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木匠索欠纠纷及其日常生活——以乾嘉刑科题本为基本资料

木匠作为“打工人”,是清代社会重要的群体,木匠手艺也是人们重要的谋生手段。清朝刑科题本土地债务类档案,有关于木匠的纠纷多发生在债务的索欠方面。木匠往往在家工作,为乡民服务。木匠到外地谋生,开张木匠铺,也是流动性较大的职业。木匠既会与房东产生纠纷,也会与雇主和产品的买主发生纠纷。木匠师傅往往带徒或找帮手工作,他们之间也会发生纠纷。木匠与他人的交往中也会产生纠纷。中年木匠未婚者可能收入微薄,经济能力有限。木匠往往兼营农业。

互动与博弈:嘉道时期清朝与越南藩属关系探析

嘉道时期中越藩属关系延续了藩属体系中“字小事大”“厚往薄来”“德化四夷”等基本内涵,但由于清朝治边政策逐渐收缩,藩属体系中“不治夷狄”的基本内涵更加凸显,所以清朝对越南问题主要采取不予干涉的态度。这一时期,阮朝虽然奉清朝为“上国”,并与清朝在经贸往来、平定匪患等问题上积极合作,但由于阮朝国家意识和主权意识的强化,有意摆脱藩属体系的影响,甚至觊觎清朝领土,藩属体系下“以越南守西南”的效用并未发挥出来。同时,面对世界大变局,清朝与越南仍恪守保守心态,双方未能形成联合抗击外敌的政策,这也为咸同以后法国入侵越南并导致中越藩属关系解体埋下了伏笔。

清中叶广西地方社会职役与治理

乾嘉时期,广西地方职役出自四个系统,即土官少数民族村寨系统,有村老、头人、狼总;保甲系统,保正、保长是负责人;还有乡约系统与里甲系统。乾隆时期,地方社会职役以保甲系统为多。嘉庆朝,保正、保长保甲系统仍占据绝对多数,新增地保、乡保,表明地方、乡约、保正(保长)三者之间在融合,地方职役有向地保发展的趋势。刑科题本揭示了民间投保、职役报案的过程,可见职役平时处理当地的经济纠纷、盗窃案件。《清实录》记载了乾嘉时期广西官府与地方职役的关系,碑刻资料还有地方社会职役实态性的记载。

论清代雍乾时期四川粮食运销

通过对清代雍乾时期四川粮食运销的区域范围、运销方式、交通运输和市场格局等问题的考察,可以发现这一时期四川已成为国内粮食生产大省和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不仅本省供应充足,而且有大量剩余供政府调拨、采买以及商民贩卖,表明清初在四川颁布实施的政策取得了良好成效。同时,雍乾时期四川粮食运销之兴盛是建立在本省粮食供给有余、外部市场又有需求这样的条件之上的。嘉道以后,随着人口的增长和人地矛盾的日益突出,四川开始由余粮省渐变为缺粮省,粮食外销逐渐减少,几至断绝。随着粮食商品化前提的渐渐消失,四川粮食商品化与市场化水平遂呈愈益降低之态势。四川粮食商品化发展的这种局限性,引人深思。

生命·生计·生态:清代中叶江西的日常生活——以108件嘉庆朝刑科题本为基本资料

嘉庆朝（1796—1820）刑科题本提供了有关清代中叶江西民众生命史的资料,可知当时的人口、婚姻、家庭等情况,如生子数量一般在两子以上,或者可以说有2~5人之多。特别是它提供了丰富的宗族资料,可知宗族为族人带来便利,也产生各种矛盾。清代中叶江西人仍是以务农劳作为基本的谋生手段,但兼做雇工,养猪较为普遍。到外省谋生较为广泛,迁入福建最多。赣东部临近浙闽的山区是开发山区的棚民活动频繁的地区,棚民与山主结成租佃关系,往往因为租税问题产生纠纷。江西的山地与丘陵密布,水利发达,生态环境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山中多种植竹木,柴作为农业社会的主要燃料与建筑材料,人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取柴于山。从事造纸者较多,纸张又依靠发达的水上交通贩卖到各地,抚州府金溪县纸张买卖兴盛。不时发生争水事件,出现在家庭内部、家庭之间、宗族内部以及家庭与宗族之间。

福康安与乾隆末中安宗藩关系的修复

乾隆末的中安宗藩关系屡经波折,频受考验,至乾隆五十三年至五十四年,更跌入深渊,见诸兵戎,中安宗藩关系中断近两年之久,成为清代中安关系史上的一件憾事。但两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双方友好交往的愿望是真诚的、强烈的。因此中安宗藩关系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于乾隆五十五年解冻回春,全面修复。但中安宗藩关系的修复非一蹴而就。在这一过程中,时任两广总督的福康安力肩重任,秉乾隆之命,实心办事,确立务实的安南问题处理方针,与阮惠进行外交斡旋,打破僵局,在保存清朝颜面的前提下赢得了和解,并促成阮惠进京展觐祝厘,且一路陪同,辛苦万端,在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将中安关系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祁韵士与嘉道西北史地研究

在清代学术史的研究中,祁韵士历来被视为嘉道西北史地学的开创者,其生平著述多为人知。本文旨在分析祁韵士在学术史中意义,认为祁韵士较前人更充分地融会了此前有关西北研究的资料,为后来学者提供了研究基础;祁韵士有关著作反映着当时学术风气与治学特点,也预示着西北史地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祁韵士作为西北史地学人形象在道光年间被发掘的史实,显现清代西北史地研究由起始到兴盛的发展过程。

乾隆朝诗学史研究的问题与方法

乾隆一朝是清代文化、学术最繁荣的时期,也是诗学最发达的时期,诗论家众多,诗派林立。社会富庶,君主右文,科举恢复试诗,幕府争揽贤才,形成普遍的诗歌风气。而浓厚的学术风气在给予诗歌强烈刺激的同时,也挤压着诗歌生活的空间,带来性情与学问的紧张。原有的格调诗学走向总结和综合,试帖诗学推动蒙学诗法的复兴,新起的性灵诗学和肌理诗学从不同方向为弥补神韵诗学的缺陷而各辟新途,桐城文派、高密诗派从不同的文学传统中发展出各自的诗学观,强化了乾隆诗学整体上的多样化格局和丰富的诗学理论,使乾隆诗学史的研究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性。本文在总结、反思前期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以时间线索为经、以流派为纬的研究思路,力求以一个清晰、合理的格局展开对乾隆朝诗学史的论述。

乾、嘉时期长芦盐商群体衰落现象分析

乾、嘉时期,长芦盐商群体经历了一次明显的衰落过程。盐业运营(或专卖)是经济行为,要从经济规律中寻找长芦盐商群体衰落的原因。盐商的垄断地位是各种危机的根源,各方都试图从中获利导致乾嘉时期各种陋规逐渐公开化;盐商的报效实际上是最大的陋规。长芦盐商靠提高盐价来确保各方利益,同时也使得私盐泛滥,最终侵害了盐业运营和盐商可持续发展的根基。另一方面,"银贵钱贱"侵蚀了长芦盐商很大一部分利润。清代的"银贵钱贱"现象并不是随着鸦片贸易出现的,与长芦盐业有关的"银贵钱贱"现象早在雍正九年已经出现,引入"杰科布定律",能够很好地解释由盛世而物价上升,由物价上升而"银贵钱贱"的基本路径。

清至民国时期葡萄牙人对澳门附近海域管辖权的觊觎与争夺

从清乾隆年间至民国初年,澳门葡萄牙人对澳门附近海域的管辖权一直存有觊觎之心,并伺机与中国地方政府进行争夺。乾隆、嘉庆时期,澳门葡萄牙人对澳门海域管辖权已有所觊觎;鸦片战争爆发后澳门葡萄牙人对澳门海域管辖权的觊觎又复增强,并实施了一系列扩张行动,对氹仔的侵占,大大增加了同治、光绪年间广东官府遏制澳门走私、控制澳门附近海域的难度;从光绪初年开始,澳门葡萄牙人对十字门海域的实际侵占,使中国政府对此海域的管辖权也随即丧失。

论学术交往对乾嘉学者学术声望显隐之影响——以钱大昕、赵翼、章学诚、崔述为例

乾嘉时期,学者们很重视彼此间的学术交往,其交往范围包括学界名人师长、学友及门生。学者们就共同关注的学术问题各抒己见,相互切磋,从而有力地推动着学术的进步。这种学术交流对学者的学术声望有着巨大影响。学者所融入的学术交流网络越大、辐射范围越广,其学术声望也愈加显扬。反之,则往往默默无闻。在影响学者学术交往的诸多因素中,学者的个性爱好、交往能力以及所研究学术问题是否合乎时尚,起着关键作用。

论乾嘉学者的书法审美主张

清代乾嘉学者以治经研史为职志,治学之余兼论书法。治学上的崇古情结,影响了他们的审美趣味,从而导致了他们"尚古"的书法审美主张,这是其一;他们尚古但不泥古,强调在传统的基础上出以自己的面目,这是其二。概括地说,"当为古人子孙,不当为古人奴隶",便是乾嘉学者的书法审美主张。

宣城地方文献中的宋佚诗——《全宋诗》补辑

《全宋诗》有不少遗漏。本文从几种宣城地方文献中辑得宋佚诗六十余首 ,尤以嘉庆《泾县志》为多 ,其中有些作者未入录《全宋诗》 ,这对《全宋诗》

康乾盛世下清廷对准噶尔投诚人政策研究

清准关系是康乾盛世时期最为敏感的藩部关系,直到乾隆二十年之前准噶尔汗国仍然傲然地屹立在清国的西北边陲,并且对西北蒙古、西藏、青海地区不时产生骚扰,发生威胁。清国在康乾盛世下是如何利用时机解决准噶尔汗国问题,如何防止分裂,完成民族的的统一大业,仍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它对我们今天的边部民族政策具有重大的借鉴作用。本文主要就康乾盛世下的准部投诚人政策作一研究,研究康、雍、乾三代帝王是如何运用投诚人政策来为统一大业服务的。

清代赋学繁兴原因论

清代是中国赋学的集大成期,是对历代赋学的总结与发展。清代赋学繁兴的原因不外乎两点:一是外部的社会与文化环境,二是赋体自身的更化。本文主要从当时的科举试赋制度,尊体意识与乾嘉学术的影响等三个层面作出简要的论述。

论嘉道时期腰牌在漕运中的作用

清代腰牌种类繁多、使用范围广泛,用于国家管理的多个领域。康熙五十三年,腰牌试用于漕运人员的管理,到嘉道朝这一制度逐步规范、完善,对于腰牌的式样、颜色和使用要求等方面都做了规定和说明。关于漕运管理中使用腰牌的记载见于《清史稿》《清实录》等史料,记载粗略且零散。本文则是在《清史稿》《清实录》等史料的基础上,结合《清代扬州卫三帮漕运档案》相关文献,对嘉道时期腰牌在漕运管理中的使用情况所做的一次探讨。

乾嘉苗民起事之初清政府失利原因探析

乾嘉苗民起事中,清政府调动七省十八万兵力,花费巨额军费实施镇压平定了起事。然而,为什么起事初清政府在战场上处于失利状态,不能迅速蒇事?本文通过档案史料记载分析,认为这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内部原因主要是清政府军队战斗力衰弱、调度指挥的慌乱,而且军队对战地环境、气候不适应,外部原因在于起事苗民以内部文化为基础形成牢固的组织力量。以史为鉴,必须深入了解一个民族的生存环境与历史文化,才能更好地处理好民族关系,维护民族地区和谐稳定。

乾嘉时期乌鲁木齐商屯研究

乾隆中叶,清朝统一新疆。为了活跃新疆经济,清朝采取鼓励内地商民出关贸易的政策,大批内地商民纷纷携资入疆。乌鲁木齐得天独厚的地理与气候条件,使商屯最早在此得到开展,且发展有一定的规模。乾嘉时期,乌鲁木齐商屯的开展对当地经济的发展、城镇的建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乌鲁木齐到清末发展为新疆政治、军事、经济的中心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从御选文章看康、乾官方文章思想的转变

康熙在《御选古文渊鉴》中提出了"辞义精纯"、"归于古雅"的文章标准,但在实际选评中,更注重文章的经济实用性,注意吸收前人的意见,具有集大成的性质。乾隆时期的《钦定四书文》、《御选唐宋文醇》以及《皇清文颖》等集,集中体现了清廷"清真雅正"的文章思想,与《古文渊鉴》相比,在规范性的要求上大大加强,体现了清代文化统治的强化。

乾隆朝大小金川战争问题研究述评

乾隆朝两次金川战争对清代乃至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自清代迄今,不少学者对金川战争问题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或以清朝的立场来探讨战争的影响、得失及善后问题,或对战役起因、经过和结果展开描述,或从边疆史、民族学的角度探讨战争问题。由于受档案资料开放和利用的限制,对金川战争相关问题的探讨缺乏应有的深度和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