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据时期朝鲜与台湾地区公医制度比较研究

为了填补医疗卫生之空白而实行的台湾地区公医制度,1913年在朝鲜同样实行了。两地的制度本身很相似,不过制度的实施效果却相当不一样。首先,台湾地区公医每个月要提出公医报告,但朝鲜公医没有这种义务,这种差异造成两地医疗卫生统计水准的显著差距。其次,台湾地区公医组织公医会,相互交换有关医疗的资讯,但朝鲜公医没有类似组织。再次,台湾地区公医跟警察合作紧密,而在朝鲜没有公医和警察之间的紧密合作。而且台湾地区公医分布密度比朝鲜高,这一点影响到两地民众利用医院的频度和传染病的防治。相关史实显示,日据时期朝鲜的公共医疗卫生网络不如台湾地区组织紧密与有效。

“自反”的历史--上海沦陷时期李健吾的历史剧书写

《阿史那》与《王德明》是李健吾于上海沦陷时期改译自莎剧的两部剧作,二者共同呈现出历史剧特有的自反性构型。这一构型不仅在作品的美学形式与主题学层面得到显现,同时也与剧作者彼时的生命经验若合符节。李健吾的历史剧书写以古今中外的自由转换打开历史与现实的想象。此外,它们也是李健吾的文学理想与戏剧商业利益折中调和的产物,凝聚着剧作家在沦陷时空下的伦理认知、身世抱负与隐微心史。

近十年日本学界日据时期中国台湾文学研究的批判性考察

随着日本学者的世代更替和社会思潮的变化,近十年日本学界日据时期中国台湾文学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等发生较大变化,产生了很多新的学术增长点。主要有:继续深耕新史料的开掘和整理;在中国台湾生活过的部分日本学者也开始介入日据时期中国台湾重写文学史运动;第一部由日本学者合著的中国台湾文学通史面世;运用“外地日本语文学”框架阐释日据时期中国台湾文学的日语写作;开启日据末期中国台湾文坛中国古典的翻译或翻案、殖民地的杂志研究、儿童文学研究。但遗憾的是日本学界的很多研究依然难以跳出帝国视角的藩篱,有意遮蔽隔断历史,“脱帝国”课题依旧任重道远。

抗战时期北京“雅言”词人群的创作观念及写作策略

在日伪政府“和平文学”的鼓噪下,沦陷区出现新文学衰落、旧体文学鼎盛的格局。《雅言》是此期北京一带影响最大、集聚传统文人最多、成就亦最高的旧文学刊物。它并不是伪政府的喉舌,然迫于政治压力,所刊诗文亦多脱离现实、流于虚浮。“词录”部分也出现配合政治趋势的雅化现象。但部分词人,巧以雅化为遮掩,行比兴寄托之实,传达家国沦陷的现实悲愤。从而构建起华丽辞藻表象下空虚与质实并存的文学空间。这既是政治高压下的生存策略,也是对和平文学的变相反驳。《雅言》文人创作的复杂形态揭示了沦陷区文学叙述的现实困境,雅词创作的成功则彰显出旧文学艺术范式的丰富性和情感内涵的深刻性。

当代中国台湾历史小说中的日据时代书写——以《花开少女华丽岛》《大港的女儿》为中心

杨双子《花开少女华丽岛》(2018)、陈柔缙《大港的女儿》(2020)作为重写日据时代的历史小说,近年受到中国台湾文艺界的推介与讨论。两篇小说皆透射出自当代回返殖民时代时既连续又断裂的历史书写,可通过两部文本的对读来分析小说家重述历史的策略。首先经由梳理殖民历史在台湾地区不同时期的解读,以及“历史小说”作为一个书写门类在中国台湾文学场域的意义流变,并以“日据时代”和“历史小说”定位两部小说;其次分析两部小说为何倾向于以“少女”和“都市”为主要元素结构全文;再分析两部小说中叙事作为构造认同的实践性特征,其“本土话语”是通过想象台湾地区少女之于殖民者的某种“胜利”而达成的:在小说叙事中,并不坚持弱者的哲学,而是蕴含着取代殖民者的希望;最后,对两部小说及其中蕴含的本土叙事提出反思,指出当下中国台湾历史小说具有感觉结构混杂的特征。

德占时期青岛工业遗产及其保护与再生利用研究

在当前城市更新的语境下,作为主要存量用地之一的工业遗产,其保护与再利用成为包括青岛在内的我国城市更新的重要内容之一。德占时期工业遗产是青岛所有工业遗产中历史最长,特色最鲜明及最具价值的部分,研究德占时期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再利用的方法和策略对于青岛的城市更新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通过文献研究和实地调研,对青岛德占时期工业遗产的类型、特征以及保护与再生利用模式和现状进行了系统研究,指出不同保护与再生利用模式的特点、适用范围与局限,扩展了青岛工业遗产保护与再生利用研究的视野和范围,对青岛的城市更新产生积极作用。

后腹腔镜肾上腺切除术的围术期护理

[目的]总结后腹腔镜肾上腺切除术的围术期护理措施。[方法]回顾性分析48例后腹腔镜肾上腺切除术病人的临床资料。[结果]本组病人均手术成功;术后无一例发生高碳酸血症,3例出现皮下气肿,均未出现伤口渗血;住院时间平均为7d。[结论]加强后腹腔镜肾上腺切除术的围术期护理是手术成功的重要保证。

沦陷时期南京的人口变迁和市民生活

南京是中国具有悠久历史的大城市,1927年成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首都,市面繁荣,人口激增;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后,1937年12月这里成了日军血腥大屠杀的屠场,此后八年,又是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及其所扶植的汪伪中央政府所在地,是日伪统治的核心地区,因而,研究抗战时期南京的城市人口变迁和市民生活状况,对深入了解日本侵华战争与殖民主义统治给中国带来的深重灾难,了解中国城乡人民不屈反抗斗争的原动力,了解日本侵华战争与殖民主义统治失败的必然性,具有典型的意义。

荷兰城市改造与复兴的三个阶段与多种策略

荷兰的城市改造与复兴代表了西欧国家城市改造与复兴的典型历程,先后经历了旧城改造与物质更新、新城社会复兴,以及城市棕地复兴等三个明显的发展阶段。本文分析了荷兰在三个阶段不同性质和不同特征的城市复兴过程中面对城市问题所采取的不同策略,以期对我国的城市复兴有所启示。

八年沦陷期间北平城市地域结构的变化

以档案、统计数据、地图及其他历史文献材料为依据 ,研究八年沦陷期间北平城市地域结构的变化 ,重点讨论城市人口 (包括市民与侨民 )的数量增减、地域分布特征及其历史、经济背景 ,分析在日本侵略与殖民政策之下初步实施《北京都市计划大纲》对城市建筑、功能区和城市设施建设所产生的影响 .

沦陷时期的天津商会与税收征稽——以所得税、营业税为例

在商会与政府的交涉之中,税收向来为重要议题,商会的抗税与减税行动在研究中也广受关注。本文讨论的不是商会如何抗税,而是其在沦陷区的税收体系中处于何种角色。在天津沦陷后,日本占领当局及地方维持机构仍然看重商会的组织力,并企图强化之为经济控制及殖民统治服务。在税收层面,天津承继战前税制以为财政之税源根基。在战时的所得税、营业税的征稽过程中,商会在反复呈请减税、维护集体协商权、参与营业税代征等方面有突出表现。显示在商会经过改组而为亲日商人掌控的情况下,商会之自治性及权威性大为削弱,但受商人利益及会员民意之驱动,仍尝试在协征过程中寻求减负时机。

德占时期青岛城市建设的特点与启示

青岛是一个新兴的近代城市,德占时期青岛城市建设有许多特点:青岛完全是一座根据现代城市理论新建的城市;青岛城市建设伊始,便有明确的总方针;德国殖民地当局制定了严格的城市规划;在城市管理方面,德国人基本上是依靠法制进行的;德占时期青岛城市建设由德国殖民地政府主导,建成了典型的欧式城市,奠定了中国近现代青岛发展的基调;与省内济南和烟台相比有先进之处;德占时期青岛城市建设深深地打上了殖民地的烙印。认识德占时期青岛城市建设特点,总结经验教训,对于今天从事城市建设有许多重要启示:城市性质左右着城市发展的方向和布局形态;城市规划是城市建设的依据和龙头;制定城市建设、城市管理的法律、法规,这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城市建设应体现城市的文化特色。

东北沦陷时期日本奴化教育及其危害

东北沦陷时期,日本侵略者灌输"中日亲善"、"共存共荣"、"东亚新秩序"等奴化思想,企图彻底泯灭东北人民的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变成任其宰割的奴才。奴化教育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重要殖民政策之一,它形成了一套严密的教育体系,并采取了强制性的措施,试图摧跨民族反抗精神,使东北人民陷入没有追求、没有知识、没有爱国热情的愚昧境地,使中国永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试析东北沦陷时期伪满教育方针的殖民文化特征

论文以《奉天教育》杂志和《东北沦陷十四年教育史料(一)》为基本材料,通过对殖民者文本与被殖本者文本的解读,透析东北沦陷时期伪满教育方针的殖民文化特征。具体概括为:以排斥中华民国教育为提出伪满教育方针的基本前提;以天皇体制的"王道"之治为确立伪满教育方针的理论基础;以"日满一体"为实现伪满教育方针的终极目的。力求揭示历史上日本侵略者对东北三省学校德育的严重文化伤害,反驳日本右冀对东北殖民地教育史的美化,以促使日本能够正确认识文化殖民的非法性与不合理性。

日据至光复初期台湾博物馆管窥

日据至光复初期台湾的主要博物馆有4个,其中首推台湾总督博物馆,次为台中教育博物馆,台南教育博物馆,嘉义通俗博物馆。台湾总督博物馆,是台湾最早的博物馆,历史可追溯到1899年;1945年台湾光复,改称为台湾省博物馆。此外,当时台湾的部分院校和科研机构,亦设置有博物馆、植物园及小型的陈列馆或标本室。

从《孽海花》《续孽海花》人物谈 看上海沦陷时期的掌故热

1937年11月至1945年8月,日军占领上海并扶植傀儡政权。在近八年的沦陷时间里,上海的文史类期刊上飘起一股"清谈掌故"之风,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有愈演愈烈之势。这些掌故文章一方面有其自身的内容和写作特点,展现了历史研究的价值;另一方面也体现了部分文人学者在特殊历史时期不甘附日、又不敢反日,乃至最后走上歧路的复杂心态。

论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化的作用

抗战时期的沦陷区文化是抗日战争中整个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全国文化的策源地,对全国各地抗战文化的生成、兴盛起了积极的作用。沦陷区文化界,以救亡文学、救亡戏剧、救亡电影、救亡音乐等为热点的文化活动如火如荼,深深地鼓舞着全国文化界,她的发展,为全国抗战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精神基础。建立文化界的统一战线组织,坚持抗战文化面向人民大众,激励民众的抗战热情,提高民众的觉悟,为全国提供了文化为抗战服务的经验和样板。撤离沦陷区的文化人分散到全国各地后,成为推动各地抗战文化事业的主力军和"领头羊"。

荷据时期中国内地商人在台湾地区的发展

荷据时期中国内地商人在台湾地区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早期是因跨海贸易有些大商人移往台湾地区;1640年大员转口贸易衰退后,长期在岛内经营的另一批商人接踵而起。这些中国内地商人在台湾地区的经营涉及商业贸易、土地投资和收税承包等领域。伴随着大批闽南移民进入台湾地区,这些商人“头家”扮演着组织者和领导者的角色。同时,又把两岸贸易与海外贸易结合起来,海峡两岸的商业网络得到进一步扩展和增强。中国内地商人在台湾地区的活动逐步蚕食了荷兰人的殖民利益,导致在台闽南人社会迅速成长,台湾地区社会的内附趋势越来越明显。

论抗战时期华北沦陷区的“村政建设”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日本在国际上更加孤立。在物资贫乏、战争迁延日久、军需储存消耗殆尽、兵源枯竭及劳动力缺乏的情形下,日军对华北的依赖性日益加大。在华北,丰富的资源和广大的人力散布在农村,而农村又掌握在中国抗日革命的势力手里,华北日军只控制着寥若晨星的点和线。华北日伪通过"村政建设"向敌后抗日军民展开农村争夺战。"村政建设"主要源于中国历史上统治者控制乡村的统治术,也仿效了日本和伪满洲国的"街村制",体现了日伪利用中国旧有制度,实行法西斯统治的狡诈性。其目的在于根绝共产党及八路军抗日活动的民众基础。随着日军无条件投降,华北日伪的"村政建设"彻底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