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事登记改革与保护规范理论——对“王某琳案”的分析

准确判断利害关系的有无,是判定有无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资格的关键。我国商事登记由计划经济下的特许和核准主义转变为市场经济下的准则主义,行政行为的性质也由许可类登记转变为确认类登记。判断一个人是否具有复议申请人资格,与登记行为是否有利害关系,可以采用保护规范理论作为基本分析工具,而对有关规范的解释又必须结合商事登记改革。保护规范理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司法上判断“利害关系”的主观化,寻求到了较为客观的法规范依据。不可放大保护规范理论作用,更不能对我国已有判断标准妄自菲薄。去除主观公权利,保留对第三人有无利益保护的规范分析方法,可能更容易为我国行政法理论与实践所接受。

论破产债权审查中第三人撤销之诉的适用

面对破产债权审查中以虚假生效法律文书申报债权的频发现象,具有打击虚假诉讼功能的第三人撤销之诉为破产债权人提供了审判监督程序以外的又一救济路径。基于破产程序参与主体多元、利益纷争复杂的特殊性,应当对第三人撤销之诉的适用做出特殊安排与协调。破产程序中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适格原告范围既涵盖全体破产债权人,也包括管理人,但原则上应由管理人提起,仅在管理人怠于行使其职权时,单个破产债权人方能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仅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由作出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的法院审理,而不适用破产法集中管辖之规定。在既可以通过第三人撤销之诉又可以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救济时,管理人可任意选择适用,但选择其一便视为对另一救济程序的放弃。

内幕交易民事赔偿制度之审思

随着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赔偿制度改革成效渐次显现,在立体追责的政策导向下,内幕交易民事责任的制度构建似乎势在必行。但基于内幕交易的特殊行为构造,其民事责任面临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困境。现有诸多学说既难以令人信服地解释因果关系,也无法精准识别所谓的适格原告。立法进程上曾有细化赔偿规则的激进尝试,但因其规范逻辑、功能定位等方面的诸多争议而失败。相关司法实践案例极为稀少,且多以原告败诉、撤诉告终,仅有的一起原告胜诉案件,其法理逻辑也多有可议之处。在我国对内幕交易实施惩罚性赔偿可能导致责任过苛,也无助于提升惩处概率;内幕交易对投资者的损害具有整体性和抽象性,比较法上并无强化民事追责的趋向。其民事赔偿制度的先天不足亦难以在传统私法责任框架下通过规则修补而获得“新生”。立足我国实际,本土化构建以证券公共执法促进投资者“私利”实现的公共补偿制度或是高效填补内幕交易损害、增强投资者信心的更优方案。

警察行政领域“受害人”原告资格的法理澄清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二条之受害人条款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广泛适用,但因其悖离学界期待而备受批评。针对警察行政领域受害人之利害关系的判断,宜采推定利害关系说,即符合“警察行政领域”要件和“加害人/受害人”要件,就可认定存在“利害关系”。推定利害关系说可从心理利害关系和经济利害关系的视角加以证立,亦可通过保护规范理论加以验证。更进一步,应对受害人条款加以限缩解释,将其适用范围限缩于警察行政领域,以实现受害人条款与投诉举报人条款的合理衔接。

强制追加共同原告制度的程序法理分析——从实践考察到模式转向

强制追加共同原告制度与当事人处分权原则的精神相悖,制度设计上缺乏内部自洽和程序控制,在解释论上陷入维持固有必要共同诉讼中诉讼共同必要性与强化拒绝起诉人实现参加诉讼效果的两难抉择。实践考察方面,该制度的程序机制运行不畅,问题丛生,具体表现在制度设置的除外事由单一、制度适用的效果不理想等。域外处理机制方面,对于是否采取强制追加共同原告的做法,不同国家或地区存在重大分歧:肯定者认为原告方当事人适格要件是不可或缺的;否定者则认为原告方当事人适格要件并不具有实质性意义,实现参加诉讼的效果才是至关重要的。事实上,我国现有的强制追加共同原告制度存在重大缺陷且无法通过零碎化修补达致完善,应当予以摒弃。于此,可行的举措应为限缩原告方固有必要共同诉讼的范围、摒弃强制追加共同原告的制度性选择。更为重要的是,应由“强制追加共同原告”模式向“多元化处理”模式转变,调整拒绝起诉人的诉讼地位,区分不同的类型分别列其为辅助参加人、被告或第三人,将其拉进诉讼并承受裁判结果的一定拘束效力。

On the Plaintiff's Subject Qualification for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Instituted by People's Procuratorates

Although it is not the main duty for the People's Procuratorate to institute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proceedings, the existence of "reserve" prosecution right of plaintiff not only is beneficial to timely prevention and cure of environmental damage, but also contributes indispensable judicial supervision force to the environmental legality construction. In order to safeguard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s, many local prosecutorial organizations have practiced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s litigation. Since Chinese law has not made explicit stipulation on the function of the People's Procuratorate instituting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the plaintiff's subject qualification for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instituted by the People's Procuratorate is still in question. In order to propel the People's Procuratorate to completely and fully exercise their power of supervision and prosecution, there shall be corresponding legislation that provides powerful guarantee for the People's Procuratorate instituting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环保组织原告主体资格探析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环保组织提起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各级各地人民法院基本持否定态度。究其原因,主要是法院对《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民事诉讼法》三部法律有关条款的解读适用所致。确定环保组织能否获得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需要对海洋环境利益属性、海洋环境公共利益判定标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原理、法律条文司法解释等,进行综合分析,以厘清环保组织与海洋环境监督管理部门在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诉讼角色、诉权依据与起诉顺位问题。

房屋征收补偿行政案件中承租人的原告资格研究

在房屋征收补偿行政案件中承租人的救济路径问题上,由于法律规定不明、裁判标准不一,导致承租人司法救济时常陷入窘境之中。赋予承租人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既是公法上公民居住权保护的现实必要,又体现出对弱势群体利益的倾斜性司法保护,能够产生实质性解决征收安置补偿争议的效能,亦与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扩张趋势保持一致。公有福利性住房承租人应当拥有完整的原告主体资格;公共保障性住房承租人和以租赁房为唯一居所的承租人可以基于居住权提起课予义务之诉;承租人对承租房屋有不可分割的添附以及装修装饰的,可以就征收安置补偿协议、征收补偿决定提起撤销之诉和给付之诉;经营性房屋承租人还可以就停产停业损失主张权利。

公民参与文物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制度构想

文物保护工作离不开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将其纳入民事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进行保护已逐步提上日程。从实践中看,检察机关和文物保护类社会组织已通过有序行使公益诉权对文物展开保护,但是鉴于立法缺失、机制不健全等原因,二者在民事公益诉讼工作中困难重重。因此,赋予公民文物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形成与检察机关、社会组织相互协助的文物保护主体多元制模式势在必行。基于赋予公民原告资格面临着法律制度缺失、诉讼有后顾之忧、不利诉讼后果难控制等现实困境,应当从制度供给、设置公民诉讼保障机制、建立诉讼审查机制等多个角度入手,从而使文物能够得到更加全面的保护。

论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范围

在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建立时间较短,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中的配套机制并不完善。在行政公益诉讼流程中,原告具有重要意义,但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中,原告范围是被严格限制的,目前仅规定检察机关有权提起诉讼。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行政公益诉讼的有序进行,但由于社会公益范围越来越广、涉及人员越来越多,仅由检察机关作为原告不能满足现有的需求,不能及时发现并有效制止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与我国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相比,日本、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家相关制度中的原告范围更加广泛,因此,在考虑我国国情的基础上,结合其他国家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特点,扩大原告范围,将社会团体、公民个人一同纳入到原告范围中。

日本行政诉讼中的保护规范理论之适用——“小田急案”判决

在日本法上,撤销诉讼只能由对请求该处分的撤销具有法律上的利益者提起,至于是否具有法律上的利益,需要借助保护规范理论进行判断。2004年修改之后的《行政事件诉讼法》增设了第9条第2款,规定法院在判断第三人是否具有原告资格时应当考虑根据法令的宗旨、目的以及该处分中行政机关应当考虑的利益的内容和性质。“小田急案”判决作为日本最高法院首次适用第9条第2款作出判决的案件,全面展示了保护规范理论的适用方式:首先,根据法令及相关法令的宗旨、目的判断被侵害的利益是不是处于该法令的保护范围之内;其次,根据被侵害利益的内容和性质来判断法令对这种利益的保护是不是个别保护;最后,借助距离标准等来确定损害的盖然性和程度大小,具体划定需要保护的原告范围。该案判决确立了撤销诉讼原告资格的判断方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实然与应然:民事债权人行政诉讼原告资格问题之检视

为解决行政诉讼中原告“利害关系”的判断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借助保护规范理论确定主观公权利的状态,却因法律概念的不确定性饱受诟病。由于基础性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并无争议,民事债权人权利的保护有且只有通过行政救济来实现。行政场域下,原告资格的认定属于合法性审查阶段的实质性判断,理应重视相关条款的消极功能,以避免当事人滥用诉权。实际上,民事债权人原告资格的判断可以从“利害关系”一般条款之法理出发,站在“信赖利益”“期待利益”的角度,考虑对行政机关的注意义务作出具体化、类型化的处理。

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社会组织原告主体资格的优化路径

社会组织作为保护环境的社会力量,对于环境治理有重要作用。通过对我国社会组织参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立法和司法现状分析发现,社会组织启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不是十分顺畅。主要原因是:社会组织在原告主体资格决定上较为严格,如登记层级过高、要求从事时间过长、较高资金门槛以及无违法记录等限制。因此需要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以克服现实障碍。建议放宽登记限制、适当降低年限要求、政府建立援助机制解决资金问题、出台规范文件明确违法记录的标准以及建立相应监督机制等建议,从而使我国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

行政举报人原告资格的司法审查困境与出路——以33份判决为例

通过梳理司法审判中的典型案例,审视案例背后的裁判逻辑,针对“保护规范理论”本土化适用的问题以及司法审查所存在的不足,从完善“利害关系”标准的角度出发,并结合具体的行政实体权利行使,在保护规范理论对举报人原告资格认定的冲击、我国行政诉讼中原告资格判断标准的完善两方面对举报人原告资格认定标准路径进行改进。

村民委员会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的原告资格

虽然城市环境治理已取得一定成效,但农村环境治理仍不尽如人意,尤其是部分基层人民政府仍会以牺牲农村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面对因行政机关的乱作为或不作为而引发的环境公益损害,立法只明确承认了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而忽视了其他主体的起诉权。实践中,即使村民委员会以环境公益受损为由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法院也主要适用行政诉讼方式解决纠纷。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农村环境公益救济缺失、行政机关行为失范以及普通矛盾升级为环境群体性事件等问题。赋予村民委员会主体资格既符合司法实践的需求,又具理论合理性与现实可行性。同时,为防止滥诉,可在时间、空间、事实三个维度上限制村民委员会之诉权。

《民法典》实施背景下行政协议相对性及其例外规则探微

《民法典》对合同相对性及其突破规则予以了明确规定,而目前对行政协议相对性及其例外规则既缺乏制度支撑,也缺乏理论探讨。行政协议具有协商性、合意性特质,其缔结、履行及违约处理需要遵循合同相对性原则。相对性原则具有维护行政协议中的意思自治、保护第三人的行为自由及维护交易安全和秩序的功能。基于行政协议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职权调整的需要、行政主体行政优益权行使的需要和行政协议追求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协议相对性例外规则具有特殊生成机理。行政协议相对性原则在行政协议第三人原告主体资格判断方面具有典型运用价值,需要在区分履行利益与固有利益、支配权与债权、代位权与撤销权等基础上考量行政协议相对性及其例外规则之运用。

行政公益诉讼裁判的实证分析——以代表性裁判文书为样本

在行政诉讼已成行政公益诉讼与行政私益诉讼双重结构的情况下,需要特别注意区分两者,结合行政公益诉讼自身的特质进行制度设计。通过实证分析,可以发现目前行政公益诉讼裁判制度表现出立法上排除给付判决,实践中判决类型集中等不同于行政私益诉讼的特点。在具体规则层面,存在履行判决构成要件不够明晰,确认违法判决适用不合理,过度解读公共利益限制原告资格的问题。需要从司法经验中提取履行判决构成要件的判断体系,对与确认违法判决关联的制度设计进行改造,肯定公益与私益相融合案件的可诉性,以促进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效能的实现。

亲子关系异议之诉的解释论展开——以《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三条为中心

《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三条创设了亲子关系异议之诉制度,但对于其当事人资格和起诉条件,理论和实务中已显现较大分歧。基于我国实体法的制度背景,亲子关系异议之诉应当定性为确认之诉,目的在于消除亲子关系的不安定性,区别于比较法上作为形成之诉的婚生否认之诉、子女认领之诉及亲子关系撤销之诉。父或者母、未成年子女以及成年子女作为亲子关系的主体具有当然的原告资格,起诉时应选择亲子关系主体的相对人为被告;亲子关系主体之外权利直接受影响的利害关系人例外地享有原告资格,起诉时应当以亲子关系双方主体为共同被告。《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三条中的“正当理由”不是特别起诉条件,其核心内涵在于确认利益。法院应当以确认对象的现实性和即时确定的必要性为判断标准,通过争点整理程序进行确认利益的个案认定,从而实现血缘真实与家庭和谐的价值平衡。

保护规范理论下海关投诉举报案件的执法风险应对

自2018年机构改革以来,海关由投诉举报引发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显著增长,给海关行政执法带来风险。海关投诉举报案件主要集中在进口食品安全领域,呈现出民事和行政交织、法律行为众多的特点。原告资格认定在保护规范理论背景下已发生重大路径转变。海关办理投诉举报案件应准确认识投诉举报人在四个法律行为中的原告资格问题,并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前提下,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风险应对措施,在提升依法把关水平的同时切实依法保障人民权益。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若干问题研究

自2013年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后,我国就从法律的层面上确立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随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数量不断增加,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存在的问题也不断暴露出来。如何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建设得更加完善,理论界对此的探讨不曾间断,实践中各地法院也在不断探索。为此,本文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历程、发展现状、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出发,探寻解决问题的出路,期望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能够臻于至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