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汉书·艺文志》分类思想中“诗”之内涵

《汉书·艺文志》作为我国第一部史志目录,在分类中首先确定了诗赋略一类,是对以诗赋为代表的文学的肯定。作为文学传统的诗歌,是指六艺略中的《诗经》,诗赋略中的部分屈原赋和歌诗。这三部分共同构成了《汉书·艺文志》中的“诗”,这种分类兼顾了《诗经》作为六艺的主要身份,同时通过隐形的“互著”在诗赋略标题先后的顺序之中得到体现。在赋类中以屈原赋作为诗赋源流的分界,以此来彰显诗赋文体之变迁。最后列出歌诗一类,通过赋成为文人创作的主流文学体裁,反映了文人与歌诗的疏离。《汉书·艺文志》分类思想的背后是汉代文士对于诗歌这一文体的认识和探讨。

五代时期佛教雕塑的前朝传统与创新性

全国现存的10世纪佛教艺术分布不均衡,敦煌、山西、四川盆地、江浙保留较多,主要来自敦煌曹氏归义军、北汉、吴越国、南唐、前后蜀,艺术面貌差别较大。五代十国时期的佛教雕塑既保留着很多唐代或前朝传统,也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另外,这个时期的佛教及其艺术的中国化与世俗化倾向更加强烈,适合中国人的审美标准。

《三国志·先主传》“取蜀城中金银”语辨析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载有"先主……取蜀城中金银分赐将士,还其谷帛"之语。对于"城中金银"与"谷帛"的来源,学界认识不一,或以为公私皆有,或以为仅限府藏,或以为"抗命诸家"。据《华阳国志·刘先主志》"取蜀城中民金银颁赐将士,还其谷帛"中"民"字可知,"金银"与"谷帛"实系城中民众所有,而与府库无关。整句意为"刘备先是没收蜀地城中民众的金银与谷帛,后用金银来赏赐将士,又将(一定数量的)谷帛还于旧主"。刘备取蜀城中民金银、谷帛也反映了其在入蜀后对益州豪族进行打压的统治政策。

蜀汉江州都督考

蜀汉在兵力有限的情况下,又于腹地江州设一都督,这是基于巴地重要的军事、经济地位的考虑。首任江州都督费观出任于章武二年。因诸葛亮北伐需要,李福任都督时,江州驻军被抽调汉中,因江州无兵可领,李福罢江州都督职。虽然后因诸葛亮病死,北伐大军回撤,但边境的军事形势使江州兵仍不能马上回原地,这导致了自李福罢职到延熙初年邓芝上任间,江州都督是阙置的。

论蜀汉经学之嬗变——与两汉蜀地本土经学传统相比较

与两汉蜀地本土经学传统相比,蜀汉经学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嬗变。从研习对象上看,由今文经为主转向以古文经为基础的兼容今古文;从学术传承上看,师承之外兼重家学;从著述讲授上看,在继承本土经学长于《韩诗》、《礼》学的基础上,较少以谶纬灾异解经。嬗变之后的蜀汉经学虽与魏、吴相比仍有一定的滞后性及局限性,但对此后的蜀地经学的发展却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三国志·蜀书》校议

比勘百衲本与中华书局标点本《三国志·蜀书》的异文,并纠正标点本的一些文字讹误。

诸葛亮荆益战略刍议

荆益战略是诸葛亮至为重要的军事战略思想。正是在这一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尚无立足之地的刘备集团始则进取荆州,窥北控南。继而又占夺西川,卒成帝业。蜀汉基业成在荆州,败也在荆州。在中原逐鹿,三国纷争,蜀汉相对孱弱的历史条件下,尤其是当军情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诸葛亮若能审时度势,事变策异,主动放弃荆州,退守西川,如此,既可与东吴修好,又能确保刘备集团的锐气,进而全力伐曹,克复中原,则汉室可兴,霸业定成。

《三国演义》的英雄观与宋元忠义思潮——蜀汉忠义文化的基本内涵

小说名著《三国演义》对历史材料有所取舍,以蜀汉政权为中心,对蜀汉英雄情有独钟,表现出了进步的英雄观:一是具有崇高的信仰,关心天下兴亡,遵行大义,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利益;二是具有坚贞不渝的节操,忠于国家,忠于民族,忠于人民,矢志不移;三是具有伟大的进取精神,为完成一项伟大事业而勇往直前,百折不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种进步的英雄观正是蜀汉忠义文化的基本内涵,其形成与宋元时期大张忠义精神的社会思潮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可以说,《三国演义》既是三国历史的客观再现,也是宋元人民忠义精神和民族情感的真实写照。

论蜀汉政权出现的特征与方式

在汉末军阀混战中,刘备集团本是其中较为弱小的一支。但在20多年的战争兼并中,诸葛亮、法正等一批时代精英纷纷投奔刘备,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治军事集团。刘备与诸葛亮默契结合成为该政治军事集团的领袖共同体。刘备集团从而扭转了以往东奔西逃的流亡走势,最终于221年建立了以成都为中心的蜀汉政权。刘备重用诸葛亮,其方式和程度远远超过了同时期的其他军阀对大臣的重用。诸葛亮弥补了刘备自身的政治军事才能的不足,两人互为表里,一起扮演着蜀汉政权中君主的角色,形成了中国古代君主集权中权力运行的一种特别的构成方式。尽管蜀汉政权建立不久刘备病故,但蜀汉政权仍正常运作。此外,汉末战乱中,或者是最早追随刘备镇压黄巾军起家的军阀,或者是不愿意依附其他军阀的汉末官僚士大夫,或者是前益州刺史刘焉、刘璋的部下,在投靠刘备一起建立国家政权的过程中,完成了自身政治角色的转变,成为蜀汉政权中不同身份的统治者。蜀汉政权以其独特的统治方式顽强地在魏吴大国夹缝中生存下来。

先秦汉魏亲情诗初探

作为中国古代亲情诗的源头,《诗经》在主题意境、典故语汇、表现方式等方面对后世亲情诗产生了深远影响。汉魏时期的亲情诗,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先秦已具雏形的思妇诗、闺怨诗、悼亡诗,在这一时期也确立了各自的类型特点以及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在表现手法和技巧方面,汉魏亲情诗学习了《诗经》复沓迭章、比兴等手法和《楚辞》的寄托方式,写景托情,情景交融,很好地表现了主题和感情。可以说,经过汉魏时期,亲情诗在表现人伦亲情方面已经具备了自己的特点,形成了较为多样的风格和题材(主题),成为独立的诗歌类型,从而迎来了是中国亲情诗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

近年来三国历史研究状况

三国史研究是中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一个热点。关于三国史研究的状况,成果极其丰富,因此只能讲讲近年来的状况。近年的概念,具体地说,只能限制在近五六年,也就是2005年以来。即使这样,也还要做进一步限制,即仅限制在概括整体研究和国外（日本）研究方面,在具体介绍成果时,只以2010年以来的成果为限。之所以如此,因为第一,成果太多而时间有限。第二,2010年以来的研究成果,所研究的领域和问题是以以往的研究为基础的,能反映近年来的整体面貌。第三,这些代表了史学界三国研究的最新成果。

蜀汉重庆人口考

考蜀汉时期重庆人口，由于《三国志》阙“地理志”，无直接材料可作依据，只能凭间接材料。先求东汉重庆人口及其在益州（含凉州武都郡）人口中之比重，再考蜀汉兵力以证蜀汉人口，后依东汉重庆人口在益州人口中的比重，考出蜀汉重庆人口为户１９９ ６５０、口６８９ ７００。

三国时期西部农业开发述论

三国时期 ,曹魏控制西北 ,蜀汉占据西南 ,两国主要在西部地区争战 ,粮草供给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 ,为此双方都采取了恢复和发展粮食生产的措施。曹魏在西部一些适宜农业的战略要地大兴屯田 ,开发关陇、稳定河西 ,每年收获大量谷物供给军粮 ,以守为攻 ,迎战蜀军 ;蜀汉占据西南之后 ,诸葛亮注意处理好民族关系 ,发挥当地的农业资源优势 ,劝农积谷。为了解决北伐运粮的困难 ,还在汉中及渭水南岸一些地区设置少量屯田。不同的农业开发措施与双方的治乱胜败有很大关系。

建安诗歌繁兴而蜀吴诗歌凋敝原因探析

三国时期,魏诗一花独放,掀起了文人诗的第一个高潮,并以"建安风骨"、"汉魏风骨"享誉诗史,而蜀、吴则"吟咏靡闻",一片凋敝。学界对此有所关注,但大多点到即止或附带言及。从文化传承、领导学养、用人标准及教育状况四方面探析并揭示蜀、吴文人诗落后的原因所在。

论汉末三国时期易代模式的演进

“禅让”与“革命”是中国古代王朝改易的两种基本模式。随着王朝正统性论证的强化,通过“革命”模式完成易代的难度越来越大。“袁术僭号”是汉末时期“革命”模式的唯一尝试,其失败结局宣告了“革命”模式的“此路不通”。曹操父子通过对“革命”模式的隐晦践行和“禅让”模式的折中,成功地完成了汉魏易代的操作,实现了“禅让革命”的模式融合。“禅让”与“革命”的逻辑衔接,实现了“应天顺民”的易代合法性论证。“禅让革命”自此被奉为圭臬,在后世易代中广为沿用。

略论三国蜀币之犍为五铢

犍为五铢是直百五铢的一种,由三国时期的蜀汉政权铸造于犍为郡。它在中国铸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是中国最早标记了铸造地的圆形方孔钱币、最早采用两种书体的钱币、最早采用隶书的钱币、最早两面铸文的钱币,也是中国首次较为成功发行的虚值货币。本文研究了犍为五铢铸造的经济原因和政治原因,分析了直百五铢的铸造对三国时期经济的影响,认为早期直百五铢的铸造对于蜀汉政权来说是一次成功的货币增发,并向东吴输出了通货膨胀。

论前后蜀诗坛的形成原因

五代十国时期的前后蜀诗坛以其独特的文学成就与南唐诗坛双峰并峙,交相辉映。前后蜀诗坛的成因有以下几点:当时前后蜀社会环境相对安定,国力较为强盛,为其文学的繁荣提供了强大的物质保证;巴蜀地区自古便崇尚文德,前后蜀统治者对文化礼教也十分重视,不仅广纳贤才,兴办学校,而且沿袭唐制,恢复科举取士,这对前后蜀文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大量的入蜀诗人、少量的蜀中诗人和一些皇室成员共同努力,造就了前后蜀诗坛的繁荣景象。

曹操与华佗事件的书写嬗变

曹操与华佗事件的相关内容,历来众说纷纭。《华佗别传》是华佗生平材料早期且可靠的重要文献,对后世《三国志》《后汉书》等文献的书写产生了重要影响。《三国志》《后汉书》关于曹操初识华佗、曹操杀华佗、杀华佗后的书写均有不同。就华佗传而言,《后汉书》因袭《三国志》的内容较多,但《后汉书》华佗传所增加的对于华佗其人“为人性恶”之评价为后世书写提供了素材。

论初唐《汉书》学及其与文学的关系

初唐《汉书》学大兴,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初唐与六朝学术传统的自然衔接,一方面在于《汉书》研究与当时的文学创作建立起密切关联。崇尚用文学的形式炫耀学术、以广博的学术装点文学的时代风气,推动《汉书》学、《文选》学和类书编纂在初唐同时臻于繁荣。在骈偶文体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的初唐,作为骈体诗文杰作的渊薮,《汉书》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文学与科举教科书的作用。

论唐代的咏蜀汉诗

在唐代众多咏叹蜀汉历史人物的诗作中,诗人对蜀汉君臣人物强烈的崇拜与向往,反映在对贤相诸葛亮的称颂与对君臣遇合的钦慕两个方面。在诗人的心目中,辅佐先主刘备、鞠躬尽瘁的军师诸葛亮不仅是智慧的化身,更是忠君爱国的道德典范;刘备仁德爱民、礼贤下士的情操,以及与诸葛亮的君臣遇合,也成为了士人们争相歌颂的重点。而这些作品对后世的诗歌、小说、戏曲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