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适用于电子商务环境的常设机构概念

国际税收协定中的常设机构概念存在的意义,在于标志非居民的跨国经济活动与来源国存在着实质性的经济联系。非居民的跨国电子商务活动是否在来源国构成常设机构存在,应以其网址所具有的功能作用,及其通过网址实际从事活动的性质、数量规模和时间延续性,来判定它与来源国是否构成实质性的经济联系。判定的标准为网址活动的时间延续性、营业性和网址功能的系统性。

“虚拟常设机构”的税收协定规则构建研究--公平分享“一带一路”倡议下跨境数字经济税收利益

跨境数字经济的发展对营业所得的国际税收分配规则造成了严重挑战,其中,以物理存在为基本构成要求的"场所型常设机构"的税收协定规则已经失去其原有的功能作用。为应对这一挑战,理论与政策层面形成了"虚拟常设机构"的改革重塑方案,一些国家和税收管辖区已经开始尝试引入和运用"虚拟常设机构"规则。本文在分析现有相关理论主张的基础上,提出了"虚拟常设机构"衡量判定的系统完整的规则体系,包括确立"虚拟常设机构"的基本判定规则、整合判定规则、与传统常设机构同时并存的协调规则、排除豁免规则、与判定规则相适应的税收征管规则。为顺应"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发展的需要,与"一带一路"国家公平分享跨境数字经济下的税收利益,进一步分析论证了如何与"一带一路"国家协商构建有关"虚拟常设机构"的税收协定条款。

跨境数字经济下“场所型常设机构”税收规则的解释性重塑

跨境数字经济的发展对营业所得的国际税收分配规则造成严峻挑战,其中,以物理存在为基本构成要求的“场所型常设机构”税收规则已经失去其原有的功能和作用。为应对这一挑战,OECD提出了范本注释方案,2015年G20峰会核准通过的BEPS行动计划提出了有关常设机构的较为系统的解释性重塑方案。梳理分析这些解释性重塑方案以及有关国家的立法和政策的调整变化,可以发现,有必要构建整合形态的“场所型常设机构”理论并进行具体规则设计。为顺应“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发展的需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公平分享跨境数字经济下的税收利益,中国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协商构建关于整合形态的“场所型常设机构”的税收协定条款。

跨国电子商务对国际税收规则的冲击

电子商务对传统的国际税收规则造成了冲击:常设机构原则、居民身份的认定标准、收入的定性分类方法,对收入来源国和居民身份国的税收管辖权都造成了损害。为应对电子商务对现有国际税收规则的挑战,我国应该采取以下措施:拓宽常设机构的定义,使之适用于跨国电子商务交易;适当调整对企业居民身份的认定标准;应用功能等同的原则对电子商务交易中的收入性质进行分类。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的国际税收法律制度完善

在促进"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关键时期,在我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关键节点,为适应中国从资本输入国到资本输出国的转变,应当加强税收的调控功能,建立以激励资本输出为导向的国际税收法律制度。具体就基础设施投资而言,应对现行税收法律制度进行调整,完善《企业所得税法》中的税收抵免制度,最大程度消除重复征税;在完善双边税收协定网络的同时,放宽税收协定中"建筑型"常设机构的认定时长,增设税收饶让抵免条款,在维护中国作为居民国税收利益的同时,为企业进行海外基础设施投资争取更多的税收优惠。

国际税收协定中常设机构中的营业代理人初探

在国际税收协定中，营业代理人构成常设机构的要件有二，须同时具备：必须有非独立地位代理人的存在；必须有权并经常为缔约国另一方企业从事营业性质的活动。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我国的税收利益，我国应从资本输出国和资本输入国的不同立场出发。

境外企业派遣人员来华工作的税务风险分析

鉴于当前境外非居民企业在中国投资的企业中,普遍存在劳务派遣现象,国家税务总局在2010年和2013年分别下发文件,明确了对劳务派遣人员是否构成境外企业在中国设立的常设机构的认定标准。基于两种劳务派遣模式,在派遣人员已构成中国居民纳税人义务的前提下,根据派遣企业派往接收企业的派遣人员的工作性质,分别就两种模式下,派遣企业的企业所得税、增值税以及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进行对比分析,并对派遣企业如何应对税务风险提出建议。

论税收筹划的策略

税收筹划是企业为了实现收益最大化,对涉及税收的经济事项进行预先安排,在税法允许的范围内规避部分纳税义务,尽可能节约税款,获得最大的税收利益。企业税收筹划可从企业组建、投资决策、筹资方式、购置设备、生产经营等方面谋求税收筹划的策略,为投资者提供决策参考。

浅析电子商务下税收管辖权之冲突及其对策

在传统国际贸易模式下,各国税收机关按照有关法律和双边或多边协议,对买卖双方进行有效的税收征稽。但随着具有全球性、虚拟性的电子商务出现后,各国税收机关很难对税收基本要素有一个明确的认识,特别是以收入来源地管辖权为基本税收原则的国家,面对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势必要制定出与电子商务相关的税收政策。值得欣慰的是,一些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对电子商务税收框架已经达成基本共识。但对诸如如何确定常设机构、如何确定税收客体以及如何确定行为发生地等问题,各国税收机关和学者都有着不同的见解。就以上问题并结合我国相关制度进行讨论。

电子商务税收问题及其对策浅析

电子商务交易虚拟化、数字化、隐匿化,导致税收大量流失。针对电子商务带来的税收问题,必须完善现行税法和税制,改进征管方法,加强国际间税收的协调与合作。

论税收协定常设机构概念在农产品跨境电商交易中的适用

当前,在我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及乡村振兴战略之际,税收协定常设机构概念的界定对于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农产品跨境电商交易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作为新兴业态,跨境电商平台于农产品跨境交易的运用正使我国及各相关国家间双边税收协定对常设机构概念的传统界定日益面临适用困境。借鉴吸收OECD最新发布的BEPS行动计划七最终报告的有益建议,重构有助于我国农产品跨境电商交易发展的常设机构概念应是未来我国推动农产品跨境电商交易发展的重要举措。

英国数字服务税制度分析及其启示

数字经济发展给国际税收利益分配格局和国际税收制度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国际性和区域性数字税征收协议无法达成的情况下,英国率先开始实行数字服务税。英国数字服务税采取“用户参与”作为联结度,适用双起征点和安全港规则,具有征收单边性、短期过渡性和义务针对性等特点,在发挥财政、经济及公平等功能的同时,也面临国际税收规则滞后和税收利益竞争导致的困境。中国应审慎借鉴英国数字服务税经验,积极参与国际数字税收规则制定,完善国内税收征管体系,号召企业提前筹划应对国际数字税收冲击。

双边税收协定中“典型常设机构三方情形”问题初探——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协定范本》为视角

典型常设机构三方情形问题是在双边税收协定机制下经常出现的问题。一方面,由于各国税收管辖权的冲突,该问题可能导致国际重复征税;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套用或者滥用税收协定进行国际逃避税。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协定范本》提出了"税收无差别待遇原则",并制定了具体规则。但是,OECD协定范本毕竟无强制性,且仅具有区域性。所以,解决典型常设机构三方情形难题的有效途径是缔结全球综合性多边税收协定,对其涉及到的多国税收管辖权进行统一协调和规制。

碳排放交易的国际税法问题——两大税收协定范本的视角

关于碳排放交易的国际税法问题,新版OECD范本和UN范本均已做出了回应。从目前情况来看,碳排放交易所得基本上适用范本第6条、第7条、第8条或第13条。作为世界上最大的CERs净输出国,我国应更多地关注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关于常设机构的认定,应视国外合作方参与项目的方式和程度的不同分别划归场所型或劳务型常设机构;碳排放配额/抵免额应视作不动产的附属财产或不动产,但此种属性在初次交易后丧失,之后按动产对待。

虚拟常设机构原则对我国税制的启示及应对

数字平台的多边性、低边际成本以及间接网络效应等特性,使得脱胎于工业时代的国际税收法律体系难以对其进行有效治理。在数字经济时代,传统的、基于常设机构的利润分配规则和联结度规则在适用时面临理论和现实双重困境。为解决数字经济带来的税收挑战,理论界提出以“虚拟常设机构原则”取代传统常设机构原则的解决方案。由于数字经济具有虚拟性、不确定性,虚拟常设机构原则尚有很多标准有待确定。我国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应当积极参与数字经济时代的国际税收新规则的制定,并争取更大的国际话语权。从理论上探讨虚拟常设机构的正当性及其对我国现行税制的启示,对于我国构建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税收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浅析积极的财政政策

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应采取的措施以及大力开发西部建设,应集中政府财力,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在依法治税的同时,清理收费进程,要实施积极的结构调整政策,培养新的主导型消费热点,在放松政府管理上迈出实质性步伐。

EPC国际工程税收争议案例分析与风险防范策略

设计-采购-施工(EPC)国际工程若构成东道国常设机构,需在东道国缴纳企业所得税。EPC国际工程常见税收争议有二:一是对于东道国而言,进口设备价款本不应并入工程收入缴纳所得税,但由于合同名称是工程承包合同,通常被东道国税务机关要求按照合同总价款征税;二是东道国主管税务机关即使认为设备不应并入工程价款,但会认为设备价款与工程价款划分不合理,要求重新核定工程价款,补缴企业所得税。本文以近年来典型EPC国际工程税收争议案例为切入点,依据国际税收协定及《实施税收协定相关措施以防止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多边公约》等规定,分析税收争议产生成因及相关解决办法,探讨如何进行事前防范、事中控制,提出妥善防范和避免EPC国际工程税收争议的建议,包括确保交易架构科学合理、严格规范EPC合同文本、交易价格客观公允等。

数字税立法的路径分歧与中国因应

为应对数字经济引发的税收挑战,各辖区在单边层面采取了改进和立新两种数字税立法路径,前者指对传统所得税法和增值税法中与数字经济不相适应的部分加以修改,后者指开征数字服务税等新税种。而在多边层面,OECD提出了设立新征税权的“支柱一”方案。根据税收公平、中性和法定等税法基本原则,数字税立法应当在有效矫正数字企业与传统企业间税负差距的同时避免区别对待数字企业,并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立法成本。就中国而言,考虑到中国的经济现实以及各种路径之间的兼容性问题,当下选择开征数字服务税的立新路径并不适当,而应支持多边协调路径,推动“支柱一”方案的完善与落实,同时探索改进路径,推动现行税制与数字经济相适应。

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国际税收管辖权划分原则

"经济关联原则"作为协调国际税收管辖权的理论指导,关系到国家之间税收利益的分配与平衡,传统国际税收秩序在判断经济关联度时主要依赖有形场所要素,而且对经济活动和价值形成过程的要素分割过于简单,这与传统经济模式是相适应的。数字经济条件下企业的运营模式和价值形成机理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对传统的国际税收规则带来挑战,也导致征税权分配格局的重新调整。当前国际社会提出的改革方案在构建新的联结规则时,较多地考虑技术操作层面,而对创造价值的关联要素重视不够,这是传统国际税收利益格局固化的体现。"价值创造"和"实际经济活动原则"是"经济关联原则"在数字经济时代的继承和发展,公正合理的国际税收秩序必须以此为理论指导。在数字经济环境下,消费者和消费市场是价值创造的实质关联要素,消费市场作为重要的价值来源地应据此享有更多的税收管辖权。

数字服务税:正当的课税抑或服务贸易的壁垒?

为了应对数字经济对现行税收规则的挑战,在国际社会达成共识方案之前,欧盟及部分国家相继推出了数字服务税方案,其共同点是对其认为用户对价值创造具有重要贡献的特定数字服务课税,并以企业提供这些数字服务的收入而非净所得为应纳税额。表面上看,数字服务税采用了间接税的形式,但具有对数字企业的所得间接课税的效果,并以美国公司为主要纳税人。数字服务税加重了跨境数字服务贸易者的税收负担,并引发是否与服务贸易总协定的非歧视义务相符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