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8世纪朝鲜王朝委巷文人诗社考辨

委巷文人是一个与两班文人相对的概念,构成较为复杂,既有来自朝鲜朝中人阶层的译官、医官、画员等,也有来自于最底层的奴婢、胥吏等。学界认为,17-18世纪委巷文人诗社主要有:枕流台诗社、三清洞诗社、洛社、松石园诗社,但以上并非皆可称为诗社。其中枕流台诗社当改为枕流台唱酬;三清洞诗社当改为三清洞诗会;洛社虽非严格意义上的诗社,但是初具诗社的雏形,可以继续沿用该名称;松石园诗社是朝鲜王朝第一个正式的委巷文人诗社。委巷文人通过社集的方式联络感情、寻找阶层归属感,亦编撰了委巷诗人诗选,委巷文人社会力量的壮大与社集密不可分。

《鼓吹新编》与清初遗民文化和文学

《鼓吹新编》是程棅、施禋在清初辑录时人七言律诗的选本。尽管程、施二人未见于各种明遗民录,但他们入清后的隐者身份、多遗民朋友、行为和心态符合遗民特征等足证两人当是明遗民。《鼓吹新编》奉明代为正朔,为明代诸帝(包括南明诸王)避讳,成为清初避明讳的一个样本,丰富了遗民文化的表现形式。入选该书者多明清之际的忠烈遗逸,入选诗歌题材集中于家国兴亡,旧国旧君之哀婉、命运无常之凄愤等情感贯穿全书,较卓尔堪《遗民诗》更具易代特征。

交往的情趣:元末明初江南诗人的风雅之好

元末明初诗歌创作呈现丰富、多面的色彩,江南诗人的题画唱和即为其中之一。在社会乱离背景下,江南诗人以题画表达时代之思、离别之情和隐逸之趣,体现出不同一般题画诗的创作趣味和文化内涵。他们以题画送别、交往唱和、共赏题诗等方式,共同促成了这一时期江南诗坛的兴盛景象。元末明初江南诗人在文学交往过程中展现的风雅之好,是构成该时期诗歌创作景观的重要面向。今人建构元末明初诗史图像,江南诗人的题画唱和之作应进入关注视野。

“雅音古节,嗣响唐贤”:论朝鲜朝诗人李尚迪对唐诗的接受

李尚迪作为朝鲜朝晚期的杰出诗人,以其卓越的诗才与高尚的人格赢得了中朝文人的赞誉。他的汉诗作品往往遵循自然天成的创作观念,具有古典韵味与清丽格调,体现出诗人对唐诗风格的借鉴与模仿。此外,李尚迪的诗歌认识也与唐代诗学关联密切,可以说,唐代诗学对李尚迪的诗风形成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探究李尚迪对唐诗的接受,可以揭示朝鲜朝文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接受与继承,为认识古代中国与朝鲜的文学发展关系提供重要线索与独特视角。

易代之际的遗民园林雅集与文学书写——以水绘园与稊园为中心

水绘园和稊园的设计都出于对现实中王朝兴替带来的痛苦的规避,但又各具特色,分别代表了明末清初与清末民初遗民园林的两种典型。易代之际的遗民园林雅集是“诗可以群”的文化传统与文人雅集的文化记忆之承续,“园隐”则是园林雅集文学书写的一大主题,是易代之际文人面临复杂的政治环境和生存困境后作出的安全选择。遗民园林对易代之际文化传承起到重要作用,象征着“精神桃源”。易代之际的遗民借助现实的文化空间,将非常态的人生境遇、改朝换代的沧桑之感揉进纵情逸乐的极致享受中,勾连起对往事的追忆与挽留,代表着一种重返故国、回归故园的人生渴望。园林的封闭性与自足性隔绝了永失故园的沉痛悲苦,代替故园成为一处超越现实的精神存在,存放鼎革之际的文化记忆,寄托着遗民们对现实世界与个人处境的迫厄之感与避世之愿。

清代山左女诗人的空间分布及特征——以《国朝山左诗钞》系列总集为中心

清代出现了规模庞大的女诗人群体,成为这一阶段非常突出的文学现象。在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山左女诗人数量可谓首屈一指。由于儒家道德观念、地域社会氛围等因素的影响,她们表现出尊奉阃教、崇尚经史等群体观念,形成了不同于江南女诗人的群体特征。

学海堂与晚清岭南词坛考论

学海堂词人群体指的是学海堂师生或因地缘、血缘、学缘而参与学海堂词学活动的词人集团。由于其成员之间在地缘、血缘、学缘上的密切联系以及学海堂崇尚“实学”的词学价值观,注重朴学课业的词学养成和稼轩词风的受容与宗奉先贤的审美导向,使学海堂词人群体的词作和词学具有自身独有的特征。创作上继承岭南先贤崔与之、李昴英等词家创辟的“雄健”岭南词风,拓展词体纪史言志的功能,也因为受浙派和常派词风的影响,呈现“清雅”和“雄健”并存的特色;理论上“推尊词体、重视词律”,在词作和词学上具有浓郁的词史意识和学人本色。学海堂词人群体人数众多,在晚清传承流衍不断,成就卓著,在晚清词史上起到引领粤词及岭南词学的兴盛与转向的作用,其对晚清词坛及整个近代词坛的功绩不可磨灭。

晚明吴江叶氏家族闺秀词人的交游唱和与“群体书写”

晚明时期江南地区女性词人以群体化方式涌现,出现了以家族为载体的闺秀词人群体。叶氏家族闺秀词人群以沈宜修及其三女为核心,与叶氏家族、沈氏家族成员酬唱不断,其词作有近似的题材、高频率使用的典型意象,兼具“林下风”和“闺秀气”的艺术气质;叶氏家族闺秀词人在追忆与唱和中建构梦幻的艺术世界,典型地体现了晚明女性词人由“个体书写”到“群体书写”的转变。以交游唱和为视角,挖掘闺秀词人的心灵世界,有助于进一步深入理解晚明女性词人群体书写的特点及其词史意义。

袁枚交游群“生挽”诗创作并唱和现象初探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冬,袁枚发起了一场“生挽”诗创作并唱和活动,在文坛上引起较大反响。袁枚之所以活着时便自作挽诗并索和,是为了排遣其病中心理焦虑、回应道士胡文炳的谶言和反叛浇薄世风。《续同人集》所收32人“生挽”唱和诗,集中体现了乾隆末期部分江南文人乖离于世俗的生死观、人生价值观。此次群体赓和之风,革新了“生挽”诗的创作方式和文学体式,且细化了“挽歌”在文学总集中的文体分类。探究这一文化现象,有助于厘清挽歌诗的文学发展,深入认识乾隆末期江南文人群的创作心态、品性情志和价值观念。

明遗民徐芳寓言散文之刍议

明遗民文学家徐芳素以寄托深远、发人深省的寓言体散文名世。他的讽世寓言多以动物为喻,或指陈人性的善恶两面;或借喻明末的社会现实,讽刺自私自利的朝廷官员;或嬉笑怒骂,暗藏机锋,直指儒林丑态。他的志怪故事则驰骋幻想,书写异域风情、鬼神灵异,寄寓惩恶扬善之旨,启发世人反躬自省,对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或有一定启发。徐芳作品包含深刻的现实关切与批判意识,负载着作家意欲捍卫儒家道德体系的功能。

徐芳交游考

徐芳是文学史界较为关注的明遗民文学家。但其交游情况学界尚未全面论述。徐芳的交游对象既有师长辈,如马世奇、钱谦益、苗蕃、李元鼎、熊文举、李明睿等;也有友朋辈,如方以智、傅瀛宾、文德翼、傅占衡、吴嘉纪、施闰章、归庄、周亮工、陈允衡、汤来贺、竺庵禅师等。就这些人物的具体身份而言,既有殉明烈士、明遗民,也有仕清官员与僧人等。徐芳与这些士人的交游,不仅为其散文与寓言小说创作提供了素材,也体现了知识分子以学术为宗的理念,从中还可看出遗民的隐居生活看似高雅闲适,实则贫病交加的状况。

贞烈演绎:明清女诗人的绝笔诗

明清两代女性文学的繁荣蔚为大观。绝命诗作为特殊时期文本,对于研究女性心态及贞烈风气意义非常。女诗人面对离乱场景时投江、投崖、投井,毁容、自刎、投缳等行为选择说明了女性的主观贞烈心态,而这些文本的保存又彰显着被动的社会需求。从女性绝命诗的书写主题可以看到她们向完美的“贞烈才媛”靠拢的意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馈了女作家们对于贞烈的定义。绝命诗的不断流传与社会需求桴鼓相应,与妇教闺训彼此滋养,加固了明清社会的妇德教化系统。

论江西堪舆文化对明遗民治生抉择的影响--以清初文学家徐芳为例

明清易代,受传统儒家名节意识的影响,明遗民拒绝清廷招揽,但他们又不得不面对生计抉择的问题。明遗民为风水先生者不在少数。徐芳以地师身份行脚大江南北,以堪舆相地自谋生计,这一人生选择受到江西民间信仰与文化传统等大历史环境的影响。细查徐芳一生行迹,他奔走四方,流连明朝陪都南京,屡屡与众遗民同道交游,或有借“看风水”之名从事抗清活动之可能。

朱彝尊与易堂诸子交谊考述

朱彝尊与魏禧相识于扬州,因二人年龄、经历、出身与职志等多方面存在相似之处,逐渐结为至交。诗文方面,朱氏不仅与魏禧有密切的交流,与其兄魏际瑞亦有书信往来。朱彝尊与曾灿相识于京师,游处累月,朱氏仕清后,重逢于苏州,因身份迥异,曾氏遂有“云泥之叹”。康熙二十三年(1684),朱氏因小事被谪官,其心境为之转变,希冀通过曾灿与魏禧之侄魏世傚搭建与“南园词客”接续前谊的桥梁。

论清诗话对写景佳句的偏好

清人诗话多摘录写景佳句的现象较为突出,但学界关注尚有不足。文章结合历代诗话、清代政治、历史等方面的文献资料,运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文史互证,尝试阐释此现象。研究发现:清诗话多摘录写景佳句既是诗坛审美习惯的反映,更与清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有相当关联。对诗话类著作深入探讨,有助于更好地进行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

民国时期桐城诗派的诗学承变与风格追求

桐城诗派源远流长,甚受学人推重,在晚清民国亦焕发出了别样的光彩。从地域渊源上看,清代桐城诗派的诗歌理论与创作特色无疑是民国桐城诗派取法的诗学资源。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吴闿生、曾克耑等人采取较为保守的文学立场,除了通过教学活动促进桐城诗派的传承与扩散外,尤其着力于对桐城派诗人谱系的建构。而在诗歌创作上,民国时期的桐城派追求雄放奇崛的诗歌风格,这丰富了民国旧体诗的多样性,展示了古典诗歌在艰危苦难中所蕴藏的精神力量和文学价值。

古典叙事与传统文化交织下的历史女性书写——评艾子《暗夜中的怒放:北宋女词人魏玩》

襄阳作家艾子于2023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暗夜中的怒放:北宋女词人魏玩》。小说以北宋女词人魏玩为创作原型,通过合理性的想象结合历史真实对其跌宕起伏的一生进行创造性书写。小说在叙事策略上采用古典叙事,在内容呈现中融入传统文化,在人物塑造时凸显女性意识,生动传神地刻画了魏玩的人生经历与自我成长,揭开了历史覆盖在魏玩及其诗词上的沉重面纱,对于发掘襄阳历史人物、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不可磨灭的作用。

从“文风底色”到“儒商叠色”——明清顺德园林发展历程

作为广东四大名园之一清晖园所在地的顺德,明代前期已形成园林营建传统,至清代中期进入鼎盛期。园林作为文学发生地,与文学、教育共生,“文风底色”贯穿明清园林发展历程。与此同时,明末清初园林叠加“遗民瑰色”,成为明代遗民的精神家园。清代中后期园林叠加“儒商混色”,园主身份由进士学者,到文人、豪商并存,儒商并重,园林既体现文学艺术性,亦带有珠三角生活的世俗性和商业性的文化特质。该文从历史的角度审视和把握,以顺德为个案分析,考察岭南园林明代、清初、清代中后期三个阶段的艺术实践状态,为岭南园林史研究提供鲜活的区域样本。

《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订补——以王一翥等五位湖北作家为中心

今人柯愈春先生所著《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从清代诗歌(包括散文)文献学的角度来说,代表了迄今为止该领域学术研究的最高成就。因此,以该书作为基准,对其中难免存在的若干舛误与疏漏进行订正与补充,从而使之尽可能地更趋完善,这也就成了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同时,这些遗留下来的问题,其难度相对来说也是最大的。现在就王一翥、魏晋封、李中素、李以笃、程启朱五位湖北作家的有关问题做些订补,供作者及其他相关读者参考。

成为“诗人”,成为“女诗人”——以郑允端《肃雝集》的编、刊、评为中心

基于《肃雝集》及相关选本和评论所构成的文本空间,从书籍史、阅读史的视角观察,发现从晚宋到元末,由于系列相关因素的变化,女性从事创作逐渐为社会观念接纳,通过拥有诗集,郑允端获得“诗人”身份。《肃雝集》在明代中期付梓,并持续被选入女性诗文总集刊行,郑允端在其时开始建构的女性诗史中获得地位。关于郑诗的既有评价存在偏差,缘于性别因素遮蔽了这样的事实:《肃雝集》的风貌与一般元诗潮流相吻合;独立于主流写作传统的女性写作传统及其批评体系至少在当时尚未建构形成;《肃雝集》编纂刊行、传播批评的过程,反映了宋元以来近世诗歌世俗化、通俗化趋向;折射出明清时期主流文学观念、启蒙思潮和大众文化共存的多元文化格局;凸显了印刷出版因素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