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与齐梁诗风之关系

学界在评价唐初贞观诗坛创作成就时,往往对魏徵在《隋书·文学传序》中融合南北文风的观点赞不绝口,但是我们在对南北朝文学创作成就进行分析后,发现北朝并没有产生能够与南方分庭抗礼的文学成就,魏徵之论乃出于崇重北朝文化之目的,与史实并不相符。在此历史条件下,唐太宗要想进行诗歌创作,客观上就只能多从齐梁诗歌或受齐梁诗风影响的齐周、陈隋诗歌中汲取艺术养料了。另一方面,唐太宗主观上也对齐梁以来的南方文化艺术颇为推崇,他不仅重用江左文人,而且能以较公正、平和的态度对待齐梁诗风,创作中更是多有学南之举。唐太宗对齐梁诗风的这种态度及其艺术实践,为唐初诗人如何合理地改造齐梁诗、形成唐诗新品格,进行了一次很有价值的艺术尝试,具有深远的诗史意义。

殷璠声律说释疑——唐代文术论札记

殷璠声律说之所以有很多费解之处,是因为他的声律说的内容比较复杂。他确实反对齐梁声律,认为不必严格遵守近体诗律,但又注重声律,事实上接受了近体诗律。他的声律标准,一是雅调,讲声调之雅特别是格调之雅,声律依诗的雅调兴象而随任自然;二是兼容并包,既闲新声即熟悉近体诗律,复晓古体即通晓齐梁体之前的古代声律;三是词与调合,即声律要与高雅格调相合,要随诗的内容格调而变化,根据其他具体情况处理声律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高度评价不合声律的刘虚诗声律宛态,无出其右。

齐梁人对汉乐府古诗的再发现、拟仿及其诗史价值

作为汉乐府古诗的接受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齐梁人对汉乐府古诗的再发现和拟仿与其所处的诗史、批评史坐标以及对自身体制、风格的体认与反思互为表里,复杂交织,并提炼出了从风格性词汇、成句、套语到比兴手法、抒情艺术在内的一系列技巧和手法,从而达到了对汉乐府古诗体制、风格的某种高仿真式再现,同时也透出尚巧变之风。对于风诗传统的重视以及吴声西曲的风靡与熏染,使得齐梁人在彰显古诗风谣特质的同时也重新激活了以《江南》《有所思》为代表的汉乐府民歌抒情一体。同时,又与对吟咏情性的追求以及自身的题材、风格趣味相结合,造就了众多以相思别离为题旨的拟古、古意、送别之篇。这些类型化、风格化的"古诗"新范式,既是唐人学习齐梁诗的重要对象,也是上溯汉魏古诗艺术体制和抒情传统最重要的中介。

回归文学本体的现代诗学建构——梁启超《〈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解读

写于1920年10月的《〈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是梁启超在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热潮中走向其后期诗学探索的发端之作。他明确提出"趣味"是文学的本质,以此围绕文学的审美属性立论,对极端排斥文言的白话诗主张予以校正,同时他针对单纯强调学习西方的文学经验而排斥中国文学传统的论调,提出输入世界各国文学与继承和发扬本土经验并重的新文学建设思路。梁启超此时的诗学丰富了中国现代诗学的多元构成,与以胡适为代表的文学革命的主流话语形成了深具意义的对话关系。

齐梁声律论几个问题新探

齐梁时期存在八病之说,并且与沈约有关系,《文镜秘府论》的声病材料是可靠的。《文镜秘府论》所引沈约"八体"可以看作是八病。八病说的最早探索者是沈约,沈约早在二十岁其创作就追求声律和谐,回避声病。沈约声病说有着丰富的思想。

齐梁宫体诗与《维摩诘经》

宫体诗产生于齐永明时期,永明体诗人更为讲究格律的艳诗就是宫体诗,以王融、谢朓等人的创作为代表。《维摩诘经》是齐梁时期传布最为广泛的佛经之一,对齐梁宫体诗的发展繁荣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齐梁诗风在中唐复苏的政治经济原因初探

齐梁以降,经过隋的过渡、初唐的振兴、盛唐的勃发,诗至中唐,诗人们的创作出现了一种值得注意的走向:情爱和绮艳题材增长,齐梁声色又渐渐潜回唐代诗苑。北方士族的衰弱;文人幕僚数量的增加;科举制度的推行;政治上的改革;区域经济的发展以及中唐经济与齐梁经济的诸多相似性等方面的因素,形成一种"合力",最终促使齐梁诗风在中唐的复苏。

试论丘迟《与陈伯之书》的宫体化倾向

齐梁文学以宫体诗、骈体文为主要特色,将南朝文学追求绮丽秾艳、柔媚纤巧、格式工整的艺术风格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丘迟作为这一时期宫体诗的代表人物,不仅创作了大量宫体诗、骈体文,而且他的书信《与陈伯之书》不仅呈现骈体化倾向,而且还受其宫体诗影响,以其整齐的气势、诗样的语言、精巧的用典表现出宫体化倾向,成为书信体文学的不朽名篇。

大历诗风向齐梁复归中的女性介入——以升平公主为中心

大历诗风向齐梁的复归过程中,女性的介入是一个关键。唐代宗第四女升平公主凭借女主身份,乘天宝以后声色绮靡渐兴之势,对其驸马郭暧门下大历十才子的创作风气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升平公主对绮丽和雕琢的崇尚,去除了儒家正统价值观念对诗歌的附着,使诗歌回复到审美主义的本体。这种超功利的审美主义倾向,与梁陈宫体诗的宗旨是一致的,对于乱后诗风审美主义和形式主义倾向的推进,有着重要的作用。从整体上来说,升平公主对绮艳风气的引领,破除了传统雅正观念影响下的诗坛对于追求至美的欲念的约束,使文人的审美意识能够更加广阔,审美视角更加多元,对诗坛的风气和文人的心灵都是一种解放,并在某种意义上为元和诗歌部分风貌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唐前诗歌“且(复)”反义句考述

"且复反义句"是一种独特的诗歌句式,其萌蘖于《诗经》,正式形成于刘宋,大量出现则在齐梁时期。它的主要特点是以"且""复"等连词连接前后语义相反的一对动词或形容词,有单句,也有对句,内容以写景为主。其形成过程历时弥久,参与诗人众多。且复反义句不仅反映了其自身文学意义,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轨迹及创作风气。

齐梁诗歌中的“风”与“月”——利用精加工语料库统计诗歌意象示例

统计意象的组合,较之统计单个意象更有利于揭示诗歌艺术的内在机制。通过统计考察齐梁诗歌中"风"、"月"意象前后的组合以及"风"、"月"二字参与构成的复合意象,我们发现了齐梁诗歌中的"风"、"月"多用于悲伤情境等线索。意象统计做得越多,它能发挥的功用就越大。利用精加工语料库统计意象,有范围大、精准便捷、功能多样等优点,我们认为这种技术手段能够为中国诗歌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争奇尚巧 推陈出新——齐梁同题诗赋的创作倾向

齐梁时期出现了大量同题诗赋,这些作品在创作上有着争奇尚巧、推陈出新的倾向。这种创作倾向与内心炫学逞才的心理息息相关的,同时也对文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皎然的齐梁与近体诗学建构及其内在理路和影响

自初唐以迄大历,基于对六朝亡国之祸的反思和儒家诗教观念的阐复,齐梁与近体的诗史和诗学地位始终处于悬置状态。承六朝诗学传统,当齐梁、近体风靡之际,基于"复古通变"的基本诗学思想,皎然以"诗人之论"破"体变道丧"之谈。他在以"可言体变,不可言道丧"为齐梁诗辩护的同时,又以"惟精惟工""情远词丽"等命题对齐梁诗的艺术体制和风格特征加以重新建构。另一方面,基于"六义""比兴"以及雅正诗学观念的深刻影响,他又致力于彰显、提升齐梁诗的"体德"和格调。被道丧派视为歧途的齐梁诗因此被重新纳入诗史正变之中。皎然的近体诗学建构不仅以此为直接起点,在内在建构理路上也如出一辙。

南朝齐梁咏物诗新变特征试论

南朝齐梁时期是我国古代咏物诗发展的繁荣时期,在"新变"思潮的影响下,咏物诗呈现出独特的文学特质,创作内涵上一改传统托物言志,而带有了世俗的游戏化倾向。另外,齐梁咏物诗取材范围更为琐碎,将艳情阑入其中。艺术上,齐梁咏物诗继承并拓展了刘宋时期形似之风的创作手法,极貌写物,对后世咏物诗产生重要的影响。

诗歌词汇视角下的齐梁诗风新变——以何逊诗歌叠音词为例

何逊诗歌叠音词使用频度高、数量多。叠音词使何逊诗歌具有节奏感、流畅性和抒情性的音乐特质,展现出何逊对先秦诗歌、齐梁范式以及民间文学的继承与创变。虽然叠音词在诗歌声律和韵律切分方面不符永明新体及近体化转型的趋势,但有助于诗歌由晋宋滞重之体向齐梁流易风格转变,恢复诗歌抒情本质,体现了何逊拟古以开新的诗学观念,以及将诗歌规范的雕琢精巧与吟咏情性的自然流露相结合的艺术追求。

论寒素诗人何逊对齐梁士族文风的接受与创变

何逊及其文学创作属于寒素文学谱系,受到南朝齐梁士族文学主导地位的影响,何逊未形成自觉的寒素文学传统创作意识,其诗学观念和风格有摹习与迎合士族文风的一面;同时南朝寒素受到了门阀制度压抑,这一因素又使何逊人生经历和情感体验较士族更为复杂深刻,推动何诗恢复寒素文学的抒情传统、更充分汲取民间新声因素、兼用今古两体进行创作等特质的形成。以何逊为代表的寒素诗人群体推动了南朝诗歌风貌多样化,有助于诗歌向近体转型。

齐梁诸王幕府与咏物诗的兴盛

齐梁时期,诸王幕府群体创作活动频繁,这些群体创作活动促进了咏物诗这一诗歌题材的兴盛。齐梁诸王幕府咏物诗的开拓与新变主要体现在咏物题材的广泛化和日常化以及单纯咏物诗作的大量增加。这些诸王幕府中的咏物诗实践了永明体的诗歌理论,是宫体诗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梁陈赋得诗的产生提供了一种诗歌题材。

论初盛唐时期古体诗体制的发展

唐人古体虽是以汉魏古诗为模范,但作为唐诗的一种体裁,与近体一样有它确立与发展的过程。自永明体产生后,从齐梁迄初唐的诗坛就出现古今体分流的现象,这是唐人古体的先驱。但唐诗古体的真正确立,则是与近体诗体制的完全确定分不开的。唐诗古体的发生、确立与发展的过程,不仅是对汉魏晋宋诗体的继承,更是对齐梁陈隋诗歌体制与创作程式逐渐摆脱的过程。

盛唐“齐梁体”诗及相关问题考论

"齐梁体"诗是盛唐诗人在近体律诗定型后刻意仿效齐梁诗风或诗律而创作的一种新诗体。岑参《夜过磐豆隔河望永乐寄闺中效齐梁体》诗不仅在表现题材和诗情、诗境等方面效齐梁赠妇寄闺之作,而且在写法上也通篇皆对、假物比象,充分体现了"齐梁体"绮秀映带的艺术特点。王昌龄《诗格》"齐梁调声"条反映了盛唐人对"齐梁体"诗调声之术的初步认识和理论总结,后人谓唐代即有"齐梁调诗"是对此书原文的误读。杜甫戏作的"吴体诗"《愁》与唐人所作、所论"齐梁体"在诗歌体式和格律方面均有显著之差异,"吴体"与"齐梁体"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诗体。盛唐人之所以不太热衷创作"齐梁体"诗,存在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而时人普遍对齐梁绮靡诗风和严苛诗律持批判态度是其中主要原因。

开成年间试诗依“齐梁体格”再探讨

开成年间试诗依"齐梁体格"是文宗本人的政治理想、对开元诗坛革新科举弊端举措的效法以及好古思想等复杂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直接产物。这种押仄韵而不拘平仄粘对、"体格雅丽,意思遐远"之体并非前所未见之"变体",其最终所要追复的也并非本来意义上的"齐梁体",而是初盛唐以来祧体齐梁、声律未谐、风格清新典雅的应制和试诗之体。除却文宗个人因素以及试诗一体独特的体制渊源,这一独特体制的出现又是中晚唐诗坛齐梁体"声病"特征集中凸显、唐诗自身体制演进以及唐人对齐梁诗的持续体认尤其是古雅一体的重新发现的共同结果,具有独特的体制与风格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