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间伊犁户屯问题再探

户屯是清代伊犁农业开发中的特殊类型,根据满文档案可知,其创办时间更可能始于乾隆二十五年。户屯构造,主要包括了商民、客民、为民遣犯和绿营眷兵分户子弟四类。户屯最早依附于兵屯,其管理实现了从理事同知向抚民同知的转变。

乾隆时期内务府包衣喜寿服饰形象设计研究——《交泰殿铜壶滴漏·前世传奇》

喜寿是乾隆时期内务府包衣,于亲蚕礼前夕负责完成交泰殿铜壶滴漏的校时工作,本文就喜寿服饰造型展开讨论。内务府包衣是服务于皇帝的特殊群体,乃皇帝家仆,属上三旗,故其身份高于下五旗包衣。有官职的包衣,服饰随品级而定,而主人公喜寿为无品级者,正史中鲜有提及这一群体的服饰形制,因此本文以乾隆年间纪实类绘画作品中的无品级内务府包衣形象作参照,以剧情发生时间为背景,结合文献资料进行综合考证,经过梳理与分析后得知,该群体的首服使用无顶珠凉帽,身服由外而内、由上及下为圆领袍、领衣、衬衣、马裤,足服为高筒靴。喜寿的服饰造型在遵照历史原貌的基础上,根据人物设定及故事情境进行特征挖掘,通过色彩与纹样的选择,增强服饰与角色、剧本的契合度。

雍乾之际厉鹗效应下广陵词坛与浙派咏物词的联通

雍乾之际,厉鹗等浙派词人寓居于扬州,以韩江吟社为阵地,大兴咏物风尚,推动了浙派在广陵词坛的词土扩张。而广陵咏物词也在“厉鹗效应”的作用下,基于扬州新生词人群体特性与本土雅俗并兼的文化气象,产生题材与思想内涵的新变,在一派清空醇雅之中,掺入扬州文化生态的市井蒸腾,不仅真实客观地再现民生风情,使咏物词具有了史料价值,亦推进了清代“词史”观的构建进程。

清代中期宫廷室内装饰中的原则与手法

清代中期是清代宫廷室内装饰重要的发展与定型时期,宫廷室内装饰受传统礼制及帝王需求等方面的影响,其发展变化的过程体现出宫廷室内装饰在设计层面上的创新。文章以此时期形成的部分重要装饰成果为案例说明,并在此基础上总结清代中期宫廷室内装饰的原则与手法。总体来说,清代中期宫廷室内装饰设计的原则手法:一是“需求与创新”:即对设计需求的回应,是此时期宫廷室内装饰的“设计动力”;二是“范式与复制”:即对设计规律的总结,可以解读为此时期宫廷室内装饰的“设计生态”;三是“规制与适应”:即对设计形式的调整,可以看作是此时期宫廷室内装饰的“设计法式”。

试论恽寿平绘画创作对雍正珐琅彩瓷装饰的影响

恽寿平是明末清初著名画家、书法家,擅绘写意山水与没骨花鸟画,其绘画作品对雍正珐琅彩瓷的装饰产生了重要影响。从绘画创作题材、绘画表现手法、绘画艺术风格等几个方面,具体探讨恽寿平绘画创作对雍正珐琅彩瓷装饰的影响。

古琴题写与乾隆的雅正琴乐观

乾隆初期,乾隆与陈邦彦、梁诗正等七位翰林词臣对宫中旧藏及新斫古琴进行了多次题写活动。这批题写诗文作品体裁不一、数量众多且普遍运用比兴之法,体现出乾隆初期清秀典雅的古琴文学美学与艺术审美。在对古琴的多次题写中,乾隆不断确立古琴的卓越地位、并阐发古琴中和节止的儒家内涵,反映其一以贯之的雅正琴乐观。大规模的古琴题写活动表现出乾隆作为政治人物在诗教与乐教上的双重意图。

论乾嘉时期安徽篆书发展盛况及篆书品评观——兼谈对当代篆书创作的启示

乾嘉时期安徽篆书达到空前的繁荣,以皖南地区为最,在书家、书作、书论方面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究其原因,主要是存在一个以学者、书家等士人精英群体所主导的,推动篆书创作、品评、审美的学术氛围,进而形成了“治经以识字始,作篆本于六书”和“以秦汉为师,以质厚为本”的书学品评观。在这种评论的导向下不仅孕育出了统领一代风气的篆书大家邓石如,而且使人们对篆书关注、研究和实践热忱持久不衰,影响了一批书家,形成了地域性的群体效应。这也为当代的篆书创作实践提供一点借鉴和启迪。

乾隆《潼川府志》文献学价值探析

乾隆《潼川府志》是在清代修志高潮下编纂的一部志书,不仅具有一定史料价值,更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主要体现在其编纂审慎、征文考据、保存佚文三个方面。是志在体例上自成一家,对所收地方文献详加考证,并辑存了一些失传文献,通过考辨相关文献,对深入研究清代地方志编纂情况,以及清代潼川府地区的历史文化风貌提供帮助。

康雍乾三代帝王赐臣子御书勾陈——以张廷玉、鄂尔泰、张照为例

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多有以御书赐臣子之举,所赐御书以福字、匾额、对联、御制诗为主,同时亦有赐所临古代书迹。张廷玉、鄂尔泰、张照在康雍乾三朝,因为各自身份和得帝王信任倚重程度不同,所得御书亦有差别。帝王所赐御书以褒奖臣子为主,一使臣子感激皇恩,二使臣子勤于政事,用心为官。君王赐臣子御书成为其巩固统治的政治手段。

消失在崇山峻岭:1781年川鄂湘山区啯噜及清廷的围剿

啯噜主要活动在四川与湖北、湖南、陕西、贵州的交界地区,这些地区是深山老林,非常适合啯噜的生存。国家的力量离得太远,派军队清剿也是鞭长莫及,啯噜子随时可以进退自如,消失在崇山峻岭。啯噜从乾隆初便在四川出现,在巴山老林不断聚集发展,形成了独特的地域和社会生态,其扩张也应该与乾隆后期整个社会矛盾的激化有关。以乾隆四十六年啯噜在川鄂湘三省交界处突然增长为导火索,在乾隆皇帝的亲自督促下,一场波及四川、湖北、湖南、贵州和陕西的剿灭啯噜的活动展开,不但最终导致了四川总督文绶被谕令撤职流放伊犁,许多州县官也因此丢掉了乌纱帽。关于四川的啯噜,学界已经有若干探讨。1949年之后,不少学者的研究,把哥老会的起源与啯噜联系了起来。然而,在哥老会自己的文件中,从来没有来自啯噜的任何蛛丝马迹。把啯噜和哥老会进行勉强的比附,其实在相当程度上是采用了清廷以及清官员对哥老会污名化的那些记录。这是官方话语霸权对边缘人群研究影响的一个非常突出的事例。

准噶尔问题视域下的清廷对俄外交实践

康雍乾时期的清廷对俄外交,以西北边疆统一和西南边疆巩固为核心,经历了一百余年的发展演变:由康熙与噶尔丹对峙时期的《尼布楚条约》及图里琛使团出访,经雍正与策妄阿拉布坦父子和战相兼时期的《恰克图条约》及两个访俄使团,到乾隆时期围绕准噶尔和土尔扈特“逃人”问题展开的激烈外交争锋,铺陈出中俄两国外交实践的丰富内涵。清廷为解决准噶尔问题延续近百年的外交谋划,构成了清朝大一统国家边疆形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康雍乾时期具有近代特质的对俄外交实践与中国传统的“理藩思想”一主一辅,形成了清廷前期外交服务内政的双轨机制。

清中叶广西地方社会职役与治理

乾嘉时期,广西地方职役出自四个系统,即土官少数民族村寨系统,有村老、头人、狼总;保甲系统,保正、保长是负责人;还有乡约系统与里甲系统。乾隆时期,地方社会职役以保甲系统为多。嘉庆朝,保正、保长保甲系统仍占据绝对多数,新增地保、乡保,表明地方、乡约、保正(保长)三者之间在融合,地方职役有向地保发展的趋势。刑科题本揭示了民间投保、职役报案的过程,可见职役平时处理当地的经济纠纷、盗窃案件。《清实录》记载了乾嘉时期广西官府与地方职役的关系,碑刻资料还有地方社会职役实态性的记载。

论清代雍乾时期四川粮食运销

通过对清代雍乾时期四川粮食运销的区域范围、运销方式、交通运输和市场格局等问题的考察,可以发现这一时期四川已成为国内粮食生产大省和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不仅本省供应充足,而且有大量剩余供政府调拨、采买以及商民贩卖,表明清初在四川颁布实施的政策取得了良好成效。同时,雍乾时期四川粮食运销之兴盛是建立在本省粮食供给有余、外部市场又有需求这样的条件之上的。嘉道以后,随着人口的增长和人地矛盾的日益突出,四川开始由余粮省渐变为缺粮省,粮食外销逐渐减少,几至断绝。随着粮食商品化前提的渐渐消失,四川粮食商品化与市场化水平遂呈愈益降低之态势。四川粮食商品化发展的这种局限性,引人深思。

集注之羽翼:刘绍攽《四书凝道录》的学术旨趣及其思想史意义

刘绍攽不仅是清代朱子学领袖李光地的再传弟子,亦是乾嘉时期汉学日炽、宋学渐微之时为数不多的以朱子学自居的学者之一。他倾心撰述的《四书凝道录》以抉发朱注本旨和重塑朱子权威为诉求,以扩俗学之拘墟,辟杂统之糟粕,校汉宋之得失为进路,呈现出推阐朱注、折中百家、批判阳明和不废训诂的学术特质,相应地涵具丰富而典范的学术史意义:一是挺立和维系朱子学的权威,延缓宋学的衰落速度;二是以个案的形式昭示着张载关学并非铁板一块的不重训诂,提醒我们注意普遍之下的个别;三是见证和助推清代中叶四书学研究向“义理纯粹、考证精密、内容切实”转变。

清乾隆时期西湖行宫园林区复原探析

西湖行宫位于杭州西湖孤山,是清帝南巡驻跸杭州的居所,乾隆时期西湖行宫园林在原圣因寺山园的基础上扩建而来,咸丰十年因战乱毁坏未能重建,现仅存遗址。基于对现存历史图像、文字资料的整理和行宫园林遗址现状的三维激光扫描测绘,同时参考清代西湖周边及江南传统园林同类建筑实例,对乾隆时期西湖行宫园林的整体格局和园林建筑、水体、假山、植物等要素进行复原。在复原基础上,总结西湖行宫园林的造园特点为:因山构园,错层相望;院落结构,迂回串联;八景题名,景境相生。

乾隆年间陕西粮价波动研究

本文以王业键先生编辑的清代粮价资料库中的粮价数据为基础,具体考察了清乾隆朝年间陕西12府的粮价波动情况。研究表明,乾隆年间,陕西省粮价波动主要受到自然灾害因素的影响,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刺激了粮价的上涨。战争也是导致陕西粮价在短期内发生剧烈波动的关键性因素,特别是在清王朝统一新疆的过程中,为了就近供应军粮,清王朝多次由陕西采买和调拨粮食,使得陕西的粮价波动明显。同时,通过运用乾隆年间陕西小麦价格变异系数及相关系数的分析方法得出,乾隆年间陕北和关中地区市场整合程度,相对陕南地区来说较高,但从全国范围来看,陕西整体的市场整合程度较低。

名物“如意”与《红楼梦》的创作年代

如意是中国特有的一种象征吉祥的传统名物,清朝中期是如意发展的鼎盛期,乾隆帝除了大量在民间收集和接受地方官员进贡的如意外,还让宫中的“造办处”去制作。《红楼梦》中有关于如意这种名物的很多描绘。本文从新的视角论证了《红楼梦》创作于乾隆时期。依靠名物对古代文学作品进行断代,是被学术界认可的一种研究方法。

乾隆朝总督大学士群体探析

总督大学士,即兼任地方总督的大学士,作为雍乾二帝对大学士制度的改革与创新,首次出现于雍正末年,群体性的形成开始于乾隆朝,并活跃于清代中后期。文章通过对乾隆朝12位总督大学士的任职背景、仕途履历与在任情况等信息进行分析,进一步了解到该群体皆是能力突出、军功卓著、资历丰富的高素质官僚集团。他们是皇权的分化和延展,对稳定内廷、外朝具有重要作用。

乾嘉时期宗学招生制度探析

清朝廷为教育宗室子弟设立了宗学,有关宗学招生人数、学生来源的规定在乾嘉时期逐步得到完善并成为定制。此前的雍正朝在招生时原则上对王公、将军和闲散宗室子弟是一视同仁的。但随着朝廷开始对学额有所限制,乾隆朝招生逐渐向上层王公子弟倾斜,旨在通过宗学提升王公子弟的清语骑射水平。嘉庆朝招生则向下层闲散宗室倾斜,更侧重借儒家伦理道德教化下层宗室子弟。乾嘉两朝宗学招生制度的变化实际上是统治者调和满汉文化的过程,其结果是满洲文化逐渐式微,“崇儒重道”理念更加深入地在统治阶层中渗透。

乾隆《成窑鸡缸歌》在19世纪英国的翻译与传播

乾隆《成窑鸡缸歌》英译本是19世纪英国汉学过渡时期的重要成果之一,曾于1809年和1816年两次在伦敦出版,译者均为斯蒂芬·韦斯顿。译本诗稿来自一个中国瓷杯,韦斯顿借助多部西传欧洲的汉语字典及当时欧洲各国的汉语研究成果完成翻译的。由于韦斯顿不了解原诗语言形式,1809年的译本出现了严重的断句错误,1816年的修订版翻译质量较高,但仍存在不少错误。《成窑鸡缸歌》英译本体现了乾隆诗歌在19世纪英国知识阶层的实际影响力和英国早期业余汉学家的汉语认知水平,彰显了中国物质文明在中英早期文学交流中发挥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