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词话》中的辛弃疾词批评研究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对辛弃疾的推重是以一己之力反拨清中叶以来的词坛风气。在对辛弃疾词给予高度评价的同时,王国维对鼓励后学学习辛弃疾词颇多犹疑,使辛弃疾词在王国维词论中难以得到典范性认同。王国维以五代、北宋词为典范总结的理论与标准在辛弃疾词上的应用难以如愿,因此其对辛弃疾的词史地位含糊其辞,使其极为重视的词人辛弃疾反而在其词学体系中出现边缘化现象。

从南京书写看阳羡词派对辛弃疾的承衍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历代文人在南京创作了大量怀古伤今的诗词,辛弃疾也在此列。辛弃疾的南京书写形成了独特的范式,呈现为凸显自我的抒情主体、跌宕起伏的情感表达、联结怀古与伤今的用典技巧。阳羡词派继承“稼轩风”,其书写南京之词也多遵循辛词的表现方式。阳羡词派的南京书写在继承的基础上,通过行舟移步换景勾连吴越文学区的多地,有意识地建构与拓展南京及其相关景观构成的文学空间,使南京书写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呈现更加丰富的艺术内涵。

梁启超的稼轩词研究之词学史意义——兼论近世关于豪放词的评价

梁启超晚年将词学作为国学内容之一进行研究,对中国现代词学是有影响的。他关于辛弃疾词的研究成就最大,以实证方法考证稼轩词的版本而有创获,以社会学方法发掘稼轩词的社会意义,力图恢复辛弃疾的真实历史面目,从而阐扬中华民族的积极精神。这在中国词学史上第一次对稼轩词的高度评价,改变了传统观念,由此导致近世对豪放词的重新认识。我们如果追溯新中国建立后词学界关于豪放派为宋词主流之论,会发现这是自梁启超以来学术思潮的必然趋势。关于豪放派评价问题仍是有争议的,值得进行历史的反思。

“辛派”与理学琐议

“辛派”的确立有着深厚的学术背景。“辛派”词人在学术渊源上多与“伊洛之学”有着若隐若现的因缘关系;而在词法方面,“辛派”“抟搦义理,劫剥经传”也多表现为运用经传语与理学语以入词。这不仅与当时崇尚“义理”的学风有关,而且与“辛派”中本身有许多理学家这一客观事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词分唐宋”:辛弃疾咏花词之“宋调”

辛弃疾的咏花词创作并不完全是一种纯审美活动,展现出的“宋调”,是宋诗“理”的延伸。词至稼轩,已打破诗词界限,但在咏花这一主题下,词与诗的表现倾向还是有明显的区别。辛弃疾对诗词体式的态度,引导咏花诗词不一样的道路。从咏花词可以看出,辛弃疾对前人诗歌的借鉴,又以词的形式加以表现的创作实践,体现出他对于词体“宋调”的追求。辛弃疾词的“宋调”是词学新变的开端,其咏花词中的“宋调”之形成,首先是对“宋调”理念的吸收,以对欧阳修的借鉴为代表,突出体现在对欧阳修的诗词创作理念的吸收。辛弃疾还在对苏轼、王安石咏花诗词的借鉴中,使诗词互渗成为咏花词中“宋调”进入的契机,从而实现对词体功能的改造。辛弃疾将咏花诗中思辨重理趣的时代特征,融入咏花词的创作之中,加强了咏物词的现实性,改变了宋词的阴柔风格,为宋词成为“一代之文学”奠定了基础。

试论苏轼和辛弃疾在豪放词创作上的差异

苏轼、辛弃疾同属豪放派词人,但苏词在豪放中蕴有清旷之意,较偏于洒脱疏朗,旷达雄放;而辛词则在豪情之外给人以慷慨悲歌,激情飞扬之感。两者相得益彰,共同形成了繁盛而辉煌的豪放词派。

论辛弃疾在民国宋诗派文人群体中的接受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龙榆生为代表的一批宋诗派文人肆力推崇辛弃疾,欲建立"以东坡为开山,以稼轩为冢嗣"的新词派,取代老套过时的"梦窗"词风。龙榆生编纂《唐宋名家词选》将辛弃疾排名第一、苏轼排名第二,用以标榜自己崇尚刚劲用世的豪放词;夏敬观为午社"四声之争"一锤定音,强调词应为表达内容灵活运用声律。以龙、夏为代表的民国宋诗派文人对以辛弃疾为代表的两宋豪放词派的推崇其最大价值在于转移一代词学之风气,笼罩词坛长达数十年的"梦窗"词风逐渐为"苏辛"豪迈词风所取代。

论辛弃疾南归前期词的创作

历来研治辛词者 ,对辛弃疾南归后词的创作的发展变化 ,较少注意。实则辛氏南归后 ,以宋孝宗淳熙八年 (1181)落职退居为界 ,词的创作也明显地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词作多写其南渡之初的复杂心态和身世之感 ,手法多用比兴 ,词风兼具深婉细约和清疏刚健之美 ,而后期则直以词为陶写之具 ,无施不可 ,沉郁顿挫 ,雄奇悲怆。简单地以“豪放”或以词备众体论辛词 ,既不符合辛词创作发展的实际 ,也难以涵盖辛词的主要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