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Research on the Battle of Yanmen Pass

During the war between Liao Dynasty(907-1125)and Northern Song Dynasty(960-1127),there was a classic battle that happened in Yanmen Pass(located in today’s Dai County,Xinzhou,Shanxi Province,China).It was a well known battle of ancient China because a commander of the Song army named Yang Ye(?-986)was really famous in both classical Chinese fictions and Chinese war history.He is the early protagonist of a famous Chinese classic fiction named The Romance of the Yang family’s generals(written in the 16th century,Ming Dynasty of China).The story of his family also appears in other novels.Besides,in history,he was a general who was active in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war between Liao Dynasty and Northern Song Dynasty.The battle of Yanmen Pass(980)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battles of Yang’s military career.His combat style especially his cavalry tactic can be summarized through researching this battle.

21世纪以来宋辽关系史研究述评

宋辽关系在10至12世纪初东北亚政治格局中占据主流地位,是宋史与辽史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21世纪以来,宋辽关系史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主要集中在宋辽和战、交聘制度、经济与文化交往交流以及政治关系格局等方面。综合来看,学者们在对相关史料进一步发掘和利用的基础上,对宋辽双方的战略调整、边界交涉、使臣群体等问题予以关注,推动研究走向细致具体;将宋辽关系置于多民族政权并立的背景下进行探讨,拓宽了宋辽关系史研究的视角。但值得注意的是,重复性研究还是不同程度存在,具体研究又多聚焦于北宋一方,对辽朝交聘制度的运行机制、辽朝对北宋的边防策略等问题有所忽视,尚有待深入考察。

宋人著述中的辽代捺钵史料钩沉

宋人著述中涉及较多有关辽代捺钵的史料,包括捺钵释义及路线与地点、捺钵营地及其相关情况、捺钵活动、扈从人员情况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就其价值而言,这些史料可补正史之阙失,并与正史相印证,对研究辽代捺钵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政治因素、情感态度和个人认知等诸多原因,这些史料也存在一定局限性,需要审慎辨别。

以画为媒:宋、辽民族间的交流与互鉴

北宋时期,汉族与番族之间以绘画为媒介呈现出一种独特的交流与互鉴现象。宋廷对番族文化的尊重和重视,不仅体现在政治外交层面,更深刻地反映在绘画领域。《宣和画谱》特设“番族门”,其位次仅次于“道释门”“人物门”和“宫室门”,位列十门之四。《宣和画谱》的编纂体例、画科分类标准等,体现了宋朝统治者文化自若、吸纳异俗的开放风范;以及宋廷与番族敦睦相交、平等以待的外交理念。番、汉画家互有往来,番族画家入宋就职生活,受中原文化熏陶,其艺术风格渐与汉族相融合;汉人画家亦赴异族之地,其作品深受番人赞赏和学习,对番族绘画产生了显著影响。这种民族间的双向交流,不仅丰富了绘画艺术的内涵,也促进了番、汉民族的相互理解和尊重。辽主在两族交聘往来中,频送“鹿”“鹅、雁”等具有本民族风情的绘画作品,宋主则以汉族传统文化的代表飞白书回赠,这些绘画作品加深了宋、辽的友好关系,成为民族文化交流的象征。此外,宋、辽间的御容交换,以及宋人所绘《契丹使朝聘图》记录了番、汉间的外交活动,展示了民族和睦相处的历史场景。宋廷对收集和绘制番族形象、图绘民族交流的职贡图给予高度重视,这些绘画作品不仅是艺术创作,更是政治与艺术互动的产物,也成为宋廷歌颂当朝文治武功、塑造中原威仪、增强民族自信的方式。北宋时期汉族、番族以绘画为媒,相互碰撞,各取所长,互鉴与创新交织进行,文化联系日益增强,共同推进了中华民族绘画艺术的繁荣发展。

宋辽金墓葬二十四孝图中的男性孝子服饰研究

文章以宋辽金时期墓葬壁画中的男性孝子为主要研究对象,探究男性孝子所穿着的服饰类别。研究发现,宋辽金时期男性孝子服饰分为首服与身服,首服分别是束发巾(带)、幅巾、幞头、东坡帽等,身服主要是圆领袍服、交领袍服和裤等。其中幞头始于隋唐,发展至宋也不断涌现出新的形制,出现了具有典型宋代特征的东坡帽,以及具有辽金代表性的幅巾。在宋辽金时期墓葬壁画二十四孝图中有官员和平民两种身份的人物形象,日常生活的平民大都束髻,着圆领或交领长袍,而在田间劳作的平民则身着短袍;官员主要佩戴幞头,身着圆领大袖长袍,在腰间装饰玉革带。二十四孝图将服饰与其他元素相结合,成功塑造了孝子人物的忠孝形象。

分立与整体:辽宋夏金时期中国历史整体性的发展轨迹

辽宋夏金王朝是原唐朝统辖的民族在原唐疆域内建立的政权,各王朝统辖的各族人口中以汉人占多数。辽夏金王朝从国情出发,程度不同地继承中原王朝典章制度的同时,兼容了统治民族的传统制度和文化特点,体现了中国历史整体性的内在机制与发展轨迹。南北民族大迁徙使民族杂居状况更为普遍,客观上加速了民族融合,分布于内地与边疆、北族王朝与两宋王朝的同一民族内部割不断的亲缘关系,强化了古代中国社会底层的整体关系。各王朝统治者皆自称“正统”,将重建大一统王朝作为最高目标。儒家文化成为各王朝的主体文化,北族王朝积极吸纳汉文化精华发展本族文化,在客观上促进了不同民族在以儒学为主的整体文化层面上,实现了由浅入深的文化认同。

宋辽金墓葬中顶心悬镜现象再探

宋辽金时期,墓室顶心多悬挂铜镜。本文以这一时期发现的28例悬镜为研究基础,将墓顶悬镜、与铜镜组合的墓顶意象、墓室内的结构和装饰视为统一的整体进行考察,认为悬镜的表现形式可分为三类;并且结合《营造法式》,探讨了“悬镜”语汇在屋宇、佛塔地宫建筑空间中的共享;而其表现意涵,是“取光明破暗”和“驱邪压胜”之意。

GIS支持下永清古战道研究

GIS是服务于地理学科的信息技术系统,将GIS与考古学相结合,可以用于分析考古学文化与地理之间的关系。本文将GIS与考古学相结合,对永清县进行数字地形分析和水文分析后,发现在永清县境内没有“天险”以及修建长城用来抵御辽军的条件,因此在宋辽时期修建了令人震惊的军事奇观——地下古战道。

江南抗倭时期“唐宋派”的经世活动与海洋书写

“唐宋派”作为明嘉靖年间著名的文学流派,他们取法唐宋以溯秦汉,反对佶屈聱牙、摹拟剽窃的复古文风,其文论思想注重“文”与“道”的并重,有着强烈的经世济民情怀。嘉靖年间的江南沿海地区,海疆不靖,倭寇侵扰频繁,沿海民众深受其害。面对这“不靖的海”,“唐宋派”成员在抗倭的时代背景下,其文学创作、经世实践等都发生了明显的“海洋转向”,抗倭、海洋诗文书写成为他们生命历程与文学创作中十分耀眼的篇章。这种“海洋转向”为“唐宋派”文学地位的形成与影响的扩大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带动江南文人海洋诗文创作一代风气的形成。

川渝地区南宋石室墓仿木构建筑史料研究

川渝地区位于我国西南部,具有较为封闭的地理环境以及长期具有明显地方传统的历史文化。根据目前考古发现可知,川渝地区出土了较大数量的宋代墓葬,其中盆地周边丘陵山地多出土石室墓,石室墓中常见较为精美的仿木构雕刻,仿木构的形制亦呈现出一定的变化。通过对重庆及四川地区仿木构石室墓的形制进行排比分期,研究其发展趋势及流变现象,将其具体分为乾道及之前(1173之前)、淳熙年间(1174-1189)、绍熙至嘉定(1190-1224)、嘉定之后(1224之后)四期,其中第三期又以庆元(1195-1200)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并在上述年代学研究的基础上,解决川渝地区仿木构石室墓的形制断代问题。此外,通过对比研究,探讨当时同地域地面木构及仿木构建筑特点及形制发展的异同,补充川渝地区宋代建筑的研究材料,阐释川渝地区仿木构石室墓在建筑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价值。

宋辽金时期厅堂木构建筑外檐斗拱构造方式浅析

宋辽金时期,手工业商业发展迅速,南北交流更加频繁,催生出了璀璨的建筑文化。为了更深层次地探索宋辽金时期木构建筑的营建过程以及构造特点,文章以外檐斗拱为线索,对现存宋辽金时期厅堂类建筑进行调查研究,主要对象为辽代建筑独乐寺山门、宋代建筑少林寺初祖庵以及金代建筑晋祠献殿,将这些建筑外檐斗拱的构造方式拆解分析,进行对比,总结此时期建筑构造方式的转变趋势,为同类型同时期建筑的修缮与复原工作提供理论依据。

与道进退,淡乃其至:张栻的人生境界与诗歌书写

张栻开创南轩学派,为南宋中兴时期著名学者,也是一位个性突出的作家。他一生与道进退,矢志致君泽民的事业,其诗歌即有深入表现,渗透着以道自任、忧患民瘼的精神情怀。与社会政治中“汲汲然惟恐其道之终不行”内在相通,赋性冲和、钟情自然是其个性品格的另一面,并对其创作产生影响,自然山水在其诗中表现充分。他主张学者不汩利禄,不眩文采,“淡乃其至”成为其人生境界与诗学追求,他往往以冲和的语言、平淡的意象营造出淡雅诗境。明道义而抒性情,以思理慧性见长,是宋代诗学乃至宋学的特色,张栻与道进退、淡乃其至的人生境界与诗歌书写可谓典型,对南宋中兴时期学术发展与多元诗学风貌的建构具有特定意义。

宋金时期西北吐蕃若干人名探微——以《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之唐古特语为中心

由于缺乏藏文史料,学界在翻译宋金时期吐蕃人名时,多是根据个人理解,既不统一,也存在很多误译现象。清代对宋金时期吐蕃人名做了大量改译,其改译依据是乾隆朝编纂的《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该书运用了很多唐古特语解释改译原因,反映出古代藏族文化对其他民族影响之深远,从李立遵、董毡等人名的翻译可以看出,充分利用《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是我们正确还原宋金时期吐蕃人名的重要方法。

南宋初期诏令与文风的演变

诏令不应该仅仅是研究文学历史语境的史料来源,它与文学的深层纠葛更应该受到重视。在两宋之交的历史语境下,南宋初期与文学相关的诏令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性。文学摆脱了北宋后期的封禁枷锁,开始恢复生气,诗赋取士重新成为国家的基本政策。南宋初期由于皇帝对苏轼的偏爱,全国上下掀起崇苏热潮,促使江西诗派勃兴并成为文坛主流,对南宋文学影响深远。绍兴年间,朝廷实行严厉的言禁制度,尤其是震惊朝野的多起诗文获罪案例,对全国的诗文作者形成了强大的震慑力,这种高压的文艺政策促使献赋颂成为一代文风。

回顾与前瞻:北宋使辽诗研究的学术史考察

在“澶渊之盟”之后,宋、辽定期遣使交聘成为双方交往的主要活动。北宋使臣在出使辽国的途中创作了数量可观的“使辽诗”。学界从整体研究、个案研究、跨学科研究等方面对于北宋使辽诗的特点、价值、意义等做了较深入的探究,成绩不小。未来的使辽诗研究宜采取跨学科的方法,强化文学本位,将其置于宏阔的中华文学史视野之下,考察其对于中华文学多元一体历史格局形成的重要贡献。同时,立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语境,可以将使辽诗作为“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有意味的”观测点。

北宋前中期士人谏议心态演变与贬谪文学书写——以谏官及谏诤意识强烈的士人为中心

北宋前中期谏官制度逐渐完善,与之相关,士人谏议心态亦发生了新变。前期谏官及具有谏诤意识的士人出于职责、道德品质的追求,有直言进谏的意愿。中期形成了特殊的舆论环境,士人名节意识浓厚。谏官及谏诤意识强烈的士人逐渐形成了不苟同时俗、砥砺名节、不以贬谪为意的谏议心态。在分析谏官制度、谏议心态相关问题的基础上,文章以北宋前期的王禹偁、田锡,中期的范仲淹、欧阳修、苏舜钦等曾任谏官或谏诤意识强烈的士人为个案,进一步考察了谏议心态变化对士人贬谪心态、贬谪文学创作产生的影响。由此可以窥见北宋前中期士人的贬谪心态、贬谪文学观念、创作等呈现出的新特征,以及其与谏议心态演变之间的内在关系。

论辽朝的鸭绿江流域经略及其对东北亚地缘政治的影响

辽朝圣宗时期,为了有效控制鸭绿江流域,并牵制和打破宋朝与鸭绿江女真以及原渤海国残余政权定安国可能结成的对抗契丹的军事同盟,辽朝先后展开对鸭绿江流域女真和定安国的数次征伐。辽朝的鸭绿江流域经略,不仅控制了鸭绿江流域,还在鸭绿江下游江口屯驻军队,以切断定安国和鸭绿江女真等通过鸭绿江口与宋朝登州交通的地缘战略要道,而且彻底解除了辽朝在辽东侧翼的地缘政治威胁,并控制了定安国位于鸭绿江中、上游的平原腹地和长白山三十部女真与宋朝贸易的集散地,迫使鸭绿江女真诸部归附辽朝。此外,随着辽朝对鸭绿江流域的控制,为辽圣宗的高丽征伐奠定了地缘战略基础,并改变了辽朝与高丽以及女真诸部的地缘政治版图,从而,对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

宋代政务处理中奏议留中的非制度性现象——以宋仁宗时期为中心

皇帝通常对既定政治制度不能随意兴废,但可在政治运行过程中使非制度性政治行为常态化。宋仁宗时期,政务处理空间后移,官员奏议多呈送禁中,待君主以文书裁定。在这一过程中,仁宗有意扩大了留中奏议的范围,使得奏议留中成为奏议处理的常态化手段。当皇帝留中奏议,欲以己意下发诏令时,若两制官员以缴还词头的方式阻滞政令下达,皇帝则会以熟状或内降的形式下发政令,从而绕开两制官员。官员对奏议留中的异议多针对政事本身,并不针对将留中作为奏议的处理方式。非制度性奏议留中这类政务处理方式有效弥补了正式制度的缺陷,使得君主的政务处理方式更加多元且富有弹性。

《黄氏补注杜诗》黄鹤成书刊刻时间考辨

《黄氏补注杜诗》是南宋黄希、黄鹤父子共同完成的一部重要杜诗注本,其成书乃在黄鹤之时。关于黄鹤完成及刊刻其书的时间,学界主要有宁宗嘉定年间(1208—1224)说、宁宗嘉定九年(1216)说、光宗时(1190—1194)说、理宗宝庆二年(1226)说四种看法。导致这些歧异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黄鹤《年谱辨疑后序》署宁宗嘉定九年(1216),董居谊《序》、吴文《跋》署理宗宝庆二年(1226),两者有异,且相差十年余;二是对于书中避讳,学界一直认为止于光宗之嫌名,认识有误。其实黄鹤生前当有过两次刊刻,书中避宋讳并非止于光宗嫌名,而是止于宁宗之嫌名“廓”字。黄鹤初刊应在嘉定初年(1208)至九年(1216)之间,重刊应在嘉定末年前后(1224年前后)。

川渝石窟寺中所见唐宋建筑史料及其历史意义

通过梳理川渝地区石窟寺中所见唐宋建筑史料,建立了川渝地区唐五代时期斗栱、建筑形态和组群关系的形制分期,并就石窟中所见部分大木作形制与现存建筑遗存进行对比,补充论证了部分建筑形制的发展历程。研究揭示了川渝石窟寺仿木构建筑史料的主要历史价值:一是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川渝唐宋木构建筑遗存的缺失,二是见证了唐宋时期北方与川渝地区之间建筑形制的源流演变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