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瓶在两晋之交的衰落与消亡

魂瓶源于堆塑五联罐,是流行在我国吴晋时期东南地区的陶瓷明器,主要产自以上虞为中心的早期越窑,依托于葬俗中的神仙信仰存在。受永嘉南渡等因素冲击,以魂瓶随葬的习俗在两晋之交迅速衰落。这一时期,东南地区税赋、劳役负担沉重,通货紧缩,经济陷入长期萧条。豪门大族隐匿人口、侵夺山泽,商税苛重,早期越窑等民间手工业全面衰退。晋制葬俗等中原文化的传入改变了东南地区的社会文化风气,吴姓士族被侨姓大族压制和削弱,地方习俗难以维持,魂瓶等专用明器用量锐减。大约在咸康年间,随着侨姓大族深入会稽,魂瓶彻底消亡。

再论两晋南朝时期的弹劾文化

两晋南朝时期,弹劾文化已经形成并趋于稳定。探讨这一时期弹劾文化机理是深入理解古代监察体制的重要视角,可以从三个角度加以阐释:其一是弹劾精神文化,两晋南朝的君主和大臣都极力弘扬弹劾精神,营造浓厚的弹劾文化氛围;其二是弹劾行为文化,君主通过各种制度手段规范监察官员的弹劾行为,增强其本身及弹劾实施的庄严性和权威性;其三是弹劾激励文化,君主从地位待遇及情感两个方面激励监察官吏,认同其职任身份,以刺激其敢于弹劾,更好地发挥监察效能。文章从多维度解释、分析两晋南朝弹劾文化,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察体系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两晋上层士族阶层女性家庭环境、婚姻关系与政治活动探讨

两晋时期,士庶有别。出身于上层士族阶层的女性,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德才兼备;在婚姻对象的选择上,除嫁给皇室司马氏之外,她们大多与同阶层高门士族联姻;在政治活动方面,嫁入皇室的士族女性对两晋政局的影响较大,嫁入同阶层高门士族的女性其政治表现也很突出。女性的出身阶层是两晋士族联姻成功的前提,女性的品行与教育有助于维系士族阶层婚姻与家庭的稳定。士族阶层女性的婚姻是推动两晋社会政治资源在同阶层流动的重要因素,其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交换行为。个别女性影响了两晋政局走向。

早期拓跋鲜卑与东汉、曹魏、两晋政权关系研究

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成果证明,早期拓跋鲜卑对汉文化高度认同,重视与东汉、曹魏、西晋、东晋等政权建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交往交流交融。

试论两晋南朝时期的弹劾文化及其时代启示

两晋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成熟时期,监察机构和官员的设置逐渐专业化,弹劾程序日益固定化,弹劾文也出现了格式化的倾向,许多弹劾先例和“故事”也成为后来实施监察时的理论依据和事实支撑,而被援引。两晋南朝时期形成了一支稳定的刚正不阿的监察官吏队伍,涌现了一批重要的监察官员和家族,弹劾文化日趋稳定,深刻地影响这整个官僚群体的日常行为和国家治理。两晋南朝时期的弹劾文化对当下的监察体制改革也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两晋疫病及相关问题研究

两晋时期,疫病流行的范围广、频率高,其发生与水旱等自然灾害、战乱、环境、医疗水平等因素有关,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针对疫情,当时社会各阶层展开了自救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作用极其有限。两晋时期疫病发生与流行,也暴露出当时社会健康保障制度的严重缺陷。

两晋、萧梁、北魏宗室起家制度比较研究

六朝为适应门阀政治,普遍奉行重用宗室的策略,并积极推进其士族化进程,宗室顶级贵胄的地位突出表现在初仕意义的起家问题上。截取中古制度传承链条的关键节点两晋、萧梁和北魏,比较其宗室起家状况,有助于捕捉时代特色。结果发现三朝宗室起家年龄均未及弱冠,且有提早到成童之年的趋势,起家品级完全跨越旧令六品士族线,部分跻身四品以上宗室选,起家官类型频繁抢占清显职位,整体水平凌驾庶姓高门,彰显第一家族的权势气派。萧梁和北魏宗室起家制度基本翻版晋制,但在铨叙实践中又自成一系,分处不同的发展线路,中古南北形势之梗概由此可见一斑。

三国两晋南北朝对南中地区经济治理考析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以云南为主的南中地区与内地已形成不可分割政治经济体。但仅有对南中地区的政治、军事治理而没有对经济治理的考察和讨论,难以全面反映和总结治理的总体情况和经验教训。本文按照各政权控制南中的历史时序,以南中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状态、各政权对南中地区的政治、军事治理为基础,横向主要从郡县民、大姓、少数民族及经济部门四个方面,纵向主要从组织形态和制度安排(包括贡纳、赋税、兵役、徭役制度)等方面,考察和讨论了各政权全国性一般经济治策在南中地区的执行,在南中地区的实行的特殊经济治策,及其这些治策对南中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本文认为,尽管内地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断,各政权在南中难以实施更加深入的经济治理,大姓长期实际控制南中部分地区,对内地各政权的经济治理有一定干扰,但各政权一般性经济政策在南中总体上仍得到执行,并且顾及了南中特别是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但其中"汉重夷轻"的赋役政策及对大姓荫户的限制又成为汉民"夷化"的经济动因。

东晋南朝女性襦裙探析

东晋至南朝宋早期,女性襦裙均为直袖,上襦长至腰腹,不束入下裙。最迟自南朝宋中期,广袖襦裙流行,上襦束入下裙,长至腰腹。南朝齐起,裙束上襦的穿法逐渐增多,一直流行到南朝末。梁普通、大通年间(520~529年)为南朝齐之后南朝女性襦裙腰线与领口变化的一个分界,梁普通之前,女性襦裙领口小,浅露脖颈腰线低;梁大通之后,齐胸的高腰线、欲露肩的大领口襦裙流行。南朝齐至南朝陈,上襦下垂不束入下裙的穿法依旧存在,但不属流行式样。

试论中国北方龙山时代至两汉的小麦栽培

本文梳理了中国北方发现的龙山时代至两汉小麦及其相关遗存,并结合历史文献中的记载,将小麦的栽培历程分为三个发展阶段:而各阶段时空特点的形成,应是人们在不断进行经验总结和技术革新的基础上,由自然环境、种植技术、加工技术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

从《关雎》的阐释史看先秦两汉诗学

上博简《诗论》用“以色喻于礼”评论《关雎》一诗 ,揭示了一个因情制礼的主题。其所运用的引申譬喻、联想感悟的阐释方式 ,体现了自由独立的文化创造精神 ,是对西周王官之学的突破。西汉三家诗派鉴于西汉初期后妃干政的史实 ,以说诗干预时政 ,释《关雎》为刺诗 ,他们对《关雎》的阐释是对《诗论》的不断引申发挥 ,逐渐将其意义确定在帝王后妃上 ,同时还显露出历史化的阐释倾向。毛诗学派不采用刺诗说而用历史化的方式解诗。《毛诗序》理论和资料来源广泛 ,但其阐释观点与学术精神却与先秦儒家越来越远。《毛诗序》应是东汉的作品。

两汉魏晋辞赋中的现实女性题材与性别表达

两汉魏晋时期以描写现实女性为题材的辞赋 ,涉及的对象包括后妃、舞女、寡妇、弃妇、新娘、婢女、思妇等不同阶层、不同遭际的各类女性 ,表现了她们在男权社会中的种种不幸 ,对当时女性社会地位和生存状况的反映是比较真实而广泛的。这些作品体现了男性作家对女性的关注与同情 ,在表现手法和角度上对传统有所突破 ,尤其是首次将宫怨、弃妇和思妇引入辞赋的表现领域 ,扩大了辞赋乃至整个古代文学的题材范围。

“夷狄不足为君论”:两晋时期“夷夏”君臣观的政治宣扬及其影响

少数民族内迁及其首领在北方筹建政权,对两晋王朝造成巨大政治压力,夷夏之辨得以强化,“夷狄不足为君论”应运而生。该理论宣扬少数民族首领为君自古未有,为臣则有先例,“夷狄”根本不具备称帝的资格。“夷狄不足为君论”从君臣关系的角度对少数民族与两晋朝廷进行关系定位,既受到传统夷夏君臣观的影响,又具有魏晋时期少数民族内迁的鲜明时代特征,并对两晋政权和少数民族首领建国称帝、争夺天命及宣示正统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公天下到“王命论”——论两汉之际儒生政治理念的变迁

儒生阶层在西汉元成以后登上政治舞台,发起了复古改制运动,但空有理想主义的激情,不能解决历史症结。复古改制失败后,儒生们依据公天下政治理念,捧出王莽来改造现实,却又造成了更大的历史劫难。面对惨败,儒生们不能够反思自身的理想主义,反而走向了"王命论",认为天下应为刘氏一家所有。儒生再没有勇气讨论"禅让"等公天下的理念了,此为中国思想史上一大变局。"王命论"在后汉变成了国家意识形态,导致后汉学术走向平庸。

《三国志》与两晋南朝小说野史曹操形象之比较

《三国志》着力描写曹操的文治武功和卓越才能,表现曹操的旷世奇异和济世之才。而两晋南朝的小说野史却毫无讳言曹操缺点,将曹操塑造成一个放纵不拘、奸诈无信、自私残酷的反面人物。两者皆事出有因。

论流民与两晋之际的政治格局

西晋永嘉之乱以后 ,产生了大量的流民 ,并形成了严重的流民问题。流民的大量产生 ,以及流民势力的迅速发展 ,迫使两晋之际的统治者设法解决流民问题。流民所引起的震动 ,使残破的西晋政权能够控制的力量更加弱小 ,从而加速了西晋政权的灭亡。北方流民的大量南下 ,使南方的政治、军事力量迅速增强 ,从而为东晋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流民聚集而成的政治、军事性集团如京口集团等 ,是东晋政权的支撑性力量。东晋政权与流民的关系至为密切 ,而统治者对于流民问题的处理方式与程度 ,亦直接地影响着当时的政治变迁。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南北对立与郭璞的《江赋》

两晋之交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南北对立的特定背景,使本来属于自然地理范畴的长江,不但一跃成为关系到东晋王朝前途和命运的生命线,而且成为现实性很强的文学题材,寄托着包括作者在内的"过江诸人"的诸多情志和愿望。《江赋》塑造的长江艺术想像,不但真实生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而且以富于阳刚之美的浩瀚、雄奇和壮阔特征充分展示了长江独特的精神气质和强大的内在生命力。在胡马临江、社稷倾危、朝纲不振、士臣悲观失望、民族生死存亡命悬一线的"最危险的时候",作者满怀激情地讴歌长江、赞美长江,并在此基础上抒写对东晋君臣践行他思想主张的殷切希望,无疑对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和衷共济、渡江北伐、洗刷民族耻辱具有重要意义。这些思想主张虽然未能完全达到艺术上的有机统一,但在政治上却实实在在地点到了东晋王朝虚弱病体的穴位。

由新出楚简论《诗经·节南山》的诗旨——兼说两周之际天命彝伦观念的变迁

《节南山》系《诗经·小雅·节南山之什》的首篇,前人谓之"变雅"。其诗旨传统学术观点主要有三,即周幽王说、平王东迁后说、桓王说。然而随着近年上博简《诗论》、清华简《系年》等新出楚简的刊布,可考《节南山》当作于两周之际二王并立之时,作者为平王势力的臣工家父,诗旨并非讽刺周王而是通过"刺师尹"进而探求王室祸乱的原因。不仅如此,《节南山》诗文还可反映出两周之际王权衰落时若干社会思想观念的变化。

西晋名士“约言”观之成因及其文学影响

“约言”是西晋名士对于清谈语言的讲究,是理想谈论必备的条件之一,对两晋南北朝文学有至深影响。论辩推重“约言”较早反映在西晋东都洛阳的名士群中,以乐广、阮瞻等为代表,它的生成既有中土论辩强调“理足则止”“不务烦辞”的言语传统,也有西晋汉译佛典《般若经》《维摩诘经》等传播的背景因素。其中后者所倡超越名言概念,逐次遣言乃至废言(无言)的思辨观,直接影响到东晋南北朝文体论对“精约”与“繁缛”二体的评价标准。

会稽大族与两晋士族政治探析

两晋时期的南北大族是司马氏政权的基本政治力量，与大族势力的结合成为该政权的特质，这一现象在会稽大族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西晋政权以北来大族为重，故会稽大族的政治地位已不及前朝。进入东晋后，随着世族地主经济的持续发展，东晋统治者为了稳固其政权，不得不拉拢会稽大族，以取得他们的支持。会稽士族官僚群体的形成．便是较为典型地反映了大族势力与政权之间的这种关系，体现出两晋政权的士族政治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