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普通城市的学校教育事业——以扬州为例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政府宏观教育政策、教育制度的更新环境下,扬州各县近代新式学校的发展势头得到了延续。扬州各县教育经费在制度保障下不断增加,提升了各个学校的办学条件。课程、教材出现新的变化,教学方法也日新月异。虽然仍面临着很多困难,但其进步也很明显。

京沪商人“罢市”问题论析(1927—1937)——一个民族主义视角的检讨

南京十年时期,中华民族危机更甚于前,“济案”之烈度亦远在“沪案”之上,但却并未生成规模宏大的罢市激流。京沪两地的商人或一致反对罢市,或利用罢市手段与反日组织抗争以维护自身私利,或因战时环境而逼迫进行罢市。其中原因,既可归诸南京政府之压制性的民众运动政策,又与中共的弱势地位及其错误政策密不可分。不过,是否罢市、主动还是被动罢市,不应作为评判商人民族主义的标尺。

上海银行公会与银行法制建设述评(1927-1936)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上海银行公会积极参与银行法制建设 ,尝试采取多种措施、通过多种途径与政府交涉 ,希望最大限度地参与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 ,既维护了银行业的合法权益 ,也为政府金融政策和措施的制定与调整提供了依据。由于在法制建设上依据的标准和原则不同 ,虽然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采纳了上海银行公会的意见与建议 ,但二者之间仍然存在不少冲突与矛盾 。

20世纪30年代报刊媒介与西北开发

在 2 0世纪 30年代 ,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 ,各报刊杂志纷纷刊登开发西北边疆的文章 ,喊出了开发西北的呼声。各有识之士利用报刊这一信息工具来研究西北、宣传西北 ,为开发西北制造舆论 ,推动了南京国民政府对西北的开发。但最终实效十分有限。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湖南民众疫病治疗成效评析

湖南历史上疫灾频仍。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湖南民众的疫病防治开始体现防治结合的理念,除了大力开展预防工作外,治疗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受诸多不利因素,如时局动荡、战事不断、吏治腐败、自然灾害频仍、经费短缺等的制约,致使成效有限。

民国南京政府时期的妇女离婚问题——以江苏省高等法院1927-1936年民事案例为例

民国南京政府时期,妇女在法律上拥有与男子平等的离婚权利,但是,从原因来看,妇女提出离婚诉求主要是因为男方的虐待、遗弃以及疾病,并且,在通奸问题上,男方与女方有明显不同的表现。妇女的离婚不仅受到了法律上证据问题的困扰,还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在离婚后的妆奁与抚养费用上,妇女的合法权益一般得到了法院的保护。

略论抗战时期的南京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

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实施了以动员海外华侨积极参与和支援祖国抗战为中心的华侨政策。作为承担国民政府侨务工作的主要机构,侨务委员会不断加强侨务机构的设置,推动对华侨抗战的宣传与指导,辅助华侨教育与研究的发展,积极保护和救助华侨,给予海外华侨巨大的物质和精神支持,不仅促进了抗日救国事业的发展,同时极大地增强了海外华侨对祖国的认同感。

民族国家意识的延宕与缺席: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中国电影的传播制度及其空间拓展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前,亦即从电影传入中国至1927年之间,中国电影传播主要诉诸道德与风化,基本无关民族与国家。民族国家意识的延宕与缺席,与落后保守的价值导向及混乱无序的官方介入结合在一起,使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几乎处在一种特殊的无政府状态,并导致中国电影从一开始就陷入目标/效果的错位与传者/受众的分裂之境。民初前后的中国电影及其观众群体,也在电影传播迅速滋长、日渐繁盛的过程中体会到了某种不羁的自由与失范的快感,当然也品尝到了一些价值的困惑与认同的焦虑。

民国时期安徽卫生防疫事业的萌生与困顿

民国时期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于时代诉求的引领和地方需要的推动,皖省政府应势而为,初步建构了一个卫生防疫行政体系,开启了卫生防疫事业之端绪。然而,由于经费竭蹶、人才奇缺、政局动荡、民众卫生智识落后等瓶颈因素的窒碍,以及新生事物发端时期的幼稚属性,皖省卫生防疫事业又注定要呈现左右支绌的粗陋格局,进而陷入逡巡难前的困顿之境。皖省卫生防疫事业的萌生和困顿有其在地因素的影响,更有时代共性的投射。

民国时期省立安徽大学的院系设置与发展

民国时期的省立安徽大学创办之初,首设预科,之后相继设置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和农学院,发展众多相关系科,在安徽近代高等教育史中占据中心地位。安徽大学的预科及本科各学院经历了迥然不同的发展命运。南京国民政府奉行的以国民党意识形态指挥和统辖教育的做法,及其变化无常的高等教育政策,对这一时期安徽大学的学院与系科的设置、发展与撤废有决定性的影响。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名胜古迹保护(1927～1937)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政府以国家的名义设置机构、制定法律对名胜古迹进行保护,采取多种措施维护、管理名胜古迹,中国名胜古迹保护事业取得了一定成效。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会计师入行资格变迁研究——以监管思想和职业化思想的互动为视角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府与会计师职业团体在会计师行业微观管理层面呈现出既相互斗争又相互妥协的共生动态关系,这一互动关系在会计师入行资格演进中表现得尤其明显,而指导两者参与互动实践的分别是监管思想和职业化思想。一方面政府在监管思想指导下积极参与行业管理并力图在制度发展中体现政府意志,另一方面会计师在职业化目标的指引下要求提高入行资格收紧职业圈以形成专业垄断,由此形成了行业微观管理层面政府与会计师的互动格局。但是这一互动格局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呈现出由盛及衰阶段性发展的特征,伴随着互动关系的衰落会计师入行资格逐年降低,最终会计师丧失了形成专业垄断的能力。

南京政府时期中医师开业管理办法初论

从 193 6年 1月《中医条例》颁布到 1947年 8月《修正医师法草案》公布 ,十余年间 ,南京政府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在先后出台的一系列有关中医的政策与法规中 ,陆续制定了一些中医师开业管理办法 ,形成“申请中医师证书———请求注册 ,领取开业执照———加入所在地区医师公会———开业”开业模式。这一模式符合现代管理趋势 。

民国时期上海市政府对慈善团体财产的监督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通过颁布一系列法规,加强了对慈善团体的监督,主要包括注册立案和财产监督。上海是当时慈善团体最多的城市,上海市政府对慈善团体财产的监督也最完善,主要体现在财产变更之核定、财产整理、制定会计规程、财产审查及公开等几个方面。上海市政府对慈善团体财产的监督,既是国家权力向慈善领域的扩张,也是国家履行管理职能的具体体现,慈善团体对此有抵制亦有合作。政府的外部监督,与慈善团体的内部监督相结合,共同构成慈善团体健康发展的制度保障,对慈善团体获得社会信任,提高公信力具有积极意义。

政学系的地方行政理念与实践——以张群主持川政时期为中心的考察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学系在政府制度设计及行政运作上有相当影响力。张群作为政学系的核心人物之一,在任四川省政府主席时期,奉行"研究政务,实行改进"及"治法"与"治人"并重的政治和行政理念,力行"行政尤重简单"的"简单政府"实践,并力谋"纵的贯彻与横的联络"的行政补救举措的贯彻落实,以提高地方行政效能。张群的行政思想与实践体现出一定的时代性和现代性,也产生了一定的制度化影响,四川省也成为当时民主建设和蒋介石心目中的模范省,由此可以看出以学者型官僚著称的政学系在行政现代化方面的努力;但实际的行政效果却并不理想,究其原因在于张群的行政理念有着时代和个人的局限性,一种现代化的行政组织是不可能建立在陈旧的思想基础上的。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医患纠纷解决机制的动态考察

处于传统向现代过渡背景下的南京国民政府借鉴西方经验,从法律法规、机构设置、人员结构方面对医患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都已经初具规模,体现西方法律精神的文本表达比较规范,但在实际运作时却经常遇到中国传统情理法困扰。透过历史司法案例从诉讼、调解与和解这三个方面考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医患纠纷解决机制的运作机理,表明司法机关无法完全按照西方的严格法条主义解决纠纷,必须充分考虑中国传统的情理,同时司法官也不能独立做出判断,必须借助医学团体以及行政的力量,因此顶层设计的全盘西化与厚重的传统文化的剧烈博弈,是导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医患纠纷解决中表达与实践背离的主要原因。

国民政府时期广东的两次难侨救济活动

国民政府时期广东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难侨救济活动,在难侨的收容、遣送、留医及安置方面做出了不少实绩,体现了其现代政府的职能。两次救济在政府初衷、政策及效果等方面表现出的差异,反映出二者不同的时代背景及所处政府职能转换的不同阶段。

论南京政府时期陇南中共地下党的活动

陇南中共地下党自1938年底创建第一个党小组至1949年底陇南全境解放,先后在徽县、武都、成县、两当、康县、礼县、西和、舟曲、岷县等9县建立党组织,发展党员4800余人,组建拥有800多名游击队员的武装力量。党组织在艰苦的环境下不断发展壮大,发动和依靠群众,正确执行上级指示,广泛打击反动势力,支援解放大军南下,为陇南解放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近代农业生产技术在甘宁青地区的初步推广

抗战爆发后,大后方的农业生产成为南京国民政府长期抗战的关键所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近代农业生产技术首次在甘宁青地区得到较大规模、较长时间的推广和实践,主要表现在棉花优良品种的引进,近代化学农药、农业机械的引进及园艺作物的推广和引进三个方面。但是,这种服从于军事战略的农业开发,带来的是对农业开发成果涸泽而渔式地掠夺,战后由于政府战略重心的转移,加之中央与地方实力派的矛盾,使得这些推广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和社会影响有所降低。

南京政府时期西南地区的团阀政治——以四川重庆地区团阀为个案的考察

团阀政治是在四川防区制时代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下,一部分地方名流借地方自治办理团防武装,和中央集权官僚行政衰微甚至笼络地方名流之机,垄断地方行政事务而形成的特殊历史现象。在铲除团阀后,刘湘当局通过强化县级行政对地方团防的督导权,把团防改造为平时负责社会治安、战时承担战争勤务职能的社会保障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