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字本义的“帝自称说”汉字字源学考辩——基于“炎黄崇拜”假说

“余”字本义释义存在多种解说。但究竟哪种解说合乎逻辑思辨和推理的科学性标准,需要进行汉字字源学层面的考证辨析。该文提出“余”字本义的“帝自称说”,借助“炎黄崇拜”假说的理论工具,从“余”字字族、“亼”字字族、专有名称、专有地名、专有自称5个维度进行了系统的考辩,得出“余”应为上古华夏文明中帝对自己的专有称谓,“余”字造字构型应当从亼从木。其中“亼”字字根代表了“△”形帝陵、神庙或神坛,是“炎黄崇拜”的标志性建筑形制;“木”字字根为“炎黄”二帝来自神授之权杖的简体造型。该文的探索性研究旨在为“余”字本义的“帝自称说”提供有力论证的同时,亦能够验证“炎黄崇拜”假说在建构汉字字源学理论体系中的有效性。

《黄氏补注杜诗》黄鹤成书刊刻时间考辨

《黄氏补注杜诗》是南宋黄希、黄鹤父子共同完成的一部重要杜诗注本,其成书乃在黄鹤之时。关于黄鹤完成及刊刻其书的时间,学界主要有宁宗嘉定年间(1208—1224)说、宁宗嘉定九年(1216)说、光宗时(1190—1194)说、理宗宝庆二年(1226)说四种看法。导致这些歧异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黄鹤《年谱辨疑后序》署宁宗嘉定九年(1216),董居谊《序》、吴文《跋》署理宗宝庆二年(1226),两者有异,且相差十年余;二是对于书中避讳,学界一直认为止于光宗之嫌名,认识有误。其实黄鹤生前当有过两次刊刻,书中避宋讳并非止于光宗嫌名,而是止于宁宗之嫌名“廓”字。黄鹤初刊应在嘉定初年(1208)至九年(1216)之间,重刊应在嘉定末年前后(1224年前后)。

炎黄时代与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

炎黄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这是数千年来中华文化发展形成的共识。中国古代文献记述中的炎黄时代的各种事物与事件,大都属人文肇始至中国国家形成时期。依据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并结合文献记载,神农氏与炎帝分属两个历史时期。炎帝时期(狭义的炎帝时代)相当于考古学揭示的公元前4000～公元前3000年时期,是中国文明的起源阶段;黄帝时代(五帝时代)相当于考古学揭示的公元前3500～公元前2000年时期,可以分为黄帝时期、颛顼帝喾时期、唐尧虞舜时期早中晚三个阶段,是中国文明形成时期中的三个阶段。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先是小区域内没有"王权"的"古国文明",而后是产生初具"王权"而缺乏有序管理机构、仍然是小区域特色的"古王国文明",最终形成以中原为核心兼具四方文化特色的具有王权与王室文化特征,以及具有初步完备的社会管理体系即国家管理体系的"王国文明"。"红山文明""良渚文明""陶寺文明"分别是中国文明形成三个过程的代表。

从“涿鹿”、“浊鹿”再到“浊卤”——关于“炎黄大战蚩尤”的文史追踪

《史记·五帝本纪》开篇记述的"涿鹿之战",《逸周书》称是炎黄结盟打败了蚩尤。双方交战地点"涿鹿",司马贞释为"浊鹿",实应释为"浊卤"。"浊卤"即运城盐池,是蚩尤和炎黄两大部族在中原地区的原始居地之一。夺取盐池的根本原因,在于获得宝贵的物质财富和夺取中央大地的统治权。

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学理问题

中华文明五千年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个历史学命题。然此命题的形成过程和计算方式,长期以来缺少合理的说明。一般认为黄帝时代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开端,但传说中的黄帝距今不到五千年。考索文献记载,可知黄帝之前还有一个炎帝主宰当时部落联合体的时代,其时文明因素灿然大备,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当肇始于炎黄时代。炎帝时代历时500年,继之包括黄帝在内的五帝时代历时588年,则公元前2070年夏朝建立前的炎黄五帝时代长达一千余年,大体相当于考古学上的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时期。以此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发轫期,则中华文明五千年不为无据。五千年来,虽然历经艰难与曲折,但中华文明的发展始终不曾中断,始终以其伟岸的身姿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之辨

从谁是中华故地上与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血缘和文化传承关系的最早居民、谁在中华远古史上最早拥有或传播了龙文化、创造了文字和历法等 ,论证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不是黄帝和炎帝 ,而是伏羲氏。

从救东瓯到伐闽越:建元年间汉朝对外战略新变及其意义

从救东瓯到伐闽越,汉武帝即位初一改汉初"毋动为大"的保守立场,显露出扶义征伐、塑造大汉庄严形象的新动向。围绕武帝新朝对外战略的变化与否,淮南王刘安力主汉廷当珍惜汉兴70余年和平大局,继续以休养生息、安顿民生为要务;中大夫严助则申言大汉应"为天下宗"而主持天下正义,申言出师征伐以确保中国安全的必要性。严助的言辞雄迈激越,道出了武帝时代的内在意志与要求。

“巡狩”：文明初期的交通史记忆

炎黄传说体现交通发明对文明进步的影响。先古圣王"巡狩"的传说记录,也保留了交通史的宝贵信息。舜、禹及周天子"巡狩"故事反映了交通实践与执政能力的关系。秦汉时期经儒学学者经典化了的"巡狩"传说,其实可能部分反映了远古交通进步的真实历史。秦始皇的出巡经历,有人也以古帝王"巡狩"相比拟。考古发现的早期交通遗迹虽保留信息有限,但是文化意义十分重要。今后考古工作的收获,将推进早期交通史和早期文明史的研究。

伏羲炎黄尧舜故里考

湖南是中华文明的最早发祥地,是中华龙凤文化的最早家园,根据丰富的历史典籍、出土文物和方志家谱等民间民俗文化资料研究证实: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太皞伏羲氏公元前5800年左右诞生于湖南怀化的洪江高庙;炎帝神农公元前5080年辛巳诞生于湖南怀化的会同连山乡;黄帝轩辕氏公元前4660年左右诞生于湖南的长沙寿丘(即今岳阳君山的轩辕之丘);帝少皞青阳氏公元前4600年前诞生于湖南怀化芷江县;颛顼公元前4491年诞生于湖南怀化会同县的若水镇(或洪江的高庙);尧帝放勋公元前2317年甲申诞生于湖南株洲市攸县皇图岭镇;舜帝重华公元前2277年甲子,诞生于湖南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此外,战神蚩尤和"霸九州""平九土""步十日四时"的江淮"水正"共工等人亦于公元前4300年以前分别诞生于湖南娄底市的新化大熊山麓和怀化洪江的高庙。

战神蚩尤研究——兼谈蚩尤与炎黄二帝的关系

蚩尤属于东夷族,发祥地在山西高平地区。河南省鲁山县滍水及河北省涿鹿县是其活动的地区。蚩尤当是十六世炎帝,为九黎之君,被后世尊为战神。炎帝与黄帝、黄帝与蚩尤有过许多友好的往来与交流,并不是一开始就打仗。九黎部族在与华夏部族的斗争中失败之后,夏商时期可能来到山西一带。海南的黎族当与中原地区的九黎部族有关系。今河南省许昌市东南有一郭集,蚩姓在这个村里是大姓,村中有历史遗存说明蚩尤真有其人。

明万历间延绥中路边墙的沙壅问题——兼谈生态环境研究中的史料运用

万历二年至三十八年延绥中路边墙外,出现平墙大沙。这不是人为所致。因为明初河套基本是无人地带,正统至成化十二年,前后约四十年,延绥军民确实曾经入套垦殖但总体规模不大。成化十二年以后,明令禁止,且蒙古部落在套内活动日益频繁,入套垦殖结束。所以百年以后,万历间大规模沙壅平墙的现象是自然界突变的结果。又,目前生态环境研究中,对史料不作具体分析,随文按需摘引的做法,是不科学的。

炎黄文化的界定与价值

"狭义的炎黄文化"指的是炎黄时代的文化;"广义的炎黄文化"指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义的炎黄文化"指的是炎黄二族在炎黄时代创造的文化以及后世对其传承、阐释和重构的文化。"狭义的炎黄文化"是炎黄文化的基础和根源,"中义的炎黄文化"是炎黄文化的传承和主体,"广义的炎黄文化"是炎黄文化的拓展和升华。三者内涵相通,本质相同,各有侧重,各有价值,共同构成了炎黄文化的完整体系。作为一种根源性文化,炎黄文化无论是在中华文化的谱系中,还是在中华民族的格局中,都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炎黄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根脉,是中华民族的纽带,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泉。

《沿途日记》与吴禄贞西北考察

辛亥革命先烈吴禄贞遗留文献不多。日本京都大学所藏《沿途日记》的作者阙名。根据日记第1册作者称湖北、湖南人为同乡,并有与时任陕甘总督升允发生冲突的记载,结合《清德宗实录》等相关史料,确定该日记为吴禄贞及其好友周维桢所作。这为研究光绪三十二年(1906)吴禄贞西北考察提供了新史料。

论炎黄时代河洛地区的社会发展状况

古史传说中的炎黄时代约相当于考古学上的仰韶文化时代。河洛地区指以洛阳为中心 ,西至潼关、华阴 ,东至荥阳、郑州 ,南至汝颍 ,北跨黄河而至晋南、济源一带地区。炎黄时代河洛地区已有了先进的农业经济、发达的文化艺术 ,在经济文化充分发展的基础上 。

从王梵志诗看初盛唐时期民间的地狱观

敦煌写本通俗白话诗王梵志诗较为真实、全面地反映了初盛唐时期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地狱观。其主要内容有:阎罗王取代了太山府君,成为地狱的主宰;"冥判"是地狱的中心环节;"奈河"已在冥界出现。这种观念世俗化为"七七斋"在民间流行。王梵志诗还反映了初盛唐时期佛教地狱观念与儒家孝道文化在民间的初步融合,表明佛教地狱思想已开始中土化、世俗化。

论战神蚩尤

蚩尤是我国上古时期炎黄时代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他与炎帝、黄帝曾进行过大规模的战争,这两场战争,堪称我国古代历史上最早的大规模战争,他是我国古代的一位大军事家和一位兵器制造专家。由于蚩尤在战争中的出色表现以及他最后的悲剧结局,后世人们将他奉为战神进行祭祀。

由炎黄之战看商族的始居与迁徙地

《山海经》中凡涉及炎帝后裔的记载必有商族先公出现,《路史·炎帝纪》的炎帝世系中记载的大部分人名属于商族的先公先王,这说明古史中存在着一位不同于姜姓炎帝的子姓(商族)炎帝。《路史》明确载有"炎帝魁(夔)",很多文献记载夔为黄帝所杀,这些材料很大程度上可以证明炎黄之战中的炎帝即商族的高祖夔。涿鹿附近、桑干河南岸有潘县故城,正是"契居番"之番地,其地的"潘泉"即为"阪泉"。由此可证明,商族始居于今涿鹿县西南,因桑干河而得名商都、商族。易水、漳河流域诸多以桑、昌为名的地点往往伴随着与"亳"音相近的地名,它们极有可能都是商族的迁居地,相土之东都应该在距渤海甚近的东昌附近。

有关炎、黄二帝的若干史实考

炎黄二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由于年代久远,文献缺略,所以有关他们的传说或后世的记载,有很多失真的地方。经过考证,认为黄帝的生地应在今陕西凤翔县境,炎帝的生地应在今陕西岐山县境,或在今陕西宝鸡市境。至于黄帝的葬地,汉代的记载本来是很清楚的,就是在上郡阳周县的桥山,即今陕西子长县西北的大梁山。但随着后代阳周县名的迁徙,黄帝陵所在的桥山也不断被搬家。直到唐朝才把甘肃正宁县东、与陕西黄陵县交界处的子午山当作黄帝陵所在的桥山,并把黄帝陵建在这里。炎帝墓在历史上曾一度失传,晋代皇甫谧的《帝王世纪》只说是"葬长沙",并不具体。对此在宋代曾经作过一次认真的调查,终于查清炎帝陵的所在。神农氏和炎帝并非同一个氏族,现在人们往往把炎帝与神农氏合在一起,称为"炎帝神农氏",这实在是一个误解。当然这个误解也决非自今日始,至迟在东汉时就有人把神农氏与炎帝合而为一了。

关于炎黄年代及其传播的科学性思考

中华人文始祖炎帝、黄帝距今四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上下五千年",这些认识广泛传播、家喻户晓,但是长期以来它们都没有经过科学的考察和研究。无论中小学教材传播的炎黄历史、大学历史教材传授的炎黄年代,还是一般工具书及专业工具书传播的炎黄年代以及一般历史书传播的炎黄年代,都将炎黄距今四、五千年这个不可靠、没有科学依据的认识和观念作为定论传播,这是极不科学和不负责任的做法,应该引起国家有关部门尤其是学术界和历史教材、专业工具书编撰者的注意和重视,因为它不仅关乎中国人、海外华人对祖先历史的认知,更与中国人尤其是正在成长的下一代和几代中国人的科学素养、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的培育与形成密切相关,与一个国家的人口质量和未来密切相关。

先秦五行思想考述

五行说原本是一种朴素的物质观,在春秋后期,逐渐走向抽象并在数术占卜中扩大了范围。战国前期田氏代齐政治背景下的"百家言黄帝"的社会思潮促成了土为中位的五行结构说的形成。邹衍将五行说引入历史用以解释朝代更替,在齐倡导五行相生,在燕倡导五行相胜,后来《吕氏春秋》采撷五行思想,展示了战国末年的五行大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