江下游天柱苗、侗地区兴起了祠堂修建的风潮,这一现象虽经政治运动而有所中断,但一直延续到现代社会。清水江下游天柱苗侗的祠堂修建及其延续,既是国家王朝制度及正统文化向区域社会不断渗透的结果,也是少数民族地区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对组织资源的需求,更是边疆苗、侗地区民众对国家认同的表现。

朱熹《家礼》与明清徽州宗族以礼治族的实践

明清时期,在徽州社会中形成了对朱熹及其《家礼》极端崇拜的社会风气。徽州宗族多依据《家礼》进行本族内部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建设,同时还十分重视对礼仪的执行与监督,旨在以此实现以礼治族、维持宗族社会秩序的目的。

明代宗族祠庙祭祖礼制及其演变

洪武时期多次作出祭祖方面的规定 ,《大明集礼》的规定具有仿照《家礼》和国家礼制象征的性质 ,《家礼》、《教民榜文》和胡秉中的主张在社会上更为流行 ,政府祭祖礼制的特点是认同朱熹《家礼》,这也反映了《家礼》被社会认同的现实。明代宗祠的建设与发展 ,是以《家礼》的普及和士大夫的推动为背景的。“议大礼”的推恩令导致的嘉靖十五年家庙及祭祖制度的改革 ,特别是允许庶民祭祀始祖 ,更在客观上为宗祠的普及提供了契机 ,强化了宗祠的普及。

清代徽州宗族社会的组织控制

在清代,徽州宗族借助自身的文化权力获得了乡村社会组织控制的权力。宗族通过族规家法的制订和宣讲,对族人的约束,以及对违规者的教化与惩罚等,成功地实施了对乡村社会的控制,维持了徽州乡村社会的稳定、有序与和谐。

从清代安徽经济社区看基层社会乡族组织的作用

乡族是区域基层社会中众多族姓基于公共事业活动和文化信仰而形成的、共同领导和协调公共事务的实体组织。清代安徽各家族、宗族组织 ,在以市场网络、水利设施为标志的共同的经济活动中 ,组成了“互动”“共生”的乡族组织 ,由邑绅为代表 ,共同统治着基层社会的经济社区。这一模式 ,在对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的研究中 ,应该给予充分的关注。

清代徽州族长的权力简论

族长是清代徽州宗族内部的最高领导者,对宗族内外事务拥有较大的控制权。这些权力主要包括宗族祭祀权、族内事务主持监督权、族内纠纷调处裁判权、对宗族经济生活的控制权、对族人的处罚惩治权、宗族对外交涉权等。由于族长拥权较重,徽州宗族在族内制度设计时对族长制订了一些防范、惩罚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遏制宗族自治中的不利因素,使徽州宗族社会秩序沿着相对较为健康有序的轨道惯性推进。

近十年晚清民国以来宗族研究综述

晚清民国以来宗族的研究有了明显的进展,在宗族社会变迁、宗族近代化、城市宗族研究方面都出版了专著,研究者还注意从区域入手探讨宗族,深入研究长江中下游、广东、福建、安徽等地宗族,极大改变了以往近现代宗族研究的薄弱状况。华北宗族的研究引起人类学与历史学学者的重视,客家宗族研究形成高潮,人类学者关注当代宗族。当代宗族复兴的研究方面,宗族与乡村自治的探讨成绩突出。

“礼坏乐崩”考论

"礼坏乐崩"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过程的集合体,是东周社会转型时期的一种特殊存在状态,指的是西周的宗法礼乐制度的崩坏。春秋早中期,由于礼乐行之日久,宗法观念深入人心,大国称霸表现出浓厚的"尊尊"色彩,五礼制度的施行在损益中例行不辍,人们论礼非常频繁且多有精言。春秋中晚期到战国时期,礼乐制度逐渐面目全非,表现为"礼""义"的分离、五礼制度的崩溃以及乐制的坏乱。之所以会"崩坏",首先是因为宗法制与分封制的瓦解,其次是土地制度的变革,还有周王室本身军事实力的衰减,再加上贵族内部矛盾冲突的加剧以及礼制本身的形式化与繁琐化,这些因素的层叠造成了东周的"礼坏乐崩"。

清代宗族“保甲乡约化”的开端——雍正朝族正制出现过程新考

自宋代以后士大夫与国家主张以宗族、乡约、保甲治理基层社会,明代发生宗族乡约化,清代进一步出现宗族保甲乡约化,宗族因受保甲、乡约的影响更加组织化。清雍正四年(1726年)出现的族正制正是这种宗族保甲乡约化的重要标志。本文通过解析新发现的福建、浙江总督觉罗满保的两篇奏折以及朱批等资料,探讨了族正制出现的过程,并确定了族正具有宗族保甲乡约化的属性,进而阐发了对于明清宗族特点以及宋代以后基层社会体系发展历史趋势的看法。

论明末清初民间户粮推收之虚实——以休宁程氏《置产簿》为中心的分析

明清时期,政府田地户籍赋税统计的失实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利用《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收录的安徽休宁程氏《置产簿》,对该家族在明末清初时期土地买卖过程中涉及的户粮推收进行具体分析,可以明了政府册籍登记与民间实际情形之间存在的严重差异。由于国家制度缺乏有效的掌控能力,致使民间的隐瞒田地赋役及其私相授受,成为一种较为通行的社会行为,户粮的隐瞒和责任的规避,也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心理。

简论清代宗族的“自治”性

清代宗族活动具有自治的性质,宗族的自治,只是在政府允许的有限范围内进行的,并且在其内部实行宗法族长制,极其缺少民主成分,与近代自治团体不是一回事,故而谓其具有自治性,而不是近代概念的自治团体。宗族自治对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增强了宗族内部凝聚力,令宗族成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某种中介组织,促使贫乏的社区生活的面貌有所改变,有益于社会秩序的稳定。

近年来明清宗族研究综述

文章对2009—2014年间有关明清时期宗族研究的状况进行了综述,首先论述了综合研究,再依次介绍北方、长江中游、江南、闽粤不同地区宗族的研究。作者认为学者多采取地方史的研究策略,探讨不同区域的宗族,个案研究数量最大。已有的一些宗族理论得到验证并拓展或进入新的综合表述。明代中后期宗族研究迅速发展,对其原因的探讨也有新看法。"宗族建设"与"宗族组织化"的研究在增长,这是对于宗族制度研究的活化。作为地域性宗族,学者对宗族的自治性问题有着持续性关注,这与对民间社会的存在形态和社会治理的思考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