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新四军向民众借用钱款物资问题研究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配发的军饷物资远远不能满足新四军的需要,新四军被迫通过自筹方式来解决后勤供应不足的问题。向民众借用钱款物资是新四军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临时性的应急措施。新四军通过各种有效手段,向民众借用了钱、粮、枪支弹药、土地和其他物资,改善了新四军给养缺乏的处境。在借款借物过程中,有些地方出现了采取强制性手段、随意打白条、损坏和丢失所借物品等过激的做法,使民众对新四军产生误解和疏离。新四军正视问题,积极采取还款、赔偿、道歉等许多针对性措施,及时弥补了军民关系的裂痕,使借用钱款物资成为抗战时期新四军解决给养问题的一种“非主要”的有效的方式。

家国之间:抗战时期内迁民间戏班的生存之道——以厉家班为例

抗战时期,民间戏曲班社云集于西南大后方。民间戏班既要进行商演以谋取生存,亦要为抗日救亡而进行公(义)演。如何协调好二者的关系,是民间戏班需要面对的重要命题。厉家班在内迁过程中,虽屡历险境,仍然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各种抗战义演活动,创编新剧鼓舞民众,并有意识地将宣传与募捐融入舞台表演,体现出深沉的家国情怀。厉家班在烽火中逆势发展,得力于厉家班“严”字当头的治班制度、科学的教育理念以及班主的社会活动能力。厉家班的生命轨迹,已然超越个体戏班的价值,而成为观照战时中国民间戏剧团体命运的典型符号。

组织化发行革新: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报童的团结、培养与教育

报童是清末民初以来中国报刊城市发行的重要基层力量。经史料爬梳发现,报童也构成了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敌后抗日根据地等不少城市打破发行垄断并再造发行的重要支撑。中国共产党不仅通过文化、思想、政治等教育内容对报童实施组织化革新,也促使报童由衣食无着的职业底层群体转化为集信息传播、情报沟通、对敌斗争等功能于一身的积极自主的民主战士,完成职能的丰富与拓展。这一历时性、全局性过程也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底层工人阶级进行团结、联合与组织化的优越路径。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河南的盐业改革探析

全面抗战时期,由于战争影响,国民政府采取了保国稳民等措施增加财政收入。在此背景下,河南盐业进行系列改革,调整盐税税率与盐价、整顿盐务机构、革新运销制度与销售方式等,这些措施不仅增加了河南盐税收入,推动了战时河南经济的革新与发展,对支持抗战亦有积极意义。

战时教育部西北公路线社会教育工作队活动述论

1942年5月至1945年1月期间,以西北五省为工作区域、以虞文为队长的教育部西北公路线社会教育工作队是在抗战这一特殊背景下产生并发展演变的一个战时社教巡回工作组织。该工作队初期不足50人,后期发展到121人,先后在陕西的南郑、宝鸡、西安,甘肃的兰州、皋兰、武威、张掖、酒泉、天水,青海的西宁、塔尔寺、鲁沙尔,宁夏的银川等地,举办话剧公演、电影及幻灯放映、壁报张贴、新闻照片展览、补习教育、艺术教育等社会教育活动。其施教活动寓教于乐,成绩突出,受到广大民众及当地政府的称赞。它不仅为西北普通民众提供了难得的接受教育、接触现代文化、享受现代娱乐的机会,而且在潜移默化影响民众的思想观念,培养戏剧、音乐等人才,推进陕甘青宁四省份的抗战宣传和社会教育方面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对“巫神”群体的改造

全面抗战时期,“巫神”问题是陕甘宁边区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之一。其存在对于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发展、社会风气、医药卫生等方面均造成了不良影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政府通过思想意识的重塑、医药卫生的推广、个别教育与群众动员相结合等系列措施对“巫神”进行改造,充分诠释陕甘宁边区改造“巫神”问题的必要性与历史经验,对于当代中国改造社会边缘化群体,治理相关社会问题亦有所裨益。

浅析晋绥边区抗日军人的优抚工作

中国共产党的拥军优抚工作贯穿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全面抗战时期,为保障抗日兵源,争取战争胜利,晋绥边区政府将优抚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施政纲领,并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领导下,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并实施了优待现役军人、安置退役军人、纪念烈士和抚恤遗属的相应政策及具体措施,推动了边区优抚工作的有效开展,激发出军民团结抗战的巨大热情,对边区抗战事业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保障作用。

局部抗战时期津报文艺副刊中的抗日爱国思潮——以《益世报》为中心的考察

九一八事变以来,天津报界迅速成为涉日信息与对日舆论的重要集散地。与比肩齐名的《大公报》稍显暧昧的对日态度不同,《益世报》旗帜鲜明地抨击日军侵华行为与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其文艺副刊《语林》更通过发表战斗檄文、储备文化力量等方式弘扬了激荡的抗日爱国思潮。凭借应时的文风转向与笃定的立场坚持,《益世报》文艺副刊在这一时期成为进步作家的集结地、左翼文学的同盟军。

抗战时期女性旧体诗词的情感研究--以冯沅君、沈祖棻、丁宁为例

抗战时期,面对日寇侵略,女诗人彰显“心有国家、敢于担当”的情怀,借助旧体诗词政治性与抒情性的统一,以旧体诗词为载体,承担起呼吁抗日救国、歌颂奋勇杀敌、批评政治腐败的文学使命,寄寓山河破碎的悲烈。同时亦创作出诸多反映个人思绪的作品,从居无定所的羁旅思乡到友情爱情的情深之语,皆蕴含国恨与家愁、漂泊与彷徨。

抗战时期国统区与沦陷区间的粮食走私活动

抗战时期 ,大量的粮食从国统区流向沦陷区 ,这主要是由于日本策动粮食走私造成的。日方主要采取高价诱购、自设米行、奸商设行的方式来促使粮食从国统区走私到沦陷区。粮食走私造成国统区粮荒的局面 ,给国统区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日方还借机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

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的粮食危机及其原因

从1940年开始到1941年,国民党统治区爆发了一场空前规模的粮食危机。粮食缺乏和粮价高涨是这场危机的主要表现。粮食危机的出现原因主要是由于国统区粮食产量的大量减产、生产成本和销售成本的增加、通货膨胀和投机者囤积居奇所致。

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政治部第三厅

抗战初期周恩来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负责领导第三厅的工作。在周恩来领导下第三厅在抗日爱国宣传、启发民众觉悟、扩大统一战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卓越的成效。周恩来的出色工作不但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宣传高潮,而且为国家培养和储备了一批杰出的文艺人才;同时也使第三厅成为抗战初期国共合作的一个重要纽带,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建构

抗战时期,为扩大党的影响、提高党的地位,协调党际关系、促成国共合作,实施抗战动员、团结抗战力量,赢得国际认可、获得国际支持以赢得抗战,中国共产党通过发表宣言、文章,借助媒体采访,回应有关谣言,谋划纪念活动,加强与中外政要沟通等各种方式开展了一系列实践探索,客观上在有效建构着党的形象的同时,又显著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影响力,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促成了全民族抗战力量的动员。

战时西安广播电台的创建与科技传播

通过文献调研和实地踏勘,对创建于1935年的西安广播电台及其自制天线、地线、发射传播装备技术和科学广播节目作了考察。认为该台的创建标志着中国西北地区无线电广播事业的开端,并认为张学良在其开播典礼上的讲话是为中国政要关于无线电广播科技知识的最早一篇广播稿范本,而且作了很贴切的口语化处理,以苏俄建设伯力无线电台中心网为例,强调无线电在启迪民智、传达消息、统制舆论方面的重要功能,从而丰富了早期科技广播稿体裁的内涵与外延。

抗战时期统制经济政策与茶业的发展——以湖南安化为例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实行战时统制经济政策,设立统制机关,实施统制措施,安化的传统茶业利用这一时机,不仅摆脱了衰败的边缘,而且通过改良品种、革新工艺、机器制茶等措施,扩大了生产,提高了茶叶产量,调整和开拓了原有的茶叶贸易线路。统制经济政策不仅促进了安化传统茶业的振兴,而且对于抗战时期的经济和农村社会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

全面抗战语境中民生问题之舆论反应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残酷的战争使民众生活状况急转直下,各行各业民众均为生计所苦,健康、物价、就业等民生议题恶化。从全面抗战伊始直至战争结束,民生问题一直是社会舆论聚焦的一大热点。国人对抗战与民生的关系、各社会阶层的生活改善以及与民生关系密切的物价问题进行了持久的讨论。这场热议反映了解决战时民生问题的现实紧迫性,其本质是对抗战前途和国家命运的忧思,折射了国民政府处理民生问题的困境,反映了国民党抗战路线的进退维谷。

民主革命时期的抗战周年纪念论略

从抗战全面爆发一周年的1938年7月起,至共和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7月,中国共产党连续进行了12次抗战周年纪念。尽管12年间纪念的事件只有一个,但面对的却是错综复杂的局面、翻天覆地的变化和迅速发展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紧紧把握时代脉搏,紧密结合斗争实际,使每次纪念活动都能促进当时斗争的发展,推动中国革命的不断前进。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与时俱进的特质。

抗战期间昆明报刊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争鸣

抗战期间,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在昆明报刊上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华民族"一"与"多"之间的理论争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支持"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一定程度上顺应了抗战这一时代主题,为抗战大业的完成提供了重要智力支持。以费孝通为代表的主张中华民族"多元"的理论观点,则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民族观是一脉相承的,更具学理意义。民族理论的争鸣,同时拓宽了民族史研究范围,一定程度推动了民族史学的发展。

抗战时期人口西迁对西部地区社会生活的影响

抗战时期的人口西迁对西部地区的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衣食住等生活方式发生重要变革;婚姻观念和婚姻行为变化明显;妇女地位得到较大程度的提高;民众的地域观念逐渐淡化,民智民风得以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