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服务提供者“双重义务”的内在冲突及协调路径

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多重身份及利益追求差异诱发了个人信息保护义务和侦查协助义务间的紧张关系,履行某一义务会抑制对另一种义务的法益追求。立足于刑事侦查领域,双重义务间的逻辑表征为:侦查协助义务对个人信息保护义务的压制,以及个人信息保护义务对侦查协助义务的锁定。为缓和双重义务的冲突及填补处理规则的空白,《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确立了侦查协助义务的优位性,但优位性条款因守成取向、刚性特征以及控制限度僵化而造成适用障碍,冲突缓和作用不显。义务冲突集中表现为:协助调取概括性与信息处理目的限制性相矛盾,协助调取强制性与内部合规审查要求相排斥,协助调取最大化需求与信息处理最小必要范围相背离。冲突协调需采取程序规制和实体调控指导的双重路径,明确网络服务提供者分类审查的方式及内容,建构侦查协助义务的豁免机制,以实现双重义务间的相对平衡。

论大数据侦查中的个人信息保护

信息化时代的发展凸显出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刑事司法领域中的大数据侦查有个人信息保护的实际需求。侦查机关肩负着发现案件线索、打击犯罪的使命,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侦查行为极易侵犯到公民的个人信息权益。大数据技术的引入将相关技术侦查措施变成侦查机关侦破各类案件的强有力武器,同时数据收集、分析、共享的过程也给个人信息保护带来严重威胁。为保障被侦查人的信息不受侵犯、遏制侦查机关信息处理权的不断扩张、促进刑事诉讼法律规范体系不断健全,在检视国内外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规范的基础上,提出严格遵循比例原则、以主体赋权和权力规制为进路,加快大数据侦查中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建构进程。

刑事侦查中个人信息保护的目的限制原则:欧盟经验与中国路径

面对数字时代下侦查权社会化演变及侦查活动趋近大规模监控的“功能蠕变”,我国传统刑事诉讼规则缺乏对侦查中个人信息收集、处理呈现目的控制,而《个人信息保护法》确立的目的限制原则亦欠缺对刑事侦查情景的细化调试。基于对欧盟目的限制原则在通行及刑事司法领域相区分的路径设置考察,我国应对刑事司法适用的目的限制原则进行情景化改造:在收集端口建立明确、合理、个人信息最小化的要求;在处理端口建立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以兼容性判断为标准的限制使用要求,同时配以个人信息流转的第三方传输豁免规则与目的变更规则。以此在避免刑事司法机构随意处理个人信息,限制侦查权等公权力边界的同时,减少个人信息在刑事司法领域流动的阻碍,以提高司法效率。

论刑事侦查中地理围栏技术应用的改进

地理围栏技术的应用已十分常见,其在我国的刑事侦查中有三种样态:未知犯罪嫌疑人时的筛选确定、已知犯罪嫌疑人时获取犯罪嫌疑人更多个人信息及涉案证据的相互印证。这一过程中侦查机关获取个人信息所受限制较少且过度分析了个人信息,加重了对个人隐私权利的侵犯程度。其侦查逻辑本身还具有认知进程单向性的特点,容易殃及无辜。应当限缩适用范围,明确排除第一种样态的适用,除有益于隐私保障外还能防止产生技术依赖;在承认公共场所隐私利益的前提下,披露围栏设备的安装位置、限缩其安装区域;再设置内容详细的围栏数据搜查证、要求侦查机关履行告知义务、并辅以密钥技术手段保障处理个人信息的正当性。

中外犯罪调查的科学性和主观性——以数据库与个人隐私、专家证人与偏见为视角

刑事调查中的数据库与个人隐私、专家证人和认知偏见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虽然数据库,如DNA数据库,在减少和预防犯罪方面被证明是非常有价值的,但它们也引起了对个人隐私和自由的关注;专家证人通过提高证词和证据的可靠性,对刑事调查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有意或无意产生的偏见将大大影响结果的科学性。当今世界对技术和知识的运用在各个领域都逐渐走向成熟,更加需要将技术运用的主观性缺陷提至与运用综合科学方法同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当代刑事调查中。

刑法人格主义的检讨与革新

刑法人格主义的思想发源于刑法主观主义阵营,经过刑法客观主义阵营的批判与吸收,在当代演化成人格刑法学等理论成果,并成为折衷主义的重要产物。发展中的刑法人格主义应当遵循法治的基本精神,谨慎地对待人身危险性问题,决不能抛弃行为这一基本概念而陷入主观主义的危险境地。西方国家将人格因素渗透到刑事立法的事实,暗合了我国刑法学理论的发展趋势,有必要科学地对待人格因素在定罪机制中发挥的作用,并在量刑和行刑过程中及时推广人格调查制度和人格矫正制度。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权在侦查程序中的导入

个人信息权已经成为大数据时代人权的新面相。我国大数据侦查模式发展忽视了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出现了信息收集行为权能性质不明、信息收集门槛过低、信息过度收集等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个人信息权在侦查程序中的缺位。在侦查程序中导入个人信息权,既需要宪法对个人信息保护的确权化,也需要刑事诉讼的立法精细化,同时亦需要司法审查发挥作用。国家在必要时可以设立专门的信息监察机构,以强化对个人信息权的保障。

看守所男性服刑犯的心理状况及人格特征调查分析

目的探讨看守所男性服刑犯的心理健康状况及人格特征,为罪犯的心理健康教育及疑难案例侦破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和艾森克人格问卷（EPQ）,对117名看守所男性服刑犯进行心理测试。结果被试与常模组在心理健康状况及人格特征上存在显著差异（t=15.60~22.79,12.64~22.73;P〈0.01）。结论罪犯的个性特征与心理健康状况关系密切,罪犯在精神状态及人格结构方面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情绪上存在易冲动、不稳定的特点;人格上存在着高精神质、高内外向、高精神质的特点。

人身检查概念之检讨

人身检查是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强制性侦查行为,在刑事侦查实践中使用频率很高。学术界基于现行法规定的内容对人身检查的概念进行了许多界定,但是基本停留在对法规字面涵义的解说,因此值得检讨。基于对人身检查的目的、主体、对象、范围和法律地位的理论分析,可以看出,人身检查是指侦查机关为了收集、保全犯罪行为遗留的痕迹和其他证据,对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证人之身体的物理性质、状态及特征进行观察、采样、检验的一种强制措施。

个人言语风格识别应用于案件侦查

个人言语风格具有差异性、稳定性、反映性,在案件言语材料中能反映出制作人社会属性和个人属性。实践中,检材言语材料和样本言语材料达到一定条件后,侦查技术人员可通过个人言语风格识别,确定侦查破案的范围及方向,最终确定作案人。

人格调查制度的应然思考及制度建构

作为判刑前的机制,人格调查为司法机关准确定罪量刑提供了参考性的材料。近来,人格调查在我国司法解释以及司法实践中备受关注,并且发挥出积极的作用。人格调查的展开符合了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同时也为刑罚个别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践行以及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发挥提供了制度性前提。基于此,应积极推进我国人格调查制度的建设,使之合法化、规范化、科学化。

论侦讯双方的人际交往关系对侦查讯问的影响

侦查讯问是侦查人员和犯罪嫌疑人之间面对面的较量,是一种特殊的人际关系和人际交往。处理好侦讯双方的人际关系,取得犯罪嫌疑人的尊重和信任,才有可能获取犯罪嫌疑人真实的口供。可见,侦查讯问中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的人际吸引是讯问的关键,是获得讯问成功的重要因素。讯问中的人际吸引要拆除侦讯关系中的心理栅栏,要建立侦讯双方的“相容”关系。人际吸引还受到邻近吸引、权威效应、仪表吸引和特质吸引等因素的影响。

侵犯大学生个人信息犯罪被害调查——基于问卷调查、跟踪访谈和内容分析法的实证研究

公民个人信息被害呈现与网络的高度相关性,大学生已经成为被害的主要群体之一。针对大学生个人信息被害这一主题,通过对1844份问卷、 17例跟踪访谈、 650份刑事判决书进行的定性与定量分析发现,大学生个人信息犯罪被害呈现被害率高、被害后果多重、被害性显著和被害救济不足的现状;被害原因贯穿于国家、社会和个人等多个层面。应通过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出台行政规章《普通高等院校学生个人信息安全保护办法》、充分发挥《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的作用、畅通私力救济渠道等方式强化大学生个人信息安全的保护。

关于律师调查取证权的探析

长期以来,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是我国司法实践中的“老大难”问题之一,《刑事诉讼法》修订后,虽在举证、质证、认证方面都吸收了当事人主义与对抗思想有了重大的转变,但在律师调查取证权问题上反而限制了律师应有之权利,不利于律师很好的履行辩护人的职责,为了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本文着重对律师调查取证权进行探析。

浅析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侦查取证环节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对策

侦查取证是刑事诉讼程序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是指侦查机关及侦查人员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发现、固定、提取刑事证据的行为。目前我国侦查部门在执法实践中,在取证环节上,往往受人员素质和执法环境等主客观方面不利因素的影响而陷入困境,集中表现在侦查取证行为的客观性、合法性,证据体系的闭合性,证据结论的唯一性等方面存在漏洞与缺陷。依据当前的刑事诉讼规则,公诉人用以支持公诉的证据基本上都是来自侦查阶段;而实践表明,造成目前侦查取证困境的主要原因恰恰在于侦查阶段执法人员对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缺乏理性的认识、适度的把握、严格的执行。应从支持公诉的角度出发,系统地了解侦查取证的主要内容、要求、存在的问题和原因,以提出较有针对性的对策。

侦查中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问题的思考

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水平,反映着一个国家的民主、进步与文明的程度。近几年我国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取得明显改善。进一步完善侦查中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需从价值观念、侦查构造、立法和司法具体措施等方面进一步完善。

浅析我国社区矫正制度——以太原市迎泽区为例

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正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前进。太原市迎泽区的社区矫正工作存在着诸多问题:如使用频率偏低、软硬件水平落后、监管乏力、队伍素质不高等。解决问题的具体策略如下:建立行之有效的、相互配合的工作机制;建立一支专业的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建立帮教基地,潜移默化中改变服刑人员;建立判决前的人格调查制度;加大基金投入,提高矫正机构的软硬件水平。

大数据时代查办涉黑案件情报监管机制研究

[目的/意义]公安司法机关查办涉黑案件的工作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占有情报的数量和质量。当前,在深入研究涉黑案件情报基础理论的基础上,完善涉黑案件情报监管机制,是具有现实意义的重要问题。[方法/过程]通过深入解析涉黑案件情报监管的直接责任、内部监管和外部监管的区分,剖析大数据时代涉黑案件情报监管的特点、盲区以及运行机制的缺陷。[结果/结论]完善黑案件情报监管的任职资格的审核机制、设施的安全监管机制、情报收集监管机制和情报分析监管机制,需要兼顾打击犯罪和保护个人隐私权。

侦查程序中的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

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是西方国家刑事诉讼法针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而设计的一项特别制度,旨在维护侦查讯问中涉罪未成年人的权益,虽然存在模式上的差异,但在功能上是一致的。我国法律有关合适成年人在场的规定,既是对国外经验的借鉴,也是国内司法实践探索的结果;但由于立法的粗疏,在具体实践中,合适成年人在场难以实质性地发挥作用,亟需进一步对合适成年人的功能定位、选任、法律后果及介入程序加以明确和细致化。

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地位

历史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地位经历了由诉讼主体到诉讼客体,再到诉讼主体地位回归的演变过程,其诉讼主体地位在立法上由禁止强迫自证其罪与沉默权、无罪推定及有疑唯利被告原则来保障。在我国,法律上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刑事诉讼的当事人,具有诉讼主体地位。但由于我国有关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主体地位的诉讼原则和制度尚不完善,导致其仍然没有彻底摆脱诉讼客体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