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西北国际通道初探

西北国际通道是抗战时期经中国西北地区运输外国援华物资、援华人员和中国易货物资的重要国际通道,西北国际通道的开辟与运行对于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历史作用。学界对西北国际通道研究十分关注,现有研究对其基本概念如名称、路线、里程认识并不一致。文章依据通道地理位置及运输状况将其定名为西北国际通道;通过梳理抗战时期报纸、期刊、书籍等资料,分析得出通道有三条线路,公路线起自今哈萨克斯坦萨雷奥泽克车站,终于兰州,航空线为阿拉木图至兰州,驿运线为印度列城至中国新疆叶城;以修建维护通道的新疆公路局、西北公路局等机构资料为依据,考订西北国际通道公路线里程为2934公里。

抗战时期宜红茶复兴计划与国营体系的建立

晚清以来,在国际市场需求的带动和自身发展优势的基础上,宜红茶贸易兴起,区域茶业逐渐兴盛,并形成了“宜红茶”品牌。抗战时期,在国际国内局势和“中国茶业复兴计划”的影响下,“宜红复兴计划”被提出。中国茶叶公司、湖北省平价物品供应处茶叶部先后在宜红茶区投资设厂,推动了宜红茶区国营茶厂的建立与国营体系的发展,体现了传统商品经济在近代全球化趋势中的生存境遇与抉择,奠定了区域茶业社会经济的历史格局。

时局、地理与全面抗战时期的云南蚕桑业

抗战时期是云南蚕桑业发展的重要阶段。为推动后方建设,支援抗战,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云南蚕桑业发展受到国民政府、云南地方和社会各界的重视,提出了云南蚕桑复兴计划,在宜蚕区积极推广蚕桑业。但是,受云南特殊的高原山地地理环境的制约,以及“战时”影响,在较短时间内,云南蚕桑业发展的成效较为有限。

纪念白求恩:抗战时期白求恩纪念活动考察

抗战时期,援华抗战的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不幸牺牲于晋察冀边区。此时中国共产党正面临着国共关系恶化以及边区医疗卫生状况恶劣的局面,纪念活动作为鼓舞人心、解放思想的有力武器,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充分重视。中国共产党通过致电、组织追悼会、题词、撰文以及场馆纪念和冠名纪念等具体形式组织开展了一系列以白求恩为主题的纪念活动。白求恩纪念活动在动员群众积极抗战、推进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促进国际友好交往、筑牢共产主义信仰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争取抗战胜利提供了强劲动力。

全面抗战时期党在灾荒防治工作中的社会动员——以两大红色报刊相关报道为中心的考察

社会动员是党在全面抗战时期开展灾荒防治工作时所使用的重要方法,在生产备荒和灾后救济等环节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党和政府创造性地运用了组织动员、示范动员、竞争动员和资源动员等动员方式,发动根据地的男女老幼参与开荒耕种、灭蝗、兴修水利、抢种抢收和手工业副业生产等一系列灾荒防治工作。党和政府的社会动员工作不仅保障了根据地的生产、预防了灾荒发生、减轻了灾荒的破坏,同时也在社会上起到了移风易俗的作用,在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意义上促进了革命事业的发展,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抗战时期新四军向民众借用钱款物资问题研究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配发的军饷物资远远不能满足新四军的需要,新四军被迫通过自筹方式来解决后勤供应不足的问题。向民众借用钱款物资是新四军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临时性的应急措施。新四军通过各种有效手段,向民众借用了钱、粮、枪支弹药、土地和其他物资,改善了新四军给养缺乏的处境。在借款借物过程中,有些地方出现了采取强制性手段、随意打白条、损坏和丢失所借物品等过激的做法,使民众对新四军产生误解和疏离。新四军正视问题,积极采取还款、赔偿、道歉等许多针对性措施,及时弥补了军民关系的裂痕,使借用钱款物资成为抗战时期新四军解决给养问题的一种“非主要”的有效的方式。

组织化发行革新: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报童的团结、培养与教育

报童是清末民初以来中国报刊城市发行的重要基层力量。经史料爬梳发现,报童也构成了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敌后抗日根据地等不少城市打破发行垄断并再造发行的重要支撑。中国共产党不仅通过文化、思想、政治等教育内容对报童实施组织化革新,也促使报童由衣食无着的职业底层群体转化为集信息传播、情报沟通、对敌斗争等功能于一身的积极自主的民主战士,完成职能的丰富与拓展。这一历时性、全局性过程也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底层工人阶级进行团结、联合与组织化的优越路径。

家国之间:抗战时期内迁民间戏班的生存之道——以厉家班为例

抗战时期,民间戏曲班社云集于西南大后方。民间戏班既要进行商演以谋取生存,亦要为抗日救亡而进行公(义)演。如何协调好二者的关系,是民间戏班需要面对的重要命题。厉家班在内迁过程中,虽屡历险境,仍然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各种抗战义演活动,创编新剧鼓舞民众,并有意识地将宣传与募捐融入舞台表演,体现出深沉的家国情怀。厉家班在烽火中逆势发展,得力于厉家班“严”字当头的治班制度、科学的教育理念以及班主的社会活动能力。厉家班的生命轨迹,已然超越个体戏班的价值,而成为观照战时中国民间戏剧团体命运的典型符号。

“变”与“不变”:全面抗战时期《晋察冀日报》七七事变纪念话语研究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借助《晋察冀日报》(原名《抗敌报》)刊登七七事变纪念相关文章,构建了特征鲜明的七七事变纪念话语体系。《晋察冀日报》七七事变纪念话语始终聚焦抗日救国的时代主题,强调统一战线的重要地位。在不同的抗战阶段,《晋察冀日报》七七事变纪念话语内涵侧重有所不同:在战略防御阶段,着重动员根据地军民积极投身抗战,坚定抗战必胜信念;在战略相持阶段,强调反投降、反分裂,以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在战略反攻阶段,力倡发展生产、实现民主。《晋察冀日报》对七七事变纪念话语的宣传,有助于激发晋察冀根据地以及全国民众投身抗战的热情,塑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光辉形象,建构中华民族反侵略斗争的民族记忆。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培养民族复兴新人的努力——以《新中华报》的“四四”儿童节纪念为例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一直为将儿童培养成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人才而努力。《新中华报》作为全面抗战时期重要的党报党刊,中国共产党借助报刊中关于“四四”儿童节纪念文章,向民众展现边区儿童教育与宣传工作的成效,强调儿童是“新社会的主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号召儿童加入抗日救亡队伍,共同努力取得抗战的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组织驱动阅读:全面抗战前期中国共产党对马列著作的阅读研究

全面抗战前期,中国共产党对马列著作的阅读在阅读动因上看是为应对复杂的内外局势;在阅读内容上包括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哲学、军事、文艺和经济等各种马列著作;阅读方式上通过领导干部带头阅读、强调个人自主性阅读和建立较为明确的阅读制度等方式来阅读;在阅读效果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水平得以进一步提高。从中国共产党对马列著作的阅读动因、内容、方式、效果等方面来看,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马列著作的阅读呈现出组织驱动阅读的明显特征。

《共产党人》与党内思想政治教育

《共产党人》作为党内重要机关刊物,高度重视党内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共产党人》作为党内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从传播普及马列主义,加强党内时事政治教育,到注重锤炼党员党性修养等方面助推党内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极大地促进了其与受教育者之间的有效互动,对抗战时期党内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作出了贡献,对新时代开展党内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河南的盐业改革探析

全面抗战时期,由于战争影响,国民政府采取了保国稳民等措施增加财政收入。在此背景下,河南盐业进行系列改革,调整盐税税率与盐价、整顿盐务机构、革新运销制度与销售方式等,这些措施不仅增加了河南盐税收入,推动了战时河南经济的革新与发展,对支持抗战亦有积极意义。

美术家办报:传播视域下的抗战时期新四军版画艺术

抗战期间,新四军版画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主要美术阵地之一,发挥了重要的宣传作用。莫朴、吕蒙、赖少其、杨涵、吴耘、沈柔坚、涂克、邵宇等属于新四军的知名美术家大多数都具有专业美术院校的学习经历,且都在新四军从事报刊编辑工作。这些美术家成为媒体人,在参与办报的过程中注重了传播时效性、信息丰富性、形式新鲜性,重视普及与提高,从而在版画创作中凸显了以传播为导向的战斗性、文化性、多样性等特征。一系列表现军事行动、社会政策、生产生活的,以及承担对敌宣传任务的新四军版画作品,通过报刊、展览、集册、张贴等多种渠道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创作立场、思维与方法,可为当代的主题性美术创作所借鉴。

全面抗战时期鲁少飞在新疆的活动及贡献

1939年10月,著名漫画家鲁少飞来到迪化,在新疆日报社负责漫画工作。在新疆的三年多时间,他以画笔为武器,服务全民抗战,围绕“抗日救国”“新新疆建设”等主题创作了大量漫画,成为新疆抗战美术宣传的先锋。他的漫画为唤醒民众、打击敌人、鼓舞士气、凝聚人心发挥了重要作用,激励新疆各族民众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同时,他通过教授绘画课程、办好漫画刊物、选编漫画书籍、参与漫画展览等方式,传播漫画知识、传授绘画经验,培育了一批各民族美术人才,为推动抗战时期新疆美术事业蓬勃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国家翻译实践视阈下抗战时期延安翻译活动再考察

国家翻译实践是国家意志外显为国家话语行为的实现形式。文章引入“国家翻译实践”的研究视阈,从抗战时期延安翻译活动的必要性、翻译主体、实践属性与制度化沿革等方面对延安翻译活动作再考察,探寻在其中萌生发展的国家翻译实践形式,发现延安翻译活动的主体是“高-中-低”三位一体的延安政权、翻译机构与个体译者的复合体,其翻译活动表现了延安政权抗日救国的意志,在思想政治与意识形态、军事作战、内外宣传、军事外交与统一战线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在国家翻译实践的视阈下再考察抗战时期延安翻译活动可为展示新时代中国国家形象、拓展中国话语空间以及建构中国国家话语体系提供借鉴。

战时教育部西北公路线社会教育工作队活动述论

1942年5月至1945年1月期间,以西北五省为工作区域、以虞文为队长的教育部西北公路线社会教育工作队是在抗战这一特殊背景下产生并发展演变的一个战时社教巡回工作组织。该工作队初期不足50人,后期发展到121人,先后在陕西的南郑、宝鸡、西安,甘肃的兰州、皋兰、武威、张掖、酒泉、天水,青海的西宁、塔尔寺、鲁沙尔,宁夏的银川等地,举办话剧公演、电影及幻灯放映、壁报张贴、新闻照片展览、补习教育、艺术教育等社会教育活动。其施教活动寓教于乐,成绩突出,受到广大民众及当地政府的称赞。它不仅为西北普通民众提供了难得的接受教育、接触现代文化、享受现代娱乐的机会,而且在潜移默化影响民众的思想观念,培养戏剧、音乐等人才,推进陕甘青宁四省份的抗战宣传和社会教育方面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抗战时期新疆筑路爱国运动中的民众力量

抗战前受财力人力所限,新疆公路建设十分落后。抗战爆发后,苏联援华军事物资及军事人员大都经新疆运往前线,新疆公路建设与维护与抗战密切相关。为保障援华物资及人员运输,新疆地区政府宣传筑路护路即是抗战爱国,积极引导民众参与其中。1939年5月,新疆地区公路会议召开,改变了新疆公路建设的方向,打破了新疆公路建设的困局。会议核心为广泛动员民众、依靠民众力量兴修公路,将民众力量充分引入新疆公路建设。依据会议精神,会后各区县迅即成立相关组织,积极宣传动员民众筑路护路,民众反响热烈,各族民众踊跃投身公路建设及养护事业中,为支援前方抗战、巩固西北国防、发展新疆经济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安汉与抗战时期西北垦殖运动

安汉,陕西南郑人,民国著名农学家、垦殖专家。与诸多爱国知识精英一样,抗战时期安汉毅然投身到西北开发大潮之中。不同的是,安汉不但拥有专业的知识,科学、系统的西北垦殖思想,还具有躬身实践的勇气。更难能可贵的是,其指导下的垦殖活动,成绩均位列全国垦区之冠。由此可见,人才对于西北开发之重要。但不幸的是,安汉因直言揭露、批评地方政治与军政人员的腐败,而惨遭杀害。安汉之死,突显了战时西北开发实践的复杂与艰辛。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加强青年工作的实践举措及其重要启示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出于建立抗战统一战线、充实自身力量、发挥青年先锋作用等需要,高度重视并积极领导开展青年工作。通过全面改造共青团、积极组建群众性抗日青年组织,积极发展青年教育、培养训练抗日青年干部和人才,着力推进报刊和文艺宣传工作、加强青年抗战动员等实践举措,为争取抗战胜利集聚起强大的青年力量。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开展青年工作的成功实践,对新时代加强党的青年工作具有重要启示:必须坚持党对青年工作的领导,着力发挥团组织工作效能;必须统筹推进青年人才培养,充分发挥青年有生力量;以青年为中心,为青年生存发展纾困;必须建好网络舆论阵地,加强青年价值引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