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渔业政策和对南海渔权的维护

进入20世纪后,渔业制度在民国时期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对维护民族权益起到了一定作用。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先后颁布了《渔业条例》《渔业法》和《渔会法》,并在某些沿海省份得到初步贯彻和实施,标志着中国渔业制度正式颁布和施行。这在中国渔业制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然而,列强持续侵犯中国领海主权,不平等条约依然是中国渔业受侵扰的根本原因之一。法、日等国纷纷侵扰南海诸岛,掠夺南海渔业资源。中国渔民在捍卫南海诸岛主权、渔权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用。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手工业经济中的政府行为研究(1927—1937)——以1937年全国手工艺品展览会为例

南京国民政府对扶持手工业虽然并无“一贯的政策”,但在抗战前夕出于救济民生和对日经济备战的现实需要,手工业得到了政府的进一步重视。1937年全国手工艺品展览会的筹办即为政府行为的集中呈现,该展会贯彻了南京国民政府“展览观摩”与“研究改良”全国手工业的强烈旨趣。展会闭幕后,巨大的社会效应不独引起社会各界对手工业的关注,也促使各级政府开始谋划手工业改良,然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而中断。因此,鉴于全国手工艺品展览会仍囿于宣传范畴,对其实际成效也不应过高估计。

民国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的“秦始皇”形象演变探析

传统社会,秦始皇主要以暴君的形象流行于世,这与儒家重道德、行王道的政治取向有关。至民国时期,秦始皇形象大变,不仅与古时不同,而且不同的统治阶段也不同。以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书写为例,北洋政府时期秦始皇被斥为专制魔王,国民政府时期则被颂为民族英雄。这一转变实是对彼时社会思潮嬗变的能动反映。北洋政府建立之初,因政体变迁而民主共和思想大兴,秦始皇因其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创建者的身份而遭受严厉批评;进入20世纪20年代,随着地方自治思想的昌盛,秦始皇武力建国的方式被认为非良策,不能实现真正的统一,因此他再次成为被贬斥的对象。但到了国民政府时期,由于日本入侵而致民族复兴思潮高涨,为了树立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意识,建立大一统之局的秦始皇广受赞誉。同时,秦始皇文化统一的做法,也为国民党坚持党化教育、思想统一的行为提供了历史依据。概言之,民国时期,在民主、民族、国家等现代思想的影响下,秦始皇的形象大异于古;而受制于不同的社会现实,主流的社会思潮亦有变迁,此反映到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便呈现出秦始皇形象的阶段性差异。通过以上考察亦可见,教科书中所谓的历史知识的客观性是存疑的,其书写会受社会因素的影响,并非全然为政治所绝对控制。社会思潮与官方意识形态既有融合又有博弈,两者共同参与到历史知识的建构中。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普通城市的学校教育事业——以扬州为例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政府宏观教育政策、教育制度的更新环境下,扬州各县近代新式学校的发展势头得到了延续。扬州各县教育经费在制度保障下不断增加,提升了各个学校的办学条件。课程、教材出现新的变化,教学方法也日新月异。虽然仍面临着很多困难,但其进步也很明显。

国民政府初期对高等教育的整顿(1927-1937年)

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全国高等教育正处在所谓"大学热"时期。为改变高等学校"数量增加,质量低下"的状况,国民政府对高等教育进行了整顿。其中取消单科大学、限制滥设大学,加强对私立院校以及教会学校的控制与管理是整顿的重点。为此出台了一系列的法规政策,目的是全面加强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控制以"限制数量、提升质量"。规范和控制相结合是国民政府初期整顿高等教育政策的主要特征。此次整顿还呈现以下特点:第一,整理方式以"裁、并、改、停"为主;第二,整顿内容始终围绕限制大学滥设、加强对私立院校的控制和管理展开;第三,政府整顿高等教育的法规和政策具有一定的灵活性。通过这次整顿,改变了20世纪2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发展中的无序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高等教育的整体水平。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也确立和加强了国民党在全国高等院校中的渗透和影响。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对重庆市民生活的影响

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沦陷,首都南京危如累卵。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以继续抗战,并最终于1940年9月正式定重庆为"陪都"。战时地位的转换给重庆市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使其从政治经济到社会生活各方面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不仅使四川精神在抗战中凸现出来,而且加快了重庆城市现代化进程和市民生活习俗、精神面貌的改变,同时还加剧了重庆市民生存压力和贫富差距。

“十三五”时期的中国社会保障建设成效与基本经验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十三五"时期,我国诸多社会保障既定发展目标已经实现,部分任务也提前完成。文章梳理了"十三五"时期我国社会保障的发展成效,主要表现在七个方面:一是兜底扶贫成效显著;二是制度框架不断完善与整合;三是保障人数持续增加;四是保障维度实现个体生命周期全覆盖;五是待遇水平不断提高;六是管理体制治理现代化水平有效提升;七是国家财政在社会保障制度中的主体责任进一步加强。文章还总结了"十三五"时期我国社会保障建设的五条基本经验,为我国2020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推进"十四五"时期社会保障建设提供了启示,也为我国迈入"第二个百年目标"新征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变迁的制度分析

近代乡村社会改变的关键是民众认同并逐渐掌握新的现代性经济、政治和文化技能,而诸技能的全面导入、传播对于各种单设机关而言是力所不及的,需要设置综合性组织机构来承担。民众教育馆作为南京国民政府借助行政力量掀起的民众教育运动综合机关,对当时乡村民众文化水平的提高和乡村基层政治、农业生产的近代化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作为强制性制度安排的产物,它更多考虑的是政府偏好和政党意愿,存在的制度缺陷和弊端妨碍了其最大绩效的发挥,最终导致整个民众教育运动走向失败。

政治统治维持与边疆国防巩固——国民政府时期边疆教育政策考述

国民政府时期的边疆教育政策是南京国民政府出于政治统治维持和边疆国防巩固的目的,针对边疆民族地区现代新式教育发展所创制的一系列特殊性和优惠性的少数民族教育法令措施,主要包括创设边疆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策进边地读物编译、建设国立边疆学校系统、筹措边疆教育经费、优待边疆学校教师和学生等六个方面的措施。这些政策措施对我们今天理解"多元"与"一体"的民族关系格局,增强"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以及增进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维系边疆国防安全和社会稳定等方面仍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近代商品检验制度研究

近代中国的商品检验制度是在民国时期才开始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为适应国际通行规则,政府主持制订了商品检验法规并积极设立商品检验局,以加强对进出口商品的检验,保护对外贸易的正常发展。但由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使贸易制度变迁的绩效无法完全实现。

国民政府1931年水灾救济理念及其绩效

国民政府在承续传统荒政观念的同时,其救灾理念已经凸显出进步,对自身存在的合法性有了更新的自觉认识。国民政府的救灾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国计民生,暂时度过了这段"多灾多难"的风险期;但救济的不彻底又把灾民推向反抗与起义者的一边,为国民政府最终丧失其政治合法性累积下了不稳定因素。

20世纪30年代报刊媒介与西北开发

在 2 0世纪 30年代 ,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 ,各报刊杂志纷纷刊登开发西北边疆的文章 ,喊出了开发西北的呼声。各有识之士利用报刊这一信息工具来研究西北、宣传西北 ,为开发西北制造舆论 ,推动了南京国民政府对西北的开发。但最终实效十分有限。

论民国时期西康建省

西康建省始于 1 90 6年清政府筹划川滇边区。 1 92 5年北京政府又设立西康特别行政区。 1 939年 1月 ,经重庆国民政府批准 ,西康省政府正式成立 ,省府设在康定 ,下辖金沙江以东 33县 2设治局及金沙江以西 1 3县。西康省的建立 ,不仅有利于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汉、藏、彝各民族的团结 。

南京国民政府的边政得失及其影响因素

南京国民政府作为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筑进程中的第一个党治政体,其谋求整合边疆地区的社会政治与经济文化,试图运用强制性力量将中央权威重塑于边疆地区的边政实践,对于维护疆域稳定与领土完整、阻滞边疆的离心倾向、促进民族国家的构筑具有积极性。但由于民国复杂之政局及国民党政权内在弊病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南京国民政府的边政并不完善。南京国民政府的边政受到了中央权威、传统政治理念、国际环境、地缘政治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分析南京国民政府边政实践过程中历史与现实层面的影响因素,对于南京国民政府的边政得失之理解颇具意义。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湖南民众疫病治疗成效评析

湖南历史上疫灾频仍。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湖南民众的疫病防治开始体现防治结合的理念,除了大力开展预防工作外,治疗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受诸多不利因素,如时局动荡、战事不断、吏治腐败、自然灾害频仍、经费短缺等的制约,致使成效有限。

南京政府行政督察专员制度的法制考察

南京政府行政督察专员制度 ,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重要的地方政府转型与制度改革。就专员的资格与任期、职权与辖区、组织与经费等方面考察 ,专员制的法制功能是显而易见的。然专员制度的法律设计与实际状况之间无疑存在着一定的偏离状态 ,但这种偏离没有影响到该制度的基本运作 ,因而专员制度的法制状态应是正常的或基本正常的。专员制度是中国地方政府制度历史长河中发展演变的重要一环 ,也是中国地方政府从传统体制向现代体制过渡的重要一步。而且 ,专员制度的变革 。

论中国共产党与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政治部第三厅

1938年2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成立,在政治部下设主管抗日文化宣传工作的第三厅。在周恩来的具体筹划和郭沫若的努力下,中国共产党向第三厅派出了大批干部并建立了党的组织,积极开展各种抗日宣传活动和慰劳活动。1940年,蒋介石以改组政治部为由撤销了第三厅,另设文化工作委员会。在国共关系处于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始终执行并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正确政策,同国民党的妥协、分裂、倒退的政策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使两党的合作终究没有破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巩固和发展,保证了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

民主的悖论:20世纪40年代甘肃乡镇保长民选及其异化

抗战后国民政府迫于舆论压力,开始沿承总理遗教,实施"宪政"统治。为了使其宪政之治初备民主色彩,国民政府决定将乡镇保长的产生模式由委派制转变为选举制。甘肃乡镇保长民选亦在国民政府的一再催促下于1945年开始实施,然因其地僻处西陲,财力、人力均极缺乏,民众思想陈陋痼弊,乡镇保长民选一开始便举步艰难。加之内战的爆发和田赋兵役的持续加重进一步加剧了村民与乡镇保长的矛盾,乡镇保长职位不再成为乡村精英竞逐的对象,随选即辞或被迫就任者屡见不鲜,本欲借助选举以提高乡镇保长素质的民选制度却进一步加剧了乡村权力结构的失衡。面对乡镇保长群体性劣化和乡村秩序的紊乱,甘肃省政府在内战尾歇之际被迫将乡镇保长的产生模式再次由选举回溯为委派。乡镇保长民选的异化及最终失败的结局,宣告了国民政府在天时、地利、人和均处不利的时境下试图通过民主的幻象来挽救日趋消亡的政治声誉,其结果只能是一场民主的滥觞。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问题研究述评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乡村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新中国以来,人们对乡村教育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乡村教育思潮和乡村教育实验区及其代表人物、乡村私塾与乡村学校的关系、乡村教育经费、乡村教师及其待遇、乡村师范、乡村社会教育等方面。由于资料限制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人们对民国时期乡村教育问题研究不够全面和深入,评价有失偏颇,需要做进一步的工作,才能有所创新和突破。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派留学经费管理初探

作为留学教育日常管理中的重要环节之一,经费管理主要受留学教育整体政策引导,同时亦为其时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所制约。而经费管理的举措是否科学有序,往往又会反过来影响留学教育整体效能的发挥。本文从历史角度着眼,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相关情况加以初步探讨,以求对当前相关决策实施予以一定的参考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