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清字音鑒》音系研究

《日清字音鑒》是1895年出版的供日本人學習北京官話的教材。本文根據教材中羅馬字注音材料歸納整理出《日清字音鑒》的語音系統,着重分析其知莊章組聲母合而爲一、不分尖團、果攝處於分化演變階段等語音特點,並與同時期記音材料比較,初步窺見清末民初北京官話的面貌。

清末民初北京官话的使役标记“叫”及相关问题

清末民初北京官话使役标记“叫”的用法包括:使令、容许、致使,其中以“使令”用法出现的频率最高。形成两种格局,使令类属于“施事—施事”类,致使类包括“施事—受事”、受事—施事、受事—受事这三个分类。天津官话的使役标记“叫”和北京官话中的使用情况比较接近,江淮官话和北京官话的区别在于,江淮官话中,“叫”字没有“容许”用法。江淮官话和西南官话中,“叫”字没有被动用法,北京官话和天津官话则都有这种用法。

《译语类解》朝汉对音声母系统及其时音特征研究

《译语类解》是李氏朝鲜后半期由司译院刊行的汉语教科书。每个汉字下方均有训民正音标注其发音,对音分左右两种,左边的对音称为“左音”,右边的对音称为“右音”。对音声母系统反映的汉语音韵系统主要特点有:全浊声母清化;疑、微、影、喻母读零声母;见组、晓组颚化未形成;正齿音开始卷舌化等。其“左音”声母系统较为保守,源于《四声通解》的正音体系;相较之下,“右音”声母体系则显著体现出明代官话语音特征。

清代昆明契约文书音借字考释

《云南省博物馆馆藏契约文书整理与汇编》(第一卷)所录契约中有不少音借字。此次将对此套丛书第一卷中清代昆明契约文书的11条音借字进行考释,并从中古音韵和现代昆明方言角度进行方音印证,对今后这批契约文书的进一步校释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为近代昆明方音的研究也提供了新的材料。

百年来清末民国“言文一致”运动研究述评

有关清末民国“言文一致”运动的研究,自上个世纪20年代参与者的总结与反思始,至今已有百年。百年来的研究,由于受到社会政治、历史观念以及研究者个体的认知水平等因素的限制,在不同的阶段关注的程度和焦点有所不同,但始终处于语言、文学和思想文化史研究者的视野内,上世纪80年代呈现出繁荣景象,主要聚焦于清末民国“言文一致”运动相关研究概念的历史考察与思想文化层面的综合考察,还有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的个案考察及其发生学考察等几个方面。展望未来的“言文一致”运动研究,我们认为,现代转型、新媒体手段的运用、边缘人物的考索等,可能成为研究的新动向。

论清儒古音研究中考古与审音二者的相互推动

清代古音研究中考古和审音两派在平上去入四声关系、阴阳入三声关系、韵类侈敛的分合关系等三方面的论述，相互启发、相互借鉴、相互推动．是促进清代古音研究深入发展的重要原因。考古的方法属于归纳，审音的方法属于演绎，其他领域的研究亦可从清人的研究中得到启发；归纳与演绎是对立而又统一的，应当兼综归纳与演绎之长。

中国第一套“国语”教科书——1907年黄展云、林万里、王永火斤编纂《国语教科书》

在晚清国语运动的兴起及留日学生编纂教科书的高潮中,1907年8月,福建留日学生黄展云、林万里、王永编纂的《国语教科书》由商务印书馆初版,是中国第一套以"国语"命名的教科书。这套教科书把言语统一纳入到"国民-国家"的叙述中,以"国语为统一国家之基"为宗旨,形式简单,语言平实,内容围绕儿童生活展开;虽然存在基本要素不全、没有插图等不足,但这套教科书在晚清就以别开生面的原创力和果敢精神,用新的形与质,践行"文言一致"与"国语统一",成为新文化运动之先导;而且,教科书在对"开民智"的自觉契合中构建全新的语境,彰显出现代性的启蒙诉求。

研究明末清初官话基础方言的廿三年历程——“从字缝里看”到“从字面上看”

在明清官话的研究中,基础方言是十分重要的问题,作者在1984年写成《明代官话及其基础方言问题——读〈利玛窦中国札记〉》,1985年正式发表,此文首次提出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是南京话的假说,这是起点。此后作者继续利用其他资料作纵深的开掘,学术观点也随之有一些改变,于今二十三年。文章前四节陈述作者多年来上下求索的历程,取以“史”带“论”的方式。作者认为,考据须与义理结合,故第五节对有关明清官话基础方言的多种论点,逐一述评,仿效先哲,故取对话录的体裁。末节则呼吁决破罗网,突破数十年的凝固化的研究范式,提倡“文史语言学”。

论清代满蒙文大型“分类词典”的发展演变

康熙年间圣祖敕令编纂了满文单语种大型分类词典———《御制清文鉴》和满蒙合璧的《清文合蒙古鉴》等。至乾隆年间,高宗敕令在这些早期词典基础上扩充类目、修订借词、增加注音等,逐渐规范编成了标音词典———《御制增订清文鉴》。在此基础上编纂了《御制清文鉴补遗?抄》、《清文鉴择录》、《选录清文鉴要语》、《清文总汇》、《满汉文鉴》等满汉合璧的大型分类词典,之后合并满蒙合璧词典和满汉合璧标音词典等。编纂了《御制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其后又增加藏文、维文等编成了《四体合璧文鉴》、《御制四体清文鉴》、《御制五体清文鉴》等四、五体合璧词典。

清末官话教学的开展及其启示

随着汉语地位的提高、切音字运动的兴起和统一语言成为共识,曾在清中期雍正年间推行过却没有成功的官话教学又在清末新政时期重新兴起,并进入了现代中小学语文课程体系当中。清末官话教学在课程设置、教科书编撰和师资培养等方面均有独到之处,并取到了很大的发展。官话教学的重新兴起,不仅意味着统一语言的推行,更开了听说教学形式进入中国现代中小学语文课程的先河,对中国现代语文教育有着重大贡献。

朝鲜四种文献所见汉语声母的清代东北方音特征

分析四种朝鲜王朝汉语文献《华音启蒙》《华音启蒙谚解》《你呢,贵姓》《学清》的语音的声母系统,通过文献讹误字分析、对音文献分析等考证其反映出来的清代汉语东北方言的语音特征。表现为:微母消失;见晓系腭化;全浊声母清音化;日母字变化为零声母字;平舌、翘舌音不分等。

蒲松龄《聊斋俚曲集》用韵研究

蒲松龄的“聊斋俚曲”是用地道的山东中部方言写成的民间戏曲。本文研究其用韵，揭示３００年前鲁中方言的韵母特点和声调特点。

清代翻译、改编的汉语口语课本类型

本文介绍了清代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各国译者翻译改编的汉语口语课本的5种类型及其代表作品,并讨论了其在汉语第二语言教学史和中国翻译史上的地位。

清末民初北京官话词汇研究述评

通过研究的不同侧面、研究方法、研究特点、存在不足四个方面对清末民初北京官话词汇的研究情况进行了梳理。从研究的进展情况看,成绩显著,尤其域外汉语教材的研究,拓宽了研究视野。但也存在不足,如研究成果较少、尚未形成学术团队等。

论假借和假借义

一般研究认为,古代汉语词义可分为本义、引申义、假借义和比喻义四类。本文运用现代语言学的观点对假借进行研究,认为假借是古代汉语特有的现象,假借属于文字现象,不属于词汇现象,所谓的假借义,实际上是文献典籍中语词的意义。

清末民初哀情小说与欧洲感伤主义思潮

清末民初哀情小说在文学主张、情感色调、创作方法上均受到18世纪欧洲感伤主义思潮的影响。欧洲感伤主义小说与浪漫主义诗歌随着清末民初翻译大潮传入中国,为鸳鸯蝴蝶派所接受。鸳鸯蝴蝶派翻译了大量带有感伤主义元素的作品,它们非常符合时代的感伤氛围和时人的情感需求,因而对文坛产生巨大冲击力。鸳鸯蝴蝶派在选择、借鉴、模仿的过程中,也创作了具有中国化背景的感伤主义作品,规模化地表现了对封建专制婚姻的不满与反抗,充满悲剧气氛,一些小说有意识地打破传统的连贯叙事框架,采用多种手法表达内心感受,促进了传统小说内容、形式的变革。

吴棫《韵补》音系与早期官话音特点(一)——《韵补》音释体例与阴声韵问题

吴棫《韵补》是一部研究古韵的著作,通过它的反切注音和协韵字的归纳,我们可以考察它的实际语音情况,从而研究宋代语音史。经过我们的研究,《韵补》音系与宋代语音史的关系非常密切,它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当时语音方面的一些问题,与其他一些语音史材料形成互证链条,是研究近代汉语语音史的宝贵资料。它所反映出来的语音现象丰富,有其他语言史材料不能比及的,例如关于资思韵问题,文韵系、元韵系和凡韵系唇音字的洪音化,就是诗文用韵很难表现出来的。《韵补》音系大致上反映了早期官话音的特点,其中既有通语发展的规律,又有个人地域方音上的一些特点。本文对《韵补》反切音和协韵字作了全面的系联和研究,归纳了它的韵部,解释了它的一些语音特点及其与宋代语音史的关系。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与汉语研究的科学化——明清之际基督教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明末清初之时,天主教耶稣会士来华传播基督教的同时,也将西方的文化、科技,甚至科学方法传向中国。在研究西学东渐时,人们较多关注的是西方传来的自然科学和哲学思想,而对传教士对汉语的研究关注不多。利玛窦、金尼阁等人用西文字母拼读中国汉字的方法,直接影响到了后来汉语的拼音思潮和运动。同时,传教士们用西方的科学方法对汉语的研究,对后来的汉语研究的现代化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传教士对汉语研究所产生的影响,也启发我们对跨文化传播作深入的思考。

试论清代遵义话的几种语音现象

本文根据《遵义府志》“俗语”的注音材料所反映的音类合并现象 ,并与今遵义话进行比较 。

清代中后期闽粤两地正音书材料

雍正六年,在清政府的督令之下,闽、粤两地遍设教授官话的正音书院,正音读本也随之催生而出,其中闽籍地区主要有《新刻官话汇解便览》《官音遍览》《增补笺注官音遍览》和《正音通俗表》四本正音书,粤籍地区主要有《正音撮要》《正音咀华》《正音切韵指掌》和《正音再华傍注》四本正音书。这些正音书不仅反映出清代的官音面貌,同时也掺杂编纂者的方音现象,它们是研究清代官话音以及闽粤两地方音问题的宝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