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开示嵌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构建进路

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践行进入纵深阶段,庭审的对抗性渐呈衰微之势,取而代之以控辩间更加鲜明的合意性,这意味着证据开示制度赖以存在的场域不复从前,不宜再以提高庭审过程的对抗性和实质化程度为目标进行相关研究。正是基于以上场域的微观变化,通过探索证据开示制度在当前协商性司法场域中的运行机制,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证据开示制度进行架构形塑,以期在证据开示制度的助力下更加充分地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自愿性保障问题研究

以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自愿性保障为切入视角,总结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性质、作用和特点,介绍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自愿性保障的现行规定和机制的概况,列举了存在立法缺失、自由选择性与固有刑诉权的救济性之间的冲突需要调和、重罪重刑案件中的自愿性保障面临挑战、较长刑事诉讼中的自愿性有效保障和态度精准定性的兼顾存在困难等问题,并逐个分析产生的原因,提出了在立法层面探索建立新型机制、创新案件办理思路、多元化改进重罪重刑案件中自愿认罪认罚保障机制、在较长刑事诉讼过程中及时审查监督等解决对策。

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建构——基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展开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诉讼模式革新与诉讼制度改革的产物,也是对现实司法需求的回应。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建构既要满足实体法与程序法的理论要求,又要积极回应实践需求。未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当适用于所有类型的案件,但协商应当以量刑为限,不得涉及定罪问题。在具体操作时,应赋予有量刑建议权的检察机关协商启动权,保障法官中立行使协商认定权,同时充分保证当事人的协商参与权。

被告人认罪认罚自愿性的两个维度及其保障机制

对被告人认罪认罚自愿性的考察和保障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中的基础性和关键性问题。被告人认罪认罚自愿性本质上属于心理学范畴,包括认知活动和意向活动两个维度。在自愿性的认知活动方面,认知对象是被告人对自愿性指向对象的感知集合,认知能力是指被告人具备刑法意义上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认知范围则应从正反两方面进行确定。自愿性的意向活动包括愿意向公安司法机关作出认罪的意思表示,愿意向被害人认罪、道歉和赔偿损失,愿意接受可能的诉讼程序与处理结果。应当从认知活动与意向活动两个层面建立被告人认罪认罚自愿性保障机制。

试论认罪案件快速处理制度的构建——兼论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亮点与完善

认罪案件快速处理制度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认罪激励机制的设置问题,包括激励的类型及激励的确定方式;二是符合要求认罪案件的区分问题,包括认罪行为的判断及认罪行为的审查;三是案件快速处理的程序构建问题,包括不同诉讼阶段的不同快速处理程序。我国此次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构建了相对完整的认罪案件快速处理制度、设置了多元化的认罪激励机制、梳理了处理认罪认罚案件的快速程序,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但还需要在明确量刑减让标准、引入认罪协商机制、建立单独刑事答辩程序等方面继续完善。

听取意见式司法的理性建构——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为中心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采取的是以听取意见为基础的职权从宽模式,即由被追诉人通过认罪认罚来争取从宽处理,专门机关则在吸收被追诉人等之合理意见的前提下依法确定认罪认罚利益。听取意见模式具有独特的程序结构,既不是辩诉交易制度的翻版,也不同于认罪协商。在司法实践中,大多数所谓的协商在本质上其实是听取意见模式。较之于协商模式,听取意见模式更加契合我国的司法传统和诉讼构造,更能在追求效率的同时确保司法公正,同时,在保障被追诉人权利、满足被害人诉求、兼顾公共利益、增强裁判社会认可度等方面也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但是,该模式在听取意见的有效性、不一致意见的处理、被害人意见的影响限度、专门机关的权能调整等问题上隐藏着一定风险,对此,亟待通过制度完善予以克服。听取意见模式是基于我国当前刑事司法场域的现实选择,没有必要也不应该以协商模式替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