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小黄册实施决策主体的逻辑推定

明洪武初年实施的小黄册制度,是洪武十四年在全国推行赋役黄册的试点和基础,但由于传世典籍记载极其缺乏,近年新发现的古籍纸背文书又均为基层文献,有关小黄册实施决策的主体这一问题迄今无人触及。通过梳理明初湖州府、处州府、徽州府、嘉兴府、苏州府、温州府和绍兴府等七个地区推行小黄册的资料和考证明初陈灌在主持宁国府户帖制度试点的起讫时间,可以推知小黄册制度的决策主体不可能是地方政府,一定是作为中央政府的明初朝廷,一定是大明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朱元璋。

洪武时期天长县的移民与制度

有旧谱为依据的天长县各族谱,在始迁祖的迁入时间、迁入地点、迁出地点、户帖制度、军屯制度、迁移制度等各方面,均可与《明太祖实录》《明史》与其他明代文献及地方志中记载的移民史实与制度相互印证。这样在一些官修文献完全漏载的地区,利用族谱等民间文献进行明代移民史与制度史的研究,就是一条可行的途径。

明洪武时期凤阳农政考

凤阳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故里。元末,随着朱元璋等淮西军事政治集团的崛起,凤阳地区的政治地位也日渐重要。在洪武一朝,明太祖在凤阳派驻重臣,经营屯田,免除税粮,发展生产,一定程度地扭转了元末以来两淮地区的凋敝残破局面,有利于地方社会经济的复苏与发展,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造成明中叶以后凤地人口大量逃亡,田园荒废。凤阳农业的兴衰嬗递,人口的繁衍迁移,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明代社会变迁的投影与折射。

洪武初年甘肃地缘政治与明朝西北疆界政策——由冯胜“弃地”事件引发的思考

洪武五年“岭北之役”中，冯胜彻底放弃了包括宁夏在内的甘肃行省广大地域，其原因是“惧回鹘之兵”，即惧怕当时势力正盛的东察合台汗国的东进。但北元和东察合台汗国皆受困于其他地区的军事行动，未趁机进取甘肃，而以甘肃为战略版图中的“边缘地带”。这就给明朝重新收复甘肃提供了时间与机会。但明朝在甘肃的经略也止于沙州与哈密，原因是明朝作为建立在东南部的政权，同样将甘肃地区作为“边缘地带”，满足于收复元朝旧疆。冯胜放弃甘肃的主观原因是他对甘肃中唐以来“北方民族化”的社会文化面貌觉得隔膜。明初西北疆界格局与洪武初年明朝、北元、东察合台汗国三方政权在甘肃地区形成的地缘政治格局密切相关。

重谈洪武时期的倭患

洪武时期以日本为基地的倭寇侵扰中国边境事件连续发生,对明朝国家安全和东部及东南从辽东到广东沿海漫长数千里区域民生造成严重威胁。这种威胁自元朝已经开始,不是由于明朝"禁海"而招致倭寇,而是倭寇持续侵扰而致明朝强化沿海地区武备与管理。洪武初期积极与日本南朝交涉,以求通过建立朝贡关系,形成中日和平、倭寇止息的稳定格局。但明朝在了解日本南北两政权皆在权臣控制下的局面以及交涉本身受挫后,转为消极外交,积极防御。在充分考虑洪武时期倭寇所造成的国家安全威胁及积极外交遭受挫折的背景下,可以看到洪武时期的所谓"海禁",是从属于其防御倭寇军事举措的政令,并非立意封闭国家海岸线,也不是为了禁绝对外贸易。洪武时期对外贸易仍以多种方式在多个方向发生,当时民间海外贸易也并未遭政府绝对禁止。洪武时期的御倭、对日外交努力皆理路清晰。

洪武时期高丽、李朝与明朝关系探析

明洪武初年,为了防止北元与高丽联手,明太祖朱元璋积极与高丽王朝交往,而高丽王朝面对北元与明朝两大势力一时尚未作出选择,时而对北元、明朝采取双边外交,时而弃明投元,致使两国关系十分紧张。李成桂改国号李氏朝鲜后,两国关系仍没有得到根本改善。直到明成祖朱棣即位,明朝与李朝的关系才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

明代洪武时期的内库制度

本文以实证的方法对明代洪武时期内库财政制度进行研究,指出:洪武初期,内承运、外承运及甲字等库位于内府,且都由内官进行管理;洪武中期以后,以内承运库为核心、主供御用的各子库仍由宦官负责,外承运及甲字等其他内府各库则改由文官管理;内库收入来源中既包含供给御用的专项收入,也有来自户部、礼部、工部、刑部、都察院及兵部等其他中央公共部门的收入;内库除负责皇室开支外,也有赏赐、官俸、赈济、军饷等国家公共财政开支。终洪武一朝,内库一直集皇室财政与国家公共财政职责为一体。

朱元璋治藏茶禁政策考述

"以茶驭番"和"联番制虏"是明初茶禁政策的双重目的。明初统治者对茶叶实行垄断经营,严格管理,一方面通过茶马贸易从藏族地区获得大量马匹,补充了与蒙古作战的军马;另一方面,通过官家经营、贵茶贱马、严禁私贩等一系列做法,以"茶"为载体,强化了对我国藏族地区的政治统辖。明廷严禁私贩、以茶治边,虽然含有封建压迫剥削等不公正因素,但就正面意义而言,茶叶连同茶马古道成为一条纽带,构筑起中原与边疆、藏汉等多民族之间的紧密联系,维系了祖国统一、国防巩固、中华各民族唇齿相依的历史传统。

洪武初年明、北元、高丽的地缘政治格局

洪武初年，明朝、北元政治中心皆处于东部，对地处东北亚的高丽十分重视，极力经营。洪武五年之前，明军在东北亚的势力逐渐增长，压倒北元的传统影响，高丽恭愍王王颛断绝了与北元的联系，结束了元朝、高丽传统的以政治联姻为纽带的政治联盟，与明朝建立了以“华夷秩序”为纽带的新的政治联盟。洪武五年“岭北之役”后，王颛面对北元复兴的态势与国内亲元派势力的再次活跃，采取了与北元暗中缓和关系的举措，后又在无法彻底倒向北元的情况下，选择彻底倒向明朝，征伐耽罗蒙古人，但却因此激化了与国内亲元派权贵的矛盾而被杀死，重新由亲元派权贵掌权的高丽倒向了北元。

论明初洪武时期的山东海防

明初洪武时期的海防与防御倭寇、海盗侵扰密不可分。明初洪武时期,山东是遭受倭寇侵害较为严重的地区。明太祖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山东海防:一是与日本进行外交交涉,但以失败告终;二是厉行“海禁”政策,虽对防御倭寇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其负面影响更是深远;三是加强海防建设,包括建设水军、设置沿海卫所、建立海防工事等,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由于明太祖励精图治,洪武时期的山东海防部署日臻完善,初步形成了以卫所为中心、水陆配合的海防体系。但是,透析这些措施可以看出,明初洪武时期的海防政策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已呈现出日趋消极保守的态势。

明洪武初中日僧人间的文化交往——以日僧绝海中津为例

在日本中世,以五山寺院为中心的禅僧垄断汉文学,并介入对华外交事务。自宋元以来以两国僧人交往活动(或日僧直接来华,或中国僧人赴日)为核心的中日文化交流在明洪武初仍在继续并得到新的发展。当时,作为京都五山文化代表的绝海中津亲自渡明,居留时间长达八年,习禅之余,间染汉诗,水平几敌中土。绝海虽称典型,然也浓缩和反映出其时中日文化频繁交往的情形。

明代冕服制度的确立与洪武朝调整动因浅析

在中国古代服饰体系中,冕服制度以其历史悠久、内容丰富著称于世,它既是古代国家服饰制度的出色代表,又是传统礼仪文化的完美化身,还在一定程度上承载和记录着历史的变迁。主要由朱元璋精心打造起来的明代冕服制度,虽然相比周代和唐代、宋代其使用范围被大幅缩减,但冕服制度的传统文化内涵并未受到影响。更重要的是,朱元璋通过明初冕服制度的建立和随后数次冕制的更定来加强、巩固统治,向有利于他突出皇权皇威的目的不断迈进。本文仅对明初冕服制度的确立及动因和随后在洪武朝内发生的若干次冕服制度调整内容及动因进行初步分析。

再论朱元璋的功绩与历史地位

学术界对明太祖朱元璋有不同的评价 ,本文认为朱元璋推翻元朝统治 ,统一全国 ,加强中央集权 ,稳定政治局势 ,调整生产关系 ,恢复发展经济 ,弼成“洪武之治” ,为明朝的历史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所制定的一套典章制度 ,还为明朝的长治久安提供必要的保障 ,并多为清朝所继承 ,对此后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元璋的历史功绩 ,远远超过此前的历次农民战争后那些新王朝开国皇帝 ,同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相比 ,也难分轩轾。

明正统刻本《篆书金刚经》研究

《篆书金刚经》又称《三十二体金刚经》是一部极具特色的古籍文献。文章从古今字体的演变,宋初僧人梦英18体篆书到道肯32体篆书的发展,论述了《篆书金刚经》的形成过程;着重从明正统二年刻本默庵后序、北京石景山区以壁画著名的法海寺碑文等,考证出刻书者李福善即明英宗时极有权势的太监李童;最后简述了该书的文字、艺术、历史价值。

海盐腔形成年代考

海盐腔是早期南戏的重要声腔,在杂剧盛行的时代,它的形成是由"剧"到"剧"的体系内衍生和传承,但是,南戏并不都唱南曲,南曲是南戏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是歌谣进一步发展的产物。海盐腔不仅要歌唱,还必须是具有南方海盐特色的歌唱,并最终将歌谣土调纳入曲牌体制。陆采《冶城客论》及徐渭《南词叙录》所言"南都"以"南曲北调"演唱《琵琶记》的"浙音"即是最早的海盐腔,时在明初,具体形成时间在洪武元年至十年(1368—1377)间。

《韵会定正》的韵类特点——兼与《古今韵会举要》和《洪武正韵》比较

《韵会定正》为明初孙吾与所作的韵书,此书久已亡佚,但在现存《永乐大典》和《洪武正韵笺》中保存了其一部分反切。这些反切反映出《韵会定正》韵类的12条特点,有些特点反映出通语韵母在明初的进一步变化,还有一些则透露出作者的方音。总体看来,该韵书的韵类系统与《古今韵会举要》相比已有很大发展,而与《洪武正韵》(八十韵本)较为接近。

试析明洪武朝河州统治“体统”

明初河州是中央王朝经略包括河州地区在内"西番诸卫"的起点,因置立时间最早,其本身承载的统治策略及政治倾向对于广大藏区后来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在大规模军事征服的前提下,为了在河州地区建立"体统"、形成民族国家认同,明政府采取军政合一的手段来稳定地方统治,并利用土汉混编参治、宗教力量利用、茶马经济控制、广设驿递联通等措施来固化和加强这一开辟的藏区统治新模式。此不仅为"体统"的建立和维系有重要作用,也为后来清朝对广大甘青地区的统治策略提供了较高价值的借鉴意义。

明代洪武时期北部边防的战略规划

明代洪武时期的北部边防一方面全力阻遏北元势力的反扑,巩固其在北疆的统治;另一方面着眼长远,完成奠基定制的目的。明王朝对北部边防进行了一定的战略规划,在军事部署上,在依托山川险隘构建东西呼应的外围防线的同时,重视边防的层次性,设置纵深防御带;在指挥机制上,形成了整体与局部相结合的防御体制;在后勤保障上,通过屯田解除了边军的后顾之忧,并与卫所制相结合形成了边军的自身绵延体制。洪武时期北部边防的战略规划对明代中后期的北部边防产生了深远影响。

洪武至正统年间蒙古诸部侵扰九边的时空分布

洪武至正统年间,蒙古各部不断南下侵扰明朝九边地带。这些扰边活动,其时间、地域特征显著,走向分明。深入探讨扰边活动及其背后蕴含的明蒙攻防格局演变,对于理解和分析洪武至正统时期明蒙关系变迁及其诸多关键性问题具有启示性意义。

试论洪武朝对国子监生的使用、原因及影响

在洪武朝 ,明太祖大规模的使用国子监生为官任教差遣历事伴读等 ,使国子监生活跃在洪武朝的各个舞台上 ,这与洪武朝的政治社会背景和明太祖本人的思想有很大的关系 .明太祖成功的使用国子监生不仅对洪武朝而且对随后的永乐诸朝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一些具体的使用和培养国子监生的制度也是颇有借鉴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