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僧亦俗:清中叶僧人的人际纠纷及其生活——以嘉庆朝刑科题本为基本资料

土地债务类刑科题本呈现的僧人共同体,其内容主要通过经济纠纷构成的人际关系得以表达。僧人出家改变了生命历程,僧人与俗家亲族、僧侣之间、僧俗之间,建构了三个圈层关系。出家人的人际关系首先是僧侣之间的,具有拟制血缘的特色。僧人与民人基于社会经济交往发生关系,难免引发纠纷。僧俗债务关系、雇佣关系是引发纠纷的重要原因。借助对僧人人际关系的探讨,僧人个体生命史得以彰显。下层僧人为生计忙碌,亦同俗人。

《全清词·嘉道卷》辑补47首

今从总集、别集、诗话、曲本、地方志、书画录等文献中,辑得《全清词·嘉道卷》未收之作品47首,既有《嘉道卷》已收作者的佚作,也有《嘉道卷》未及收录的作者及词作,涉及归懋仪、改琦、黄安涛、马锦、周叙、黄本敏、黄浚、麟桂、吴镐等29位作者。凡新增的作者,略考其姓氏、字号、里籍、科第、仕历、著述及其他事迹。

《全清词·嘉道卷》辑补43首

文章从总集、别集、诗话、地方志、剧本、书画录等文献中,辑得《全清词·嘉道卷》未收之作品43首,涉及黄承增、孙尔准、周介福、陈怀彦、段驯、鲍樾、来其鉴、孙赓南等27位词人。凡《嘉道卷》未及收录的作者,略考其姓氏、字号、里籍、科第、仕历、著述及其他事迹。

《黑图档·道光朝》所见盛京官地之军务用地管理

盛京官地之军务用地在《黑图档·道光朝》中主要是指盛京围场,盛京围场设置于顺治帝时期,直至清朝灭亡,其一直承担的向朝廷纳贡的使命才彻底完结。在《黑图档·道光朝》中记载着围场管理的诸多事宜,论文通过对《黑图档·道光朝》与其他相关史料的梳理,从人员管理、日常事务管理及纠纷处理三个方面探讨清朝统治者对盛京围场的管理。

嘉道时期的诗学思潮转向

清朝嘉道之际的社会处在所谓盛世滑向衰世的过渡阶段,学风、士风的变化深刻影响了诗学思潮与诗歌创作。细致入微的学术训练、程朱理学下的世界观、身份认同下社会参与意识的高涨,使理性主义的思想笼罩在嘉道诗坛上空,诗歌的价值取向也回归正统。在继续强调诗歌独创性和个性化的前提下,诗歌的政治与社会功能得到体认,个人化与纪实性成为该阶段的诗歌特征。诗学思潮则趋向敛华就实,情志并重。诗论家集中总结了清中叶以后的诗学经验,丰富了“学人之诗”的理论内涵。“以人论诗”将诗人的品行节操作为评判标准,崇“真”尚“志”,强调诗与人一。这些诗学观念既是嘉道诗坛对清前中叶诗歌的继承与反思,也是晚清志士之诗的先声。

互动与博弈:嘉道时期清朝与越南藩属关系探析

嘉道时期中越藩属关系延续了藩属体系中“字小事大”“厚往薄来”“德化四夷”等基本内涵,但由于清朝治边政策逐渐收缩,藩属体系中“不治夷狄”的基本内涵更加凸显,所以清朝对越南问题主要采取不予干涉的态度。这一时期,阮朝虽然奉清朝为“上国”,并与清朝在经贸往来、平定匪患等问题上积极合作,但由于阮朝国家意识和主权意识的强化,有意摆脱藩属体系的影响,甚至觊觎清朝领土,藩属体系下“以越南守西南”的效用并未发挥出来。同时,面对世界大变局,清朝与越南仍恪守保守心态,双方未能形成联合抗击外敌的政策,这也为咸同以后法国入侵越南并导致中越藩属关系解体埋下了伏笔。

论乾嘉时期安徽篆书发展盛况及篆书品评观——兼谈对当代篆书创作的启示

乾嘉时期安徽篆书达到空前的繁荣,以皖南地区为最,在书家、书作、书论方面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究其原因,主要是存在一个以学者、书家等士人精英群体所主导的,推动篆书创作、品评、审美的学术氛围,进而形成了“治经以识字始,作篆本于六书”和“以秦汉为师,以质厚为本”的书学品评观。在这种评论的导向下不仅孕育出了统领一代风气的篆书大家邓石如,而且使人们对篆书关注、研究和实践热忱持久不衰,影响了一批书家,形成了地域性的群体效应。这也为当代的篆书创作实践提供一点借鉴和启迪。

清中叶广西地方社会职役与治理

乾嘉时期,广西地方职役出自四个系统,即土官少数民族村寨系统,有村老、头人、狼总;保甲系统,保正、保长是负责人;还有乡约系统与里甲系统。乾隆时期,地方社会职役以保甲系统为多。嘉庆朝,保正、保长保甲系统仍占据绝对多数,新增地保、乡保,表明地方、乡约、保正(保长)三者之间在融合,地方职役有向地保发展的趋势。刑科题本揭示了民间投保、职役报案的过程,可见职役平时处理当地的经济纠纷、盗窃案件。《清实录》记载了乾嘉时期广西官府与地方职役的关系,碑刻资料还有地方社会职役实态性的记载。

集注之羽翼:刘绍攽《四书凝道录》的学术旨趣及其思想史意义

刘绍攽不仅是清代朱子学领袖李光地的再传弟子,亦是乾嘉时期汉学日炽、宋学渐微之时为数不多的以朱子学自居的学者之一。他倾心撰述的《四书凝道录》以抉发朱注本旨和重塑朱子权威为诉求,以扩俗学之拘墟,辟杂统之糟粕,校汉宋之得失为进路,呈现出推阐朱注、折中百家、批判阳明和不废训诂的学术特质,相应地涵具丰富而典范的学术史意义:一是挺立和维系朱子学的权威,延缓宋学的衰落速度;二是以个案的形式昭示着张载关学并非铁板一块的不重训诂,提醒我们注意普遍之下的个别;三是见证和助推清代中叶四书学研究向“义理纯粹、考证精密、内容切实”转变。

《全清词·嘉道卷》辑补四十二首

文章从总集、别集、诗话、书画录、地方志等文献中,辑得《全清词·嘉道卷》未收之作品42首,涉及余煌、李富孙、范锴、潘眉、孙颢元、周际华、徐善迁、朱馨元等26位词人。凡《嘉道卷》未及收录的作者,略考其姓氏、字号、里籍、科第、仕历、著述及其他事迹。

《同光年间扬州名人文稿》考论

扬州图书馆藏清抄本《同光年间扬州名人文稿》辑纂人未署姓名,据书中三则批语,可知为甘泉胡文渊抄存。该书收录求声社20位学人,于戊寅正月至己卯正月逐月会文所作。总计存录20家文42篇,诗54首,以及拟题二百余条。因诸家著述罕有传本,《文稿》所录为硕果仅存。诸家所作及拟题,以“通经考古”为重心,表明扬州学派学术传统在同光之际的延续。拟题多而成文少,折射出治学环境恶化对学术的冲击,从中可见扬州学派在晚清已呈颓势。

地域美术历史情境重建和方法问题——《青萍之末》读后兼论新时代中国美术史研究

《青萍之末》基于晚清广州书画名流谢兰生《常惺惺斋日记》勾连嘉道年间岭南的文人生活和艺术世界。李若晴从重建历史场景、活化历史人物、细节再现生活三个层次重建历史情境,将琐屑的“日记”转换成活的历史,并喻示近代中国大变局。但著作也存在对谢兰生的历史定位和客观评价不够,对谢的诗文画作缺乏定量的统计和研究,对征引画作缺乏分析阐释,缺少批判意识,未能形成变局观念,以及由史料研究难企史学高度等方面的不足。

道光时期皇太后万寿庆典承应演戏考略——以清宫南府、升平署档案为中心

道光时期是宫廷戏曲变革的重要阶段。清仁宗孝和睿皇后钮祜禄氏自宣宗即位后便被尊为恭慈皇太后,由于她酷嗜观剧,对当时内廷戏曲承应的影响很大。今存清宫南府、升平署档案文献中有大量关于恭慈太后在内廷看戏的记载,通过对比升平署成立前后皇太后万寿庆典承应演戏的情况不难发现,崇俭趋俗是道光时期宫廷戏曲嬗变的主要特点。

乾嘉时期宗学招生制度探析

清朝廷为教育宗室子弟设立了宗学,有关宗学招生人数、学生来源的规定在乾嘉时期逐步得到完善并成为定制。此前的雍正朝在招生时原则上对王公、将军和闲散宗室子弟是一视同仁的。但随着朝廷开始对学额有所限制,乾隆朝招生逐渐向上层王公子弟倾斜,旨在通过宗学提升王公子弟的清语骑射水平。嘉庆朝招生则向下层闲散宗室倾斜,更侧重借儒家伦理道德教化下层宗室子弟。乾嘉两朝宗学招生制度的变化实际上是统治者调和满汉文化的过程,其结果是满洲文化逐渐式微,“崇儒重道”理念更加深入地在统治阶层中渗透。

道咸“新学”与清代学术史研究——《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导读

王国维曾以清初、乾嘉、与道咸三点将清代学术分成三个阶段,并以“务为前人所不为”来体现“道咸以后之学新”的特色。晚清学风的明显转变影响到后来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一领域里影响最大的是梁启超、钱穆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两书基本不出道咸“新学”之大范围,而乾嘉汉学一线的观念反受到忽视,致使我们对近三百年“学术”的认知多少有些偏颇。今日要对近三百年学术进行相对均衡的系统整理,应把清代汉学一脉的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关于清学的论述汇聚而表出,使之与梁、钱二著并列而为清代学术史领域的主要参考书。

拓新·杂糅·渗透——关于嘉、道时期章回小说类型问题的思考

清代嘉庆、道光时期不少章回小说都存在着或归类混杂或难以用传统小说类型来框定的现象,究其原因,既是由此期小说题材内容的拓新、不同小说类型的杂糅引起的,也是由章回小说与其它文体的沟通、渗透而导致的必然结果。从中也可看出此期作家力图突破既定审美规范和企望改良传统章回模式的革新精神。这也决定了此期的小说类型在小说发展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与贡献。

包世臣与嘉道年间的学风转变

包世臣是嘉道年间学风转变的代表人物之一。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是他的经世思想形成早。早在1800年前后包世臣的经世思想即已形成并趋于成熟,其标志是1801年他《说储》上下二篇的成书。这至少要早于龚自珍和魏源的经世思想的形成20年左右。第二,是他的经世思想具有代表性。就包世臣的经世思想来看,具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批判旧学,摆脱汉学、宋学的束缚;二是强调学以致用,重视社会实践。这两个特征也正是嘉道时期学风转变的显著标志。第三,是他的经世思想影响较大。包世臣的经世思想主要通过三条途径发生影响:一是入幕;二是交友;三是著述。包世臣对于嘉道时期学风的转变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所谓“承上”,是继承了“清初诸老”的“实用之学”。所谓“启下”,是开启了嘉道时期的“经世之学”。

论清嘉庆道光时期的制度性腐败

清嘉庆道光时期官场全面腐败,从根本上讲,是君主专制制度和与之相适应的封建文化结下的恶果,是权力缺乏有效制约和监督,官场缺乏选贤任能、优胜劣汰的制度保障的结果,根本原因是制度问题,可以说是一种制度性腐败。

清嘉道时期的吏治危机

清嘉道时期的吏治出现了全面危机。以欺蒙、庇护、拖沓、推诿和旷职为主要内容的官场病态,形成对皇权的消极对抗;官场唯利是图,道德衰微;司法腐败;官场人才衰落,奴才庸才当道。清政府失去了对国家的有效控制而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嘉道时期的吏治危机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以及为其服务的封建道德礼教共同结下的恶果。通过对历史的反思,可以坚定中国必须走理性的民主法治之路的信念。

瘟疫与谣言——以嘉道大疫为中心的探讨

清嘉道之际全国范围内爆发了严重的霍乱疫情。疫情来得突然,传播迅猛,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对普通百姓和社会上层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大疫流行期间出现了瓜果有毒、鬼神司疫等数量众多的谣言,事实上,这些谣言是社会群体心理的一种反映,特别是民众对威胁的抵御性反应和缓解心理压力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