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英:鲁迅青年形象建构的一个隐秘侧影

陈子英是贯穿鲁迅晚清日本留学界、民元前后绍兴教育界至辛亥革命及其挫折时期的友人,但二人的交往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在史料上也存在错漏。陈子英与鲁迅青年时期呼吁的理想“个人”有契合之处,也可被视为“狂人”、吕纬甫、魏连殳等现实原型的隐秘侧影之一,从中亦可窥得有别于传统“投降”、徐锡麟式的流血革命和鲁迅式的迂回抵抗的第四种“候补”结局,即丧失“候补”资格,沉没在辛亥革命的阴影之中。陈子英其人在鲁迅创作中由“隐”至“显”的过程,也是鲁迅追忆民元精神、重构“民国的建国史”的意图不断敞开的过程,它与鲁迅的青年话语建构交织在一起,共同指向鲁迅“立人”的启蒙观念。

历史合力与“护国运动”的兴起及其历史贡献

护国运动的兴起,袁世凯帝制自为之所以破产,共和制度之所以得到维护,并非简单地是由某一政党或少数人所推动的结果,而是民国初年“二次革命”后多种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聚合在一起,构成了反袁护国阵营,由此形成合力,并使反袁护国阵营在与袁世凯北洋集团的较量中发生力量对比变化,此消彼长,推动了护国运动的形成与发展。袁世凯虽然拥有国家政权和大量军队,但是正如清王朝也拥有国家政权和大量军队一样,没有能够阻挡清朝大厦的轰然倒塌。失道寡助,得道多助,逆民意者终将挡不住历史的车轮。在历史潮流的冲击下,袁世凯最终众叛亲离,被迫取消帝制,护国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民主共和从此深入人心。

论王船山民族主义思想对蔡锷的影响

在王船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蔡锷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在反清革命实践中,蔡锷既注意汲取王船山民族主义思想中的合理内核,又在西方近代民主共和思想的影响下,抛弃王船山民族主义思想中恢复明朝和歧视少数民族等狭隘、落后的观念。1911年,蔡锷成功地发动和领导云南“重九起义”,推翻了清政府在云南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民主革命政权;1915年,蔡锷又发动和领导护国战争,推翻了袁世凯的洪宪帝制,有力地推动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

恩格斯《英国状况》系列文章的历史意义

以《英国状况》为题的三篇系列文章,是恩格斯在完成《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之后、写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之前所撰写的,既是对《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所确立主题的继续研究,也是为撰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所做的重要准备,但学术界对恩格斯的《英国状况》系列文章不够重视且鲜有系统研究。在《英国状况》系列文章中,恩格斯分别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视角,深入分析和细致批判了“英国状况”,初步阐明了自己的理论观点。因此,我们有必要从青年恩格斯的成长、《英国状况》系列文章的主要内容和马克思主义创立史等方面深入研究《英国状况》系列文章的重要历史意义,以深刻理解恩格斯在曼彻斯特时期的重要思想转变和早期恩格斯从“另一条道路”创立马克思主义的独特贡献。

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1949—1976)工人文化宫建筑空间与形式特征初探

20世纪50年代,工人文化宫建筑开始在中国广泛出现。作为一种新兴现代建筑,其对中国现代建筑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对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1949—1976)建设的一批工人文化宫进行调研,并从规划布局、平面形制、建筑立面以及构造装饰四个方面分析工人文化宫建筑空间与形式特征,为后续中国工人文化宫建筑的研究保护提供详尽的基础资料,也有助于完善中国现代建筑史,为当代建筑设计提供新思路。

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1949—1976)宾馆类建筑立面特征研究

宾馆类建筑在现代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中,展现出对城市发展的适应性转变。通过对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1949年—1976年)国内诞生的一批新式多层宾馆类建筑调研,从宾馆立面构图,细部特征等进行分析,挖掘宾馆类建筑发展脉络及其与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的同异性,探讨其在指导思想和政策背景的变化过程中所呈现的时代实践特征。为国内宾馆类建筑的保护与价值提升提供理论研究基础,也有助于补充与完善新中国成立后建筑文化的研究。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1976)中国观演建筑外部形态特征研究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1976),新中国完成了从“农业大国”到“工业大国”的历史巨变。这其中,观演建筑作为承载这一时期群众生活文化建设的物质载体,见证了其中的历史思潮发展,并直观体现在其外部形态特征上。该文拟通过文献查阅厘清全国观演建筑分布特征,并进一步从构图形式和风格特征两个方面对其外部形态特征展开研究,分析其不同形式背后的特定内涵与文化,既为当下建筑设计的多元化语境提供历史依据,也为相关部门对这一特定时期的历史建筑评价提供参考依据。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1976)武汉历史建筑遗产刍议

武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1976)的历史建筑,无论是对现代城市的发展,还是对过去文化记忆的传播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该文以武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1976)的历史建筑为研究对象,用大量的实例,探寻建筑的科学价值、艺术价值,提出相应的保护策略,尝试唤起人们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历史背景下的历史建筑的文化价值与保护的深入思考。

谣言与革命——关于1911年武昌起义的政治传播学分析

在1911年的武昌起义中,谣言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首先,在起义的发动过程中,“清政府正在捕杀汉族士兵”谣言将大多数士兵逼入造反者行列;其次,在起义扩大的过程中,清政府无法控制作为舆论领袖的地方绅士们,致使各种谣言进一步侵蚀其合法性。清政府虽然也企图通过谣言收拾人心,但因其公信力的彻底丧失,并未达到预期效果。

近现代中国高等教育历史使命研究(1911—2012)

近现代中国高等教育是中华民族高教发展史上最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高等教育的发展都是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相联系,映射了高等教育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依据重大历史事件来划分,这一时期主要包括3个阶段: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的高教救国;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的高教护国;从改革开放到新时期改革的高教强国,都深深地蕴含着高等教育的历史使命感。深入研究这一时期的高等教育历史使命,将对今后高等教育发展起到十分有益的启示。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党推动昭通地区民族团结进步的实践

党的组织在昭通地区成立之始就把解决民族问题列为重要工作任务。面对复杂环境和党组织力量薄弱的客观现实,采取以建立健全党的民族工作机制为优势,增进少数民族民生福祉为基础,培养少数民族骨干为抓手,广泛的新思想宣传为引领,壮大各民族的革命武装队伍为保障,建立民族统一战线为法宝的“六位一体”实践形式,取得了关键性成效。这一实践过程中形成了党在昭通地区民族工作的历史经验,即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和加强民族干部培养相联系,增强对各民族群众的政治牵引力;坚持统一战线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相融合,增强各民族群众的国家认同向心力;坚持民族工作和推动民族地区发展相结合,增强各民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保障力。通过考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昭通地区的民族工作,阐释坚持党对民族工作全面领导的重要意义,有利于引导我国各族人民更加坚定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自信。

民国时期(1911-1949)我国图书馆界刊物研究综述

作者在对民国时期(1911-1949)图书馆界刊物进行统计的基础上,分析了其在时间、地区上的分布特点,介绍了栏目设置。本文资料性强,对图书馆学史和近代书史研究具有参考价值。

辛亥革命后广东近代城市的发展(1911—1936)

辛亥革命后,由于实业发展和民国政府的推动,广东城市化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城镇及城镇人口的增加、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城市经济积聚的程度等因素,是衡量城市化水平的重要尺度,以此为标准来看,南粤的城市化在民国前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传播工作的叙事策略、主要特征及当代启示

国际传播工作是中国共产党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展示形象的重要保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围绕制定政策文件,加强国际传播顶层设计;创办报刊机构,拓宽中国革命传播渠道;翻译出版经典,厚实传播内容思想意蕴;联系国际友人,争取更多国际受众支持等持续发力,在多维叙事中走出了一条传播主体内外联动、传播策略灵活多样、传播理念创新推进、更加注重问题导向的国际传播特色之路。面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愈演愈烈的国际舆论争锋,我们应传承和弘扬好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重视国际传播工作的优良传统,充分发挥多元主体协同优势,抢占国际舆论话语权;构建多渠道联合发力,讲深讲透讲活中国故事;重视“受众本位”导向,塑造好中共国际形象;在多措并举中积极推进守正创新,续写好中国共产党国际传播事业新的华丽篇章。

1911辛亥风暴下的成都满族

1911年辛亥革命时期成都旗人问题的解决有别与其他省市,这是在成都当时特有的政治经济形势下汉满两族领导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演变探究

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演变的过程,既是理论自觉过程,也是实践创新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演变,经历了早期萌芽、基本形成和不断发展等阶段。中国封建王朝风雨飘摇之际,回应“一盘散沙”的时局之困和凝聚民族革命力量的实践之需促使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萌芽。抗战全面爆发前后,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本质内涵、构成要素、内在结构和层次等进行了系统性阐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的基本形成。抗战转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不断增强中国文化的民族性自觉,并探索出一条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构路径,创造性地开展民族区域自治实践,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观。纵观整个演变进程,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和胸怀天下的国际视野。

由热情而理性:1911-1912年间杜亚泉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及认识

杜亚泉是近代中国历史舞台上的重要人物。辛亥革命之初,杜亚泉为革命的爆发而欢欣鼓舞,并对其进行热情宣传和介绍,颂扬、支持革命,但在短暂的热情之后,杜亚泉敏锐地发现革命后的中国面临着严重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方案。杜亚泉这一"由热情而理性"的转变,是其认知水平逐渐提升的表现,也是革命本身不足开始显露的重要表征。更为可贵的是,杜亚泉能在短时期里敏锐地发现问题,并积极地去解决问题,针对革命的先天不足,他试图从革命后续的建设中去努力,借此以完善与巩固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忠诚培育及经验研究

马克思主义政治观蕴含着忠诚于共产主义、忠诚于无产阶级政党、忠诚于劳动人民、忠诚于国家等政治忠诚思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忠诚思想,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政治忠诚内容包括对党忠诚、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投身人民解放事业和为工农群众服务。党通过强化党性教育、加强基层组织建设、进行马克思主义学习宣传以及领导农村土地革命,不断培育共产党员的政治忠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忠诚建设经验,为新时代加强党员政治忠诚教育和党的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