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党籍碑》的面相与党人家族命运——崇宁党禁的家族视角解读

元祐党籍碑是北宋晚期党争白热化的产物,是崇宁党禁的重要展现。能名列此碑的多系家族核心成员,同入党籍的以父子、兄弟、子侄、舅甥关系为主,族运兴衰往往系于族内党人的处境。崇宁党禁期间,党籍碑作为黑名单存世,得势的蔡京集团对入籍党人严加惩措,追贬已故者,贬锢在世者,对党人家族的仕途、学术、交游、婚姻都造成恶劣影响;靖康元年解除党禁,党籍碑遂成为白名单,党人子孙凭此以受推恩,他们记录或重刻此碑以扬祖德。通过对东莱吕氏、南丰曾氏、贡川陈氏的考察,可知遭遇酷烈党禁时,仅依托政治立身的家族会大受牵连,复合型家族虽然抗风险系数更强,但也颇受影响,阀阅世家或由政入学,或逐渐衰颓,而一般党人家族甚至全面凋零。

论崇宁年间宋徽宗与蔡京的矛盾和妥协

崇宁元年(1102),宋徽宗起用蔡京为相并命其提举讲议司,推行绍述神宗、哲宗变法的政策。蔡京权势随着绍述之政的顺利铺开也得到扩张,为保固权位,蔡京不惜广植党羽、布结私恩,甚至伺察宋徽宗之动静。二者矛盾逐渐积累,并以对辽、夏的和战问题为导火线,集中爆发于崇宁四年(1105),导致崇宁五年(1106)宋徽宗以星变为由首次罢去蔡京相位。但宋徽宗随即迫于复杂的政治与经济形势复相蔡京。蔡京罢相的失败是宋徽宗的一次政治挫折,也是宋徽宗统治特点与北宋晚期政治生态的转折点。

北宋前中期士人谏议心态演变与贬谪文学书写——以谏官及谏诤意识强烈的士人为中心

北宋前中期谏官制度逐渐完善,与之相关,士人谏议心态亦发生了新变。前期谏官及具有谏诤意识的士人出于职责、道德品质的追求,有直言进谏的意愿。中期形成了特殊的舆论环境,士人名节意识浓厚。谏官及谏诤意识强烈的士人逐渐形成了不苟同时俗、砥砺名节、不以贬谪为意的谏议心态。在分析谏官制度、谏议心态相关问题的基础上,文章以北宋前期的王禹偁、田锡,中期的范仲淹、欧阳修、苏舜钦等曾任谏官或谏诤意识强烈的士人为个案,进一步考察了谏议心态变化对士人贬谪心态、贬谪文学创作产生的影响。由此可以窥见北宋前中期士人的贬谪心态、贬谪文学观念、创作等呈现出的新特征,以及其与谏议心态演变之间的内在关系。

宋代政务处理中奏议留中的非制度性现象——以宋仁宗时期为中心

皇帝通常对既定政治制度不能随意兴废,但可在政治运行过程中使非制度性政治行为常态化。宋仁宗时期,政务处理空间后移,官员奏议多呈送禁中,待君主以文书裁定。在这一过程中,仁宗有意扩大了留中奏议的范围,使得奏议留中成为奏议处理的常态化手段。当皇帝留中奏议,欲以己意下发诏令时,若两制官员以缴还词头的方式阻滞政令下达,皇帝则会以熟状或内降的形式下发政令,从而绕开两制官员。官员对奏议留中的异议多针对政事本身,并不针对将留中作为奏议的处理方式。非制度性奏议留中这类政务处理方式有效弥补了正式制度的缺陷,使得君主的政务处理方式更加多元且富有弹性。

北宋前期熙河蕃部地缘关系考

宋初熙河蕃部众多,部族强盛,初受凉州六谷联盟指挥,在疏通贡宋道路,抗击夏州党项方面,发挥关键性作用。熙河蕃部被夏州党项分化后,六谷联盟遭受重创,最终走向覆灭。失去依靠的熙河蕃部,转而依附于河湟宗哥联盟,继续充当宗哥联盟贡宋抗夏的中坚力量和主要媒介。宗哥联盟崛起后,为谋求更大权益,公然对宋开战,最终遭遇惨败,作为急先锋的熙河蕃部,在此役中遭受重创,转而依附于瞎毡政权,恢复贡宋抗夏的政策。熙河蕃部在宋初虽有反覆,但总体来说,贡宋抗夏是主流政策,这对宋初边防稳定的维持,丝路中继贸易的开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两宋园林的变化看南宋园林艺术特征

论述了两宋园林审美从大尺度到精致化、从理想化到残缺美、从平远到深远之嬗变,相对于北宋,认为南宋园林多了几分雅俗共赏、闲适优雅的生活情趣,适应于江南的自然环境,山石经营"叠置有峰",园林理水变化多端;园林建筑纤巧多变,群体组合错落致密;园林栽培技术成熟,花木繁盛,突出了植物在题名点景方面的文化意蕴。总结出南宋园林逐渐远离了"平远、壮美、雄浑"的境界,日益"诗化、画化、精致化",显现出"巧趣柔美、清雅俊逸、精深幽邃、幻化多致"的写意特征。

北宋后期吐蕃内附族帐考

北宋后期,在政府大力招抚的民族政策影响下,河湟陇右地区诸多吐蕃部族相继内附而变为熟户,纳入北宋王朝统治之下。还有一部分吐蕃部落族帐受抚绥优待政策之感化,自愿归顺北宋,接受其统治。吐蕃部落族帐的内附,促进了藏汉经济文化交流以及西北边疆的开发,在藏汉民族关系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历史与符号之间——试论两宋对冯道的研究

冯道是著名的政坛"不倒翁",五代文官的标志性人物。他从最初备享尊崇,到后世饱受诟詈,其间转折正发生在宋代。北宋初期,冯道享有盛誉。中后期开始受到批判,但仍有褒扬。南宋期间,冯道被全面否定,蜕变成一个"奸Z无耻"的意识形态符号,并影响及后世。这些不同的评价,体现出两宋不同的社会政治特点与文化思潮。

北宋元祐后期政局探析——以刘挚事迹为中心

北宋元祐五年,刘挚被太皇太后高氏任命为宰相。任相之后,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力图巩固权位,清算异己,最终却在政争中以惨败收场。透过刘挚的进退沉浮,可以看出,元祐后期旧法派内部出现了无法弥合的裂痕,力量对比日渐朝着有利于新法派的方向演进,高氏苦心经营的"更化"路线已难以维持,中枢政局的剧变正悄然临近。

两宋之交真率会考述

真率会是宋代文人宴饮聚会的一种流行形式,由司马光、范纯仁等人于元丰六年(1083)闲居洛阳时所创,成员皆为年高德劭位尊的耆宿老臣,蔚为一时之盛,且后世相继而作者绵延不绝,并出现了不少新的变化。作为真率会流变的第一个阶段,两宋之交的真率会不仅数量较多且富有鲜明的特色。这一时期可考的真率会有十个,特点主要有五个方面:地域分布的广泛性与成员的多样性;在岭南地区的集中出现;对耆老会限制的突破;对真率会先贤的仰慕;对真率先贤在野身份与心态的感同身受。

《考古图》《重修宣和博古图》的青铜器纹饰研究

《考古图》和《重修宣和博古图》奠定了青铜器纹饰研究的基础,开创了诸多有价值的研究方向,并在纹饰定名、按纹饰对青铜器命名及分类、纹饰意义分析、依据纹饰断代、创立"标准器断代法"雏形、探索纹饰与器物功能的关系、探索纹饰的组合意义以及分析纹饰铸造工艺等方面,切实推进了青铜器纹饰研究的发展。

我国古代法律文本中的嫁妆——以北宋仁宗和哲宗时代为中心

在仁宗和哲宗时代,与嫁妆相关的国家法律文本被重新修订,修订的趋势是嫁妆类法规的日趋细密,修订的结果是承分人序列的增加和改变。所有这些都反映出北宋中后期的户婚财产立法宗旨:在照顾血缘亲情和同居之谊的同时,通过法律手段对社会财富进行再次分配,以消弭争讼,稳定社会,同时兼顾社会养老问题。

魏晋南北朝《诗经》学主要发展阶段及其特点

魏晋南北朝《诗经》学是经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今文三家《诗》衰微,《毛诗》一统天下,《诗经》的文学特性得到更多关注。魏晋与南北朝《诗》学又各具特色。魏晋《诗经》学存在郑学与王学之争,论争激烈;南朝《诗经》学注重阐发义理,北朝《诗经》学注重名物训诂。

海盐腔形成年代考

海盐腔是早期南戏的重要声腔,在杂剧盛行的时代,它的形成是由"剧"到"剧"的体系内衍生和传承,但是,南戏并不都唱南曲,南曲是南戏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是歌谣进一步发展的产物。海盐腔不仅要歌唱,还必须是具有南方海盐特色的歌唱,并最终将歌谣土调纳入曲牌体制。陆采《冶城客论》及徐渭《南词叙录》所言"南都"以"南曲北调"演唱《琵琶记》的"浙音"即是最早的海盐腔,时在明初,具体形成时间在洪武元年至十年(1368—1377)间。

略论北宋后期士风的变化

受党争影响,北宋后期的士人一改北宋中期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士风,表现出一种偷安自适、任性逍遥的精神风貌,入世意志大为淡化。北宋后期士风的变化,说明同中国古代文人的心灵历程一样,北宋文人士大夫的思想意识基本上也是儒道互补的矛盾构造。

我国北宋时期繁盛的民间体育对民族体育文化传播的影响——《水浒传》评析

《水浒传》描写的是北宋时期的史诗,民间体育活动的繁盛导致出现了众多的武林高手和体育竞技明星。《水浒》英雄的出现不是无水之源、无本之木。我们不仅从中可以获悉到体育文化传播的巨大魅力,而且又能产生受众深远的巨大作用。反观从"个人英雄"步入"文化传播"的中国功夫,就是要努力铸就具有中国特色、民族品牌与精神气节的体育文化体系,以此而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曾布“奸臣论”辨析——立足于北宋中后期党争的考察

曾布生活在北宋新旧党争最激烈的时期,其一生荣辱与北宋新旧党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反映出强烈的时代特征。元代史官将曾布与蔡京之流同入《宋史.奸臣传》,后人对此存在争议。如果脱离党争的成见,用专制社会普通官僚的标准对曾布进行评价,则曾布有才干,德行亦不至于如《宋史》所言的那样不堪,虽有弄权行为,但还不至于达到祸国殃民的程度,象他这样的官僚在中国历史上何止千万。在此事实面前,所谓的"曾布奸臣论"当不攻自破。

士风重建与人物书写:以陶榖形象的塑造为例

陶榖曾先后在后晋、后汉、后周和北宋任官,是五代宋初文人的典型代表之一。其性格偏激急躁,追求名利,行事作风为当时人和后世所诟病。然而,陶榖的形象通过史料和文学作品的加工处理而典型化、脸谱化,并不能够完全反映其真实面目。通过对陶榖家庭背景和行为的具体分析,可以对陶榖其人有更加真实全面的了解,同时也能够更好地认识五代宋初所面临的士风重建问题。

北宋时期商税波动及其原因分析

北宋时期,商税呈现明显的周期波动特征,引起北宋商税周期波动的主要因素是战争和自然灾害。由此反映出的经济意义是:农业部门对北宋商品经济的发展贡献率高;政府作为最大的商品购买主体对北宋商品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

北宋前期审刑院与宰相的司法复审权

审刑院设立于宋太宗淳化二年,罢废于神宗元丰三年,专门负责天下上奏的疑难案件的复审工作,是北宋前期国家最高司法机构之一。审刑院的设立,对宰相的司法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双方对中央司法复审权的争夺十分激烈:在宋初,宰相拥有充分的司法复审权;太宗淳化二年审刑院设立后,宰相淡出司法复审领域,审刑院完全掌握了复审权;从仁宗中期开始,随着相权的整体攀升,宰相的司法权不断扩大,最终使审刑院由独立于宰相到沦为其附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