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通能力与“可以为善”:朱子对性善论的诠释

心性论构成了朱子哲学的重要内容,但论者往往将注意力集中于心、性、情等概念的内涵及相互之间关系的辨析。事实上,朱子心性论的核心所涉及的是以仁义礼智之性为具体内容的人性对主体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以及人性何以是善的这两个关键问题。在朱子那里,人性实质上是主体内在的感通能力,主体以这种感通能力为基础,在遭遇相应的外在情境时发而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情。对朱子而言,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情,作为心理层面的善的意识,可以进一步引发亲亲、仁民、爱物、敬长、尊贤等具体的善的行为。虽然从善的意识到善的行为的转化往往受到主体自身的自私自利的动机的抑制,但这种善的意识本身总是会在主体遭遇孺子入井等情境时,不可遏止地、必然地流露出来。所谓的人性本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的。

清代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穆坪土司坚参囊康功德碑考释

穆坪土司坚参囊康是清乾隆时期的著名少数民族首领,也是清朝历史上少有的名列紫光阁功臣的土司。保存于今雅安市宝兴县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纪念馆内的坚参囊康功德碑记述了坚参囊康一生的文治武功,对其人格和贡献做出了高度评价,是填补正史、方志记载空白的珍贵历史文献。坚参囊康功德碑展开了一幅清代穆坪土司及川西北地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图景,全面而深刻地诠释了穆坪土司的家国认同,凸显了清王朝时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另外,红军长征时期曾利用此碑进行抗日反蒋宣传,因此该碑也具有红色文物价值。

芒市傣族祭寨神仪式呈现的历史记忆——基于M寨的田野调查

中国史学界用“历史记忆”观察族群认同、族群关系。芒市傣族地区寨神祭祀活动不仅是傣族宇宙观载体,更是傣族人民祖先崇拜、灵魂信仰的具体体现,傣族后辈在祭祀仪式中接受长辈的社会教育,在祭祀寨神仪式中了解本寨历史。该文通过对芒市轩岗乡M寨祭祀寨神仪式的描述与分析,探讨祭祀寨神仪式中蕴含的傣族村寨历史记忆。该文认为:从寨神位置中可以探知村寨历史;寨神崇拜是芒市傣族民间信仰的核心;双重信仰融合形成当地傣族功德观。该文从历史记忆的角度研究某一族群,有利于探索历史记忆在该族群繁衍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七德》《九功》与初唐郊庙乐的离合演变

《七德》《九功》是初唐时期两部著名的宫廷大型舞蹈,因其所配《庆善乐》《破阵乐》为唐太宗所作而备受推崇,高宗时曾被用于朝廷郊庙祭祀的文舞、武舞,但之后又被弃用。史书记载弃用的原因是《七德》"未入雅乐",《九功》"不可降神"。《七德舞》所配《破阵乐》是军乐,其音乐性质不是雅乐,从所用乐器和表演服饰上可见。降神之礼自《周礼》已定,需"乐之六变",《九功舞》只有"一遍",显然与之不符。

知识与价值:对德性认识论的初步回答

对知识性质的追问导致了当代认识论中对知识定义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如何理解知识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德性认识论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一种解决方案,试图用道德的规范性说明知识的规范性,甚至试图用认识的客观性说明道德的客观性。然而,这种方案的主要困难在于没有看到知识作为一种规范性概念如何与人类的价值发生联系。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认识论可以为我们理解这个问题提供启发。"德性所知"、"格物致知"的认识论模式是从德性出发讨论认识问题。只有当我们把知识理解为由德性和心性所生发出来的对特殊事物的理解,我们才能理解知识所包含的真实内涵。只有在对人类灵魂的普遍理解中,我们才能真正把握知识的内在价值。如果必须放弃把知识理解为得到证明的真信念这个定义,我们更需要论证知识定义中除了得到证明和真理之外还应当包含的更多的内容。我们首先需要考虑的是价值问题在知识构成中的作用,其次还要考虑认识活动中的价值客观性问题。我们不再否定知识构成中的主观因素的影响,而是更多地关注这些主观因素在多少程度上会最终进入客观的领域。只有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知识与价值之间的互动关系。

王阳明对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修复

王阳明的"内圣外王"思想既继承了传统,又发展了传统。在对待修身养性上坚持抑私欲、去功利,强调人心"纯乎天理",他的"内圣"具有平民化和单一化倾向。但在治理国家时,却总是坚持以利为标准,重视建功立业和"济世安民"。这种"心"的去除功利与"行"的追求功业,反映了王阳明德高为范的人品以及经世致用的务实作风。

农村社区治理《功德录》模式的实践探索

与城市社区相比,广大农村虽然经受了三十余年市场经济的精神洗礼,但是在本质上还属于"传统社区","传统社区"维系关系的纽带是以血缘、亲属和相互熟悉为基础的亲情、伦理、良心和习俗,伦理在其社区治理中具有特殊的意义。石家庄市藁城市(县级市)岗上村充分发挥伦理,特别是传统伦理的社会治理功能,以《功德录》为载体,不断进行农村社区治理的实践探索,取得了明显的治理效果。

《诗经·鲁颂·泮水》本义考论

《诗经.鲁颂.泮水》是一首祭祀颂歌,描述了僖公在泮宫祭祀先祖周公之事,并通过比兴、铺陈、反复、夸饰等修辞方式,极力颂扬周公征伐淮夷之功、教化民心之德。因周公辅佐成王、征伐淮夷、安抚天下的文治武功,祭祀时得以用天子之礼,故鲁国作颂称扬其功,告于神明,正如《毛诗序》所云"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论《尚书》中的“德政”范式

《尚书》是流传于今最为久远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作为备受儒家推崇的政事元典,《尚书》中蕴含了丰富的“德政”思维,对其管窥蠡测,其明德诚信、立政唯贤、恤民养民的“德政”范式清晰可见。明德诚信是君临天下的内在素养,立政唯贤是政治首脑应有的政治胸襟,恤民养民则是判别是否“德政”的外在要件。

重读《九歌》——再论屈原《九歌》的思想内容及艺术成就

《九歌》是屈赋中最精、最美、最富魅力的诗篇。它代表了屈原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九歌》以楚国宗祖的功德和英雄业绩为诗 ;以山川神和自然风物为诗 ;以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为诗 ,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诗人晚年放逐南楚沅湘之间忠君爱国、忧世伤时的愁苦心情和“荡志而愉乐” ,“聊以舒吾忧心” ,“寓情草木 ,托意男女” ,“吟咏情性 ,以风其上”的心旨。

论高校思政理论课教学实效性的“四向度”

从人文关怀的层面,强化大学生素质"内源发展"所必备的情感理性,高校思政理论课的教学创新,其张力必须也必然朝个性、德性、悟性、理性"四向"延拓,显示出促进个性优化并健康张扬、凸显社会责任强化德性、提升悟性强化知识管理能力、拓展理性夯实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的强劲效能。优化的个性是"启动器",良好的德性是"动力源",聪颖的"悟性"是"加速器",健康的理性是"导向仪"。"四性"功能的强化及其集束运动,显示了人发展的基本趋势,具有为不同能级和能质的大学生共容认可、均能从中获益、感悟"管用"提升人格品位、夯实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的普适性优势。

《武德舞歌诗》与汉代宗庙祭仪的传承演变

《武德舞歌诗》是现存汉代唯一一首宗庙祭祀乐歌,它是合登歌、舞歌于一体的祭仪乐章。《武德舞歌诗》的创制、实施,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汉代宗庙祭仪的传承、演变形迹。

绩效工资强度与薪酬满意度的影响效应研究

本文试图建立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通过对国内多家不同类型的企业的210名员工进行问卷调查,采用相关和层级回归的方式探究绩效工资强度与员工薪酬满意度之间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员工绩效工资强度与薪酬满意度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绩效工资强度经过绩效薪酬知觉对薪酬满意度的中介效应的后半路径受到员工层级的调节。

敦煌写本功德记释录献疑

敦煌功德碑文书历来是敦煌学研究所倚重的重要文献资料。文章在郑炳林先生《敦煌碑铭赞辑释》释本的基础上,参核相关的文献材料,就其中部分字词的释录略作补正,以供研究者参考。

论道德意志的自我培养

意志是一切德性的基础,一切德性也必然呈现出意志的力量。个体道德意志的养成既需要外在的培养机制,又需要自我培养机制。在实践的基础上,道德意志可以通过如下方法和途径养成:学思结合、道德践履、慎独、积善成德。

帝尧与儒家思想的渊源

帝尧是儒家思想最重要的源泉之一。陶寺遗址已基本确认就是尧都,其出土文物参照古代文献可以看到帝尧时代已经具备了文明社会的一切要素,具备了早期国家的基本标志。帝尧德行高明,效法天道,公正无私,是仁君的典范。作为圣王其功德卓著:禅让帝位,选贤任能,谏鼓谤木,中道政治,伐乱禁暴。儒家祖述尧舜,为政以德,为国以礼,德政合一,天下大同,中庸之道,道统传承,都与帝尧有关。今天研究帝尧,对于讲清楚儒家思想的起源与内涵,重构中华民族的价值理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老子道德观管窥

老子是把道与德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 ,用于阐发宇宙的本质 ,并讲述它们之间辩证关系的第一人 ,他从宇宙的本质的哲学高度论及道与德的含义以及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 ,说明了德非道、德不离道、德是道之功、物之性和道之反的思想 。

“德性所知”与“德性之知”之区别及其意义——张载《大心篇》解读兼论其知识论

学界一般将张载的"德性所知"等同于"德性之知",但是两者实质上是不同的。前者是指凭借德性所认识到的大全、整体的知识,其实质是对世界的整体的把握和了解;后者则单纯是指关于道德的知识。无论是"德性之知"还是"见闻之知",都属于"德性所知",都是"德性所知"的一个部分和局部。在张载看来,任何局部、片面的知识都不能促进人性的美好和理想人格的养成,只有整全的知识才能够促进人性的美好和理想人格的养成。张载是在"知识——人性"的框架内思考知识问题的,人性美好问题成为张载知识论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大器晚成“:教育改变命运”的家族代际变迁及其双重面向

"教育改变命运"作为一种现代话语实践,暗藏着对平民阶层读书人心性品质的刻板印象:一个是读书目的往往出于实用性、功利性考量(功利目光),一个是读书方法倾向于刻苦耐劳、听话顺从的去魅力化路径(平庸目光)。本研究通过口述史的方法,研究了山东省泰县鲍村X家族三个时期的教育生活史。研究发现:传统农耕时期,乡村民众除了养成一套基于生计、逃离苦役的实用性态度之外,还有对于读书、认字作为一种天道的道德敬畏,对教师作为天职的心灵托付,对学习乃"个人生成"的顺其自然的宿命观。在集体化时代,随着劳动价值的分化,读书、文字、教师的神圣性价值跌落了,50-60后族人对读书的实用性态度增强,并逐渐对独生子女一代产生了"教育改变命运"的强期待,尤其是编制期待与特权向往。在市场化时期,高学业竞争压力造就了70-80后的苦修性情,但他们在武侠、言情小说等闲书中保留了读书的纯粹面向,并孕育了具有反学校文化性质的"青春文学"。最终帮助平民子弟走出底层、实现突破的,并非"改变命运"的紧迫与功利,而是他们始终在世俗生活中保持了读书之"学以为己"与"成而为人"的纯粹精神与功德意识,体现了平民阶层读书人学习与成长内在的神圣性面向、能动的个体力量、丰厚的精神文化土壤,以及命运走向的多种可能。

以知导行 知行合一——对“以德治国”的新思考

“以德治国”是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一项重要的治国方略。在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贯彻“以德治国”方略的过程中 ,必须经过准确界定社会主义道德内涵、认清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本质特征及其构建原则即“德知”和养成良好道德行为即“德行”两个阶段 ,才能最终实现“德治”。在实施“德治”过程中 ,要抓好“以德治民”、“以德治党”和“以德治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