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fferent Outlooks on Life——Reflected in Chinese and Western Fisherman's Poems

Natural poems,especially fisherman’s poems,can always reflect different outlooks on life of Chinese and western poets.And such differences mainly result from cultural backgrounds.Under the influence of Christian belief,western fisherman’s poems attached more significance to the afterlife,while Chinese poets always express satisfaction in the unity of man and nature in this life,as a result of the influence of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早期“诗说”的话语形态--兼论《毛诗序》的形成

清华简、上博简、阜阳简“诗说”的言辞特征和结构方式反映了早期序诗话语形态。清华简“诗说”通过对仪式要素、历史要素的书写,暗示诗篇的写作背景和主旨;上博简“诗说”通过对情感要素和德义要素的强调,揭示诗篇的文化内涵和义教功能;阜阳简“诗说”通过对仪式要素和讽谏美刺功能的确认,彰显诗篇的政教意图。《毛诗序》的形成,则反映了儒家弟子在特定历史语境和撰述意图下对先秦序诗话语资源的选择和重构。

概念语法隐喻视角下节气诗词的生态话语分析

节气古诗词诞生于农耕文明背景下,积淀了丰富的生态智慧,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和现实意义。从概念语法隐喻视角出发,分析节气古诗词中概念语法隐喻的实现形式及其体现的生态思想,旨在丰富节气古诗词的研究路径。研究发现:节气古诗词中的概念语法隐喻主要包括及物性语法隐喻和名物化两种形式,作者多通过词类活用的方式来实现及物性过程的相互转化以及名物化。节气古诗词中概念语法隐喻的使用增强了读者的感官体验,赋予了自然类参与者生命,生动地描绘了不同节气中的自然景象,充分地展现了人与自然之间平等且相互依存的关系,表达了作者对于自然生态的热爱,彰显了儒家“人天同构、人天同律”和“乐山乐水”的生态思想。

亚瑟·韦利《论语》翻译的跨文化互释

海外典籍译者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力量,他们凭借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严谨的学术精神,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海外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英国20世纪著名的汉学家、翻译家亚瑟·韦利是20世纪上半期蜚声世界汉学界的中国典籍译者,一生致力于中国文化的传播和介绍,1938年出版的《论语》译本是其中国哲学典籍翻译的代表译作。该译本注重历史文化背景考证、呈现历史上真实的孔子形象、挖掘儒学核心术语意义,译本出版后深受西方读者欢迎,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播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该研究聚焦于韦利《论语》英译本的深入剖析,旨在通过对其翻译策略与阐释精神的系统分析,为中西文明交流互鉴有所助益。

论我国孝道传统下老年人长期照护制度的构建

确立于儒家孝道思想下的以子女为义务主体的传统老年人照护模式,因日益严峻的人口情势而难以维系,亟待建立一整套完善的老年人长期照护体系。基于此,一方面要积极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业已形成的、成熟有效的相关制度,另一方面要继承在我国流传了两千多年的儒家孝道思想。在不动摇传统子女赡养模式的前提下,通过将子女和国家共同作为老年人长期照护的义务主体、积极推进国家出资保障长期照护底线、设立强制性的专门的长期照护保险金制度等制度构建,建立起富有中国特色的老年人长期照护制度。

北宋中晚期科举考试中的诗赋、经义之争

诗赋是唐代至宋初科举考试中的重要内容。北宋中期以后,诗赋受到越来越多的攻击,其地位逐渐下降。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中,诗赋与经义的斗争和党派之争、道德之争夹杂在一起,呈现出复杂的局面。元祐年间诗赋、经义分科取士,奠定了南宋科举制度的基本格局。

《诗》《书》对儒家养生思想的影响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文化主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儒家养生思想是其基本学说的折射,并对中国养生理论和方法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孔子崇尚六经的文化,六经就是《诗》、《书》、《礼》、《易》、《乐》、《春秋》。采用文献资料法和比较法,翻阅大量相关的文献资料来揭示《诗》、《书》这两部经典对儒家养生思想形成所产生的影响。

论王阳明诗歌的心学意蕴

王阳明的心学源于儒道释而又超越了儒道释,震古烁今,其诗歌尤其是理趣诗是其心学思想的重要载体,清新自然,可谓思想与文学的完美结晶。

洞见与盲视:对叶维廉中国文论思想的几点反思

叶维廉解读中国文论的独到之处主要在于他对中国山水诗、画及道家思想的再阐释,然而过度强调此三者的重要性却又导致了他对中国文论的盲视乃至误释。这中间既有社会外因又有心理内因,只有通过转换角度、改变方法、应用否定性原理才能从反面突围,再认识叶维廉的文论思想。

外儒内道,儒道兼修——嵇康比较下的嵇喜研究

嵇喜是魏晋玄学名士嵇康之兄。嵇康因其对庄子之道的执着追求和对《庄子》之文的大量引用,在魏晋庄学史上,备受瞩目。生活在嵇康阴影里的嵇喜,则被视为俗人而遭受讥讽和冷落。比较兄弟二人的赠答诗及其生平经历可见,嵇喜和嵇康同受庄子思想影响,但其接受却完全不同:如果说嵇康的接受偏离了庄子思想的实际,嵇喜的接受则更接近庄子思想的实质;如果说嵇康是儒道对立的代表,那么嵇喜则是儒道兼修的典范。嵇喜外儒内道的实践表明,儒道的对立并不影响儒道的相通,儒道的对立是学理层面上的,儒道的相通则是实践层面上的。嵇喜的成功就在于其儒道互补的实践。

天真的“弃妇”、真儒的悲哀——论曹植的女性诗及其意义

曹植的十二首女性诗多是弃妇诗,这既是对楚辞以来文学传统的继承,更是受个人的特殊家世、经历以及时代的影响,其实诗中的弃妇乃是曹植的夫子自道,他之被弃实为儒法斗争的必然结果,而其天真的性格、不幸的遭遇以及诗歌温柔敦厚的风格昭示着真儒的悲哀。

巴渝理学家度正诗文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

度正以理学名世,乃朱熹门徒,是南宋时期巴渝的儒家正统文人。其诗文留存不少,但多应制酬答之类。诗文里常渗透着理学思想和忧国忧民之感,偶有乐观旷达的情怀。"以文为诗"、"好用故实"的南宋主流诗风对其诗歌影响颇深。

建安游侠诗与儒家精神

游侠诗于建安时期进入士人手中,从现存数量极为有限的作品来看,主要表现为诗人对游侠形象的写实和理想化改造的并存。建安诗人表面上描写游侠,歌唱游侠,其精神实质则是借这一特殊形象表达他们在儒家思想影响下的慷慨入世之情。建安诗人虽然很多时候表现出或力行霸道、或崇尚玄虚、或放浪形骸的行为,但是思想主流却依然是儒家的东西。所以,从儒家思想出发解读建安游侠诗是合乎情理的。

论南宋寿词的兴盛及其文化成因

祝寿源于先民对死亡的非理性思考 ,寿辞伴随着这种仪礼活动而生。南宋寿词从题材内容看 ,主要有寿圣寿官词、寿亲友词和自寿词 ,不同的祝寿对象和创作动机使作品呈现出不同的审美情趣与文化品格。而逸乐的社会风尚、理学思潮的影响、文士内敛的心态和词体文学自身的特点则是促动南宋寿词勃兴的主要文化动因。

元代儒学倡导者的悲歌——郝经《和陶诗》研究

郝经是元初重要的诗人和政治活动家,同时也是儒学的积极倡导者。入宋议和改变了郝经的人生轨迹,在16年的被囚生活中,郝经反思了他所做的一切,此间所写的《和陶诗》真实记录了郝经被囚时期对自己行为的思考,以及痛苦、希望、失望的种种心理状态。

中唐“夷夏”观念之转严与边塞诗创作的衰落

在唐代边塞诗创作衰落的众多原因中,中唐"夷夏"观念之转严亦属其一。唐代边塞诗创作与胡文化有颇多交融,胡文化是刺激边塞诗创作的一个强力因素。然而,随着中唐"夷夏"观念的转严,胡文化日益受到排斥与否定,丧失了活力与生机,使边塞诗创作失去了一个重要推动力。"夷夏之辨"本身属于中唐儒学复兴运动的一环,儒学复兴运动对于"礼法"和"文德"的强调反转了唐帝国前期的文化特征,消解了推动边塞诗创作的尚武精神。失去了胡文化刺激和尚武精神推动,唐代边塞诗创作丧失了独有的特征,不可逆转地走上衰落之路。

西夏文《宫廷诗集》用典分析

《宫廷诗集》为西夏人创作的文学作品,现存的33首诗歌中既大量使用汉民族的典故,又使用了本民族典故。汉民族典故主要来自汉籍的经、史、子、集,西夏民族的典故则来自西夏人所熟知的人、事、物。其用典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分为不同的类别,从与现实的关系可分为肯定性典故和否定性典故;从影响范围可分为整体性典故和局部性典故;从所表达的意义可分为事典和语典。这些典故在使用中具有鲜明特点:旁征博引、化古通今,将典故转变成诗句中的一个词或词组,具有高度的浓缩性;典故与对偶句式相结合,使诗歌用典繁密;鲜明的时代性,多以汉籍中的历史人物入典,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西夏王国渴求明君贤臣、实现政通人和的强烈愿望;目的性强,所有的典故都具有儒家文化的特征,尊崇先王之道是用典故的主要目的。

解读《毛诗序》

对历史上有关《毛诗序》的观点进行梳理后可以发现,《毛诗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不能强分出大小,各首诗前面的阐释文字,既可以整体指称《毛诗序》,也可以单独指称每篇诗的序;《毛诗序》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成于众手,而以孔子、子夏传授为主流,同时兼收后学观点的集体性著作;《毛诗序》的产生与先秦赋诗言志的风气有很大关系,它由孔子加以搜集整理并传授给弟子,而且一直在儒家学派中流传,并进而成为《诗》的正式内容,被后人视为与诗句同样重要的经典。

论《古诗十九首》的悲怨情调及其文化意蕴

《古诗十九首》不仅以其圆熟自然的艺术表现手法代表了汉代文人五言诗创作的最高成就,而且以其摄人心魄的悲凉哀怨情调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共鸣。本文从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和失意与执意的矛盾两方面分析了作者的悲慨心态及诗歌悲怨感伤情调形成的原因,并揭示了儒家文化在特定时代的表现形式。

宋人对以“道”论诗的修正——兼论宋末“以诗言理学”的兴起

宋代理学家在诗歌生成论、价值论及艺术论三方面,提出了许多对传统诗学带有颠覆性的理论,而不少学者又试图用传统儒家诗学观对它进行修正。随着理学上升为官学,朱熹的《斋居感兴》组诗被发掘出来,"以诗言理学"成为新的诗歌范式,平庸、陈腐的理学诗于是充斥着宋末乃至明代诗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