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武时期唐廷对西州政策的转变与上烽契文书的出现

贞观十四年(640)侯君集平定高昌国后,唐中央将内地的军政制度颁行至西州地区。自此,唐廷开始对西州进行直辖统治。但在贞观朝灭高昌国以其地置西州到武则天长寿二年(693)王孝杰收复安西四镇的这一期间,唐政府对西州的统治政策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期间经历了由放缓到加强多次转变的过程,随着武周收复安西四镇并派三万军队进行镇守,唐前期东天山地区的形势彻底稳定后,中央政府开始对伊西庭三州的军镇格局进行调控。而这一时期因为中央对西州政策发生了多次变化,进一步促进了西州“雇人上烽”现象的发展。

唐《高宗谥议》读释

《高宗谥议》是唐代皇帝谥议文中颇为独特的一篇。唐代皇帝谥号主要由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御史台等部门官员集体议定,上奏朝廷确认。《高宗谥议》的作者涉及执笔者、身份作者、精神作者等多重关系,虽以中宗口吻表达,实反映武后的意志。其按语关于“天”“皇”“大”的解释,或循旧例,或据经典,或为新创,与武后及官方的习惯说法不尽一致。高宗谥号“天皇大帝”应理解为“天皇”“大帝”的合称,文中关于高宗谥号的解释及其“九德”的过度虚美,杂糅诸家思想学说,大抵以儒家为根本,以道家为归宿。武后将高宗神圣化,与其特定的现实背景和政治用意有关。

武则天与刘洎之死

武则天与唐太宗、唐高宗父子之婚姻关系,向为人们所注目,但武则天与李治的接触及恋情关系的确立,则未被留意。对于宰相刘洎之死,史家也往往从政治斗争的角度加以分析,而忽视了刘洎与武则天、李氏父子三人之关系。唐太宗出征辽东,太子李治、刘洎及其众多嫔妃包括才人武则天等留守定州,武则天与李治恋情关系当于此时确立。太宗失利军还,虽知李治与其嫔妃厮混之事,但苦于未能明了具体对象,于是刘洎难免监视失察之咎而不得不死。其后,李治与武则天的关系还有发展,故太宗将武则天赏赐给李治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武李恋情、刘洎之死、唐太宗赏赐嫔妃、武则天二进宫等,都是当时社会形态、婚姻状况、政治趋势的反映。

留守与政局:唐高宗、武则天时期的京师留守

唐代君主离开京师长安之时,往往设置京师留守,确保统治秩序的稳定。唐代京师留守的主要职能是维系政治秩序的正常运转,但在唐高宗、武则天时期,由于李、武二氏围绕长安、洛阳展开争夺,京师留守衍生出特殊的政治功能,成为不同政治集团间政治斗争的重要工具。唐高宗即位之初的京师留守尚未体现出时局政争的明显痕迹,但从显庆年间武则天政治权势渐长之时起,京师留守逐渐成为高、武二人争夺长安局势控制权的重要工具。唐高宗去世后,武则天久留洛阳,京师留守的人选逐渐为武周宗室所占据,成为武则天在长安的利益代言人。唐高宗、武则天时期的京师留守呈现出更换频率高、与时局政争关联密切、逐渐常制化等发展特点,是唐代京师留守发展历史上的关键时期。高、武时期以后,京师留守成为唐代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至玄宗朝发展成“三都留守”之制。唐代的京师留守对五代、宋及以后各朝产生了深远影响。

武则天“建言十二事”实施及性质考论

武则天于唐上元元年提出的“建言十二事”,常被看作是毫无实质作用和影响的官样文章,或是将其视为武后权利欲望显露的表现和高宗武后间存在矛盾的证据,其中尤以第九条建言为主。建言的真正价值与积极意义并未完全得到学者的关注与重视。事实上,建言的不少举措,在高宗、武周时都得到一定程度的贯彻落实。建言不仅是改良社会的良方,还是社会变革的预兆,更可以印证高武二人的战友关系.

唐高宗新论

永徽年间 ,朝政为长孙无忌等人所控制。而武则天早在被册立为皇后之前就开始左右高宗、干预朝政 ,高宗逐渐被武则天架空 ,成为仅是李唐王朝的象征。唐高宗在位期间真正掌握实权的时候很少 ,这固然是由于高宗本性之懦及身体之弱 ,但更应看到他的智力与太宗、武则天的差距。高宗的奋争说明他并不昏 ,实际上 。

“善业泥佛像”存在时限考释

鉴于目前学界对"善业泥佛像"的模糊界定和出现的时间性问题,通过历史文献和现存实物做了几种可能的梳理。如出现时空的特定性、图像、型制与造像特点,以及善业佛铭文的表述名称、前后同类造像的比较等分析。提出"善业泥佛像"存在的时间基本在唐高宗至武则天时期,偏向武则天时期。

唐高宗武后朝郊庙歌辞的创作及其特征

唐高宗、武后(含中宗、睿宗)时期,郊庙歌辞的撰写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此时的郊庙歌辞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它不再是简单的对上天和先祖的歌颂,而是朝廷政治的最直接反映,甚至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除高宗时期郊庙歌辞数量较少外,武后前期的郊庙歌辞多为其篡唐作舆论准备。中宗和睿宗时期的郊庙歌辞,则显示出对李唐复国及拨乱反正的祝颂。这个时段的郊庙歌辞虽然歌辞拟古,文学性不强,但其政治背景及其所包含的政治意义却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