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徽州经济统制政策探析

抗战爆发后,徽州作为江浙皖一带最大的国统区,周边地区都沦陷为敌占区,物资交流异常困难。迫于严峻的经济形势和经济困难,徽州地方政府为了维持战争时期社会稳定以及经济的正常运行,实施战时金融统制,扩大战时生产,发展合作事业,不断加强对敌的经济封锁,并对粮食进行统制,保障军粮民食的供应,这些举措客观上起到了经济“助推器”与社会“稳定器”的作用,不仅维系了徽州地方社会的稳定状态,也有效地支持了周边地区乃至全国的抗战。随着抗战进程的推进,国民政府为巩固政权的合法性基础,逐步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抽取力度,徽州稳定的社会秩序背后潜伏着巨大的危机。

时局、地域与全面抗战时期的云南铁路建设

全面抗战爆发后,由于抗战的需要,国民政府提出滇缅铁路、川滇铁路、石(石屏)佛(佛海)铁路修筑计划。但受各方面条件限制,滇缅、滇川铁路仅有极少一部分通车,石佛铁路只进行了勘测,没有修筑。全面抗战时期云南铁路建设进展缓慢,成绩不明显,是战争局势与云南地域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论延安时期《中国工人》与中国共产党抗战政治动员

1940—1941年是全面抗战的紧要时期,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要抵御日军不断加大的政治侵略和文化侵略,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国民党内部不断出现的消极抗战和妥协退让等行为。在这种大背景下诞生的延安时期《中国工人》负有抗战政治动员的天然使命。延安时期《中国工人》抗战政治动员的内容选择包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揭露日军侵略暴行;动员工人阶级积极抗日等。这些动员得到广大工人阶级的实际回应,取得了良好的抗战政治动员效果,也为当下党运用媒体进行政治动员提供有效启示。

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对“巫神”群体的改造

全面抗战时期,“巫神”问题是陕甘宁边区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之一。其存在对于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发展、社会风气、医药卫生等方面均造成了不良影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政府通过思想意识的重塑、医药卫生的推广、个别教育与群众动员相结合等系列措施对“巫神”进行改造,充分诠释陕甘宁边区改造“巫神”问题的必要性与历史经验,对于当代中国改造社会边缘化群体,治理相关社会问题亦有所裨益。

全面抗战时期高校图书馆经费情况的调研与分析

全面抗战爆发后,由于多重因素的影响,一些坚持为教学服务的高校图书馆在经费预算和使用方面形成了与战前完全不同的特点,如:通货膨胀造成实际购买力下降;采购教学用书困难;外汇管制;由于战争,即使有外汇也难以及时购得外文书刊等。

试析艾青桂林文化城诗歌创作的“比兴”意象

抗日战争时期,艾青曾选择桂林作为将近一年避难的驿站。同时,这一年也成为艾青诗歌创作生涯的一个黄金点:不少诗歌作品既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又能顺利保存至今。仔细分析艾青诗歌得以传承的原因,可以发现其中之一得益于他在诗歌意象具体化方面所下的功夫,而比兴手法的使用令其增色不少。作为艾青诗歌意象系统组成部分之一的"比兴"意象,主要可以分作三种类型进行更进一步地探究:象征型意象、比喻型意象和综合型意象。

全面抗战期间马列经典著作在国统区和沦陷区的翻译及时代价值

全面抗战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统区和沦陷区的马列经典著作翻译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陆续翻译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以及科学社会主义著作。这项工作不仅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范围,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而且为当今中国共产党人初心教育提供了借鉴。

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与抗战胜利初期高校的复员

全面抗战胜利后,战时被迫内迁高校的复员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其成为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的重要内容之一。会议议决了多项相关提案,对会后初期高校的复员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不过,随着高校复员工作的展开,一些计划欠妥、经费匮乏、运力不足等诸多问题凸显出来。究其原因主要有:政府操控制定推行的高校复员方案的针对性与操作性不强,政府、学校与社会人士的不少主张各异,教育部、交通部与财政部等相关部门预估不足以及组织协调不力。特别是全面内战的爆发,严重阻碍了高校复员工作,致使会议成果的影响式微。这些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教育改革方案需综合各种因素审慎地制定与推行;教育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以政局的影响尤为巨大。

略论全面抗战时期李四光“科学救国”思想的实践及贡献

全面抗战爆发后,受新桂系当局延揽和好友马君武邀约,李四光偕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于1937年底抵达广西桂林,直至1944年8月桂柳会战前夕疏散离开。在桂期间,李四光团结带领地质研究所同仁,与广西建设厅等机构合作,围绕抗日救国主题,以科学为武器,开展科学技术应用、科技人才培养与运用、科学知识普及传播、科学救国信心提振等工作,增添了国家抗战力量,促进了广西科学事业发展和民生改善,为全国抗战胜利奉上了一份力。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公文改革探究

20世纪30年代的"行政效率运动"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国民政府的公文工作效率,但被全面抗战爆发所打断。为配合战时行政效率提升之需,国民政府在公文处理、行政三联制、公文内容和公文人员四方面进行了深浅不一、成效不一的改革,但稳定大环境的缺失和官僚政治的阻碍,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公文改革并未取得实质性的成就。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教育制度的推行与鉴析

全面抗战时期,为配合“新县制”的实施,鉴承广西推行的国民教育模式,教育当局对初等教育做出制度性设计和调整而推行国民教育制度:为保障国民教育顺利推行,拟定“国民教育五年计划”;为增强国民教育行政效率,设置专门的行政管理机构;为提升国民教育实际成效,提供专门的经费支持。战时推行国民教育制度,其积极意义,有利于革除国民痼疾,提高全体国民的基础素质;有助于扩展教育功能,实现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合流”;其消极意义,罔顾教育现实,削弱了义务教育的实际成效。

全面抗战时期回国侨生资助政策考察

在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华侨心系祖国,特别是在全面抗战的危急时期,他们尽其所能提供支援。然而,受到战乱影响,处境艰难的海外华侨纷纷回国发展,尤其是侨生学业与生活难以为继。因此,政府颁行一系列回国侨生资助政策,尽管存在相关部门时有纷争、经费不足、申请手续繁琐等问题,但是在较大程度上改善了回国侨生的窘境,同时培养了一批抗战建国人才,展现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