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话”体诗学论辨

“话”体诗学批评兴于北宋,其传统有二:一是诗学批评传统,二是诗学叙事传统。前者表现为以诗人诗作诗艺为具体批评案例的诗学批评、艺术探讨,这是构成“话”体诗学的评论性因素,诗话著作因此而在后世目录学中被归于“诗文评”类;后者表现为讲述诗人诗作的故事或考征典实,这是构成“话”体诗学的史实因素,诗话因此而始终“体兼说部”。该文首先考察诗话与多种文体的渊源关系,其次考辨《唐宋分门名贤诗话》、《古今诗话》、《诗话总龟》,提出三书一体同源的看法,澄清了自宋人以来的一些误解,并比较其与《渔隐丛话》体制形态之异同。

高丽李齐贤诗歌中的中国名人典故

李齐贤推崇黄庭坚的"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用事原则,在诗歌中大量运用中国历代的忠孝爱国者、政治失意者和才华出众者的典故,来抒发自己的爱憎情感和理想抱负,颇有新意。这些典故的运用也反映了中朝文学交流的一个侧影。

论北宋前期的帖子词

帖子词实际上属于应制诗的一种,在北宋前期出现并达到极盛,作者一般为当时的翰林学士,内容多为节日祈福、庆贺之语,富有节庆色彩,格调秀丽明快。但有些作品却蕴含着规谏之意,改变了应制诗一味歌功颂德的面目,被后人视为"得体",也体现了作者高扬的主体意识、强烈的责任感和宋代政治环境的宽松与开明,在应制诗创作中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和意义。

唐人“吴体”与江左风流

作为地理文化概念的"江左"以名士风流为内核,其浓厚的地域色彩又集中体现为"吴声""吴歌"之风。至于唐代,以对魏晋名士风流的延续和习慕为接引,新一代江东士人群体又将江左风流和吴语之风引入长安,北人如王维等亦时戏为吴语。杜甫之"吴体"创作正是这一文化背景与个人际遇之产物,而以"吴体"名之既见其地域文化渊源,又有意别之于歌诗系统之吴声。形式上,则取七律之形而破其声律,同时又杂吴语和双声,且多用入声,以成其独特之音节、声调。皮、陆二人以"吴体"唱和,杂吴语且以吴中风土、名物入诗就文化传统和精神渊源而言直承贺知章,体制、风格则全仿杜甫。

郭沫若与唱和传统的现代嬗变

抗战时期,郭沫若深度参与了陪都重庆文士间的旧体诗词唱和,尤其是与他密切相关的"寿郭"唱和、"屈原"唱和与"沁园春"唱和,见证了战时郭沫若的文化实践与政治的复杂关联。通过"寿郭"唱和,他在左翼政治文化之外维护了一个私人化的交际圈;"屈原"唱和则表达了他被国民党疏离后的不满,不无讽谏之意;较之前两次唱和中他与政治间的模棱关系,"沁园春"唱和时他主动选择了政治阵营,诗词酬答因而不再仅仅是文学问题,而成为文学与政治间的交互往来,这促成了抗战时期诗教传统的功能嬗变。

初唐浙东诗路的发展

东晋南朝,浙东名山文化逐渐形成,和名士文化一起,伴随着诗人们游历的行踪,诗路已初具雏形,诗路文化已初具特色。到初唐,浙东诗更多,有不少浙东本地诗人,不少北方诗人曾游浙东。一些诗人未见浙东诗,但也曾宦游浙东。有少数北方诗人专程漫游浙东,有北方佛道方外人士隐居浙东。初唐诗人游浙东的范围更广,一些身在浙东之外甚至未游浙东的诗人,写有浙东风物。具有浙东诗路特点的名士文化开始进入诗歌。一些诗人贬浙东而少怨愁,甚至向往留恋。这与南北统一有关,与浙东宜居的环境与文化氛围有关。但与盛唐以及中唐前期浙东诗路相较,无论诗人、诗歌数量,漫游、隐逸诗人及诗人群体情形,均相差甚远,这充分说明初唐只是浙东诗路发展的初级阶段。这与初唐士风政风有关,与漫游之风的发展有关。一种文化也需要时间积累。初唐浙东诗路,是东晋南朝诗路向唐代诗路高潮的一个过渡。

辛弃疾刘克庄之寿词比较

刘克庄自寿词主要写退隐生活以及不甘寂寞的心情与因无所作为而产生的愤懑情绪,辛弃疾自寿词在平静中饱含着郁勃不平之气,有不满与无奈;辛在寿人词中恳切地祝贺对方积极处世、爱国爱民,刘在寿人词中多是为民请命之作,表现了对农民生活的关怀与同情。

冯克宽献万历帝祝嘏诗的外交文化解读

越南政治家、文学家冯克宽曾作为后黎朝正使出使明朝,并在万历帝的万寿庆典上献祝嘏诗31首。这31首祝嘏诗是越南古代使臣燕行诗文的代表作,在祝颂、应酬之外以外交使臣的独特话语传递了对中越两国邦交关系的理想,朝鲜使臣李睟光为之题序。但越、朝两国文化对李睟光的序文却有着截然不同的阐释,体现了两国外交文化对宗藩外交场域内竞争关系的认知,也显示了东亚汉文化圈内诗赋外交的多重意义。

历代名人教子诗文及其家庭教育意义

历代名人教子诗文数量多,文种繁,教益广,是别具特色的儿童教育教材,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诗文一直散落在图书馆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中,既零散,又缺乏整理,不便研究和利用。文章论述了历代名人教子诗文产生的背景和教育意义,提出对教子诗文进行发掘整理的建议。

“上不负先贤,下泽惠来学”--从《沅湘耆旧集》到《湖南文献撷珍》

文章通过梳理清中叶自邓显鹤编刊《船山遗书》《沅湘耆旧集》等书以来,湖南日渐形成的编纂、整理、传播湖湘先贤著述和地方文献的优秀学术传统,评介和阐发"湖湘文库"、《湖南文献撷珍》的知识内涵和阅读接受价值。

漫谈“以汉喻唐”

汉、唐是我国历史上双峰并峙的两个朝代,因为同为盛世,唐代诗歌经常采用“以汉喻唐”的方法歌颂自己强大的民族或者委婉地批判统治阶级的昏庸之举,并主要体现在唐代边塞诗歌中。汉代的帝王将相、皇妃美人、文学大师、艺术精华都受到唐代诗人的青睐,是唐代诗歌的主要征引对象。

《百名家诗选》版本与成书考

署名魏宪的《百名家诗选》是清初诗坛当代人选当代诗中代表者之一。这部诗选与魏宪编《补石仓诗选》有关:《补石仓诗选》的编选有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的雕版在刻成十余年被挖改,为《百名家诗选》,并被再三重刊,拥有三种不同版本。

《资江耆旧集》的成书过程考

明末清初,湖南士子如周圣楷、廖大隐等人已开始注意对本土文献的搜集整理工作,清代前期产生了一大批与湖南文学有密切关系的诗文集,但没有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湖南本土诗歌总集。合邓显鹤与陶澍二人之力编辑并刊刻成书的《资江耆旧集》,是湖南文学史上第一部地方性的诗歌总集,它的成书过程复杂艰难,本文就这一过程进行考证。

张之洞诗歌中理想人格的建构

理想人格对于解读张之洞这样一位身处时代大变局中的历史人物来说是个重要的问题,而借助张之洞那些抒发真性情、真怀抱的诗歌来钩稽其理想人格乃较为可靠的门径。张之洞的诗歌中有表达个人所思所感的自抒怀抱,有对陶侃、杜甫、苏东坡等先贤的仰慕,也有对胡林翼、彭玉麟等今世英才的赞美,这些诗作互为补充、相互交融,共同建构了他集忠义仁爱的儒者、扶危定倾的豪杰、旷达睿智的名士于一身的理想人格的范型。

日本中世禅宗寺院的中国文化影响——以十境为例

镰仓时代末至室町时代,在京五山、镰仓五山为首的日本禅宗寺院中,出于对中国文化的憧憬、宗教信仰以及修行环境的美化等需要,盛行境致、特别是十境的命名。然十境之命名并非始于日本禅院,南宋以降在中国五山中已见十境。'十咏(十题)'对禅院十境命名的影响不可忽视。源于中国的潇湘八景图和八景诗随日本入宋僧和入元僧以及中国渡来僧传入日本,并形成一种模式。日本禅僧模仿这种形式,命名'××八景',最终这种'八景'命名模式移植到禅院的境致命名。如同十境,禅院的八景亦为境致命名之一种。本文主要论述了'十咏(十题)'、'潇湘八景'对禅院十境、八景的影响以及日本禅院十境命名的盛行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