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新妙绝:日本江户诗坛的宋诗接受——以七绝选本为中心的考察

江户后期诗坛,为了对抗蘐园古文辞派的因明学唐的伪唐诗,宋诗派领袖人物山本北山提出宋诗清新主张,并选定宋三大家诗歌作为清新诗风的代表。北山子山本绿阴、弟子大窪诗佛编选《宋三大家绝句》(1803),北山作序推广,风行日本,是为诗坛宋诗接受的标志性事件。由是带动了宋诗派另一领袖人物市河宽斋编选续编《三家妙绝》(1807),宽斋成名弟子大窪诗佛、菊池五山、柏木如亭作序跋推广。大窪诗佛、菊池五山更绍继其师,编选续续编《广三大家绝句》(1811),宽斋作序推广。连续编刊的三大家七绝,承载着清新性灵的宋诗学旨趣,矫正模拟剽窃的伪唐诗,推动了江户诗坛的宋诗兴盛。柏木如亭亦绍继乃师,编选《宋诗清绝》(1813)、《续宋诗清绝》(1846),将“清绝”作为了选本之名,选诗旨趣承袭北山、宽斋之清新,将选诗目光扩展到了三家之外的宋代七绝,但多选江湖诗人,选诗诗家增多,格局反趋卑狭。

《宋诗钞》与清初宋诗宗尚

作为清人编订的第一部大型宋诗总集,《宋诗钞》的面世契合了京师之诗学趣尚,并有力地推动了清初宋诗风的兴起,在浙派的发展历程以及清初诗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探究《宋诗钞》与清初宋诗宗尚的关系,有助于理解彼时诗风演进的一些动态特征。

近四十年来国内宋代茶诗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近四十年来,随着中国茶文化研究的日益深入,茶诗研究热度的上升,学界对宋代茶诗的关注和研究也逐渐增多。其研究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84-2000年,为研究发轫期;2001-2016年,为研究蓬勃发展期;2017年至今,为研究渐趋成熟期。总体上看,近四十年来,宋代茶诗研究成果不算少,但还基本停留在茶诗名家研究,学科交叉研究如茶诗地理学研究还相对较少,茶诗的艺术性也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未来宋代茶诗研究还可在宏观把握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理论深度的挖掘,并充分利用交叉学科研究的优势,从多角度切入,进一步拓展、深入对宋代茶诗的研究。

李氏朝鲜文人宋翼弼次韵李白诗歌探析

次韵是一种特殊的接受方式,李氏朝鲜著名文人宋翼弼《龟峰集》录有次韵李白诗歌8题13首。这13首诗特点突出,表现为对李白原诗主题的继承与翻新,对清静避世思想的接受,对家国情怀的接受,其背后是他对李白诗歌自觉的学习和与李白相似的人生遭遇。通过对李白诗歌的次韵,宋翼弼完成了对李白诗歌经典作品的选择,并成为李白诗歌在李氏朝鲜传播的重要一环。

文人的陈谢:宋元时期文人对医僧的诗文赞赏与互动

文人与僧人之间的酬唱交流是佛教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题材之一。宋元时期由于有大量僧人参与了社会医疗活动,所以一些文人对此类医僧多有赞叹或感谢,同时也不乏真情流露的欣赏。宋元时期文人对医僧的诗文互动,展现了涉医僧众群体的社会生活图景和他们的交游特征。这是以诗文为视角发掘宋元僧众与文人之间关系的一个独特途径,也是从更多层面建构两者之间互动交流的特殊观察方式。

宋代诗词中的竹家具品类与设计特征研究

文章旨在对宋代竹家具进行系统性的研究。基于文献研究法对宋代诗词中的宋代竹家具进行品类与设计特征研究,通过研究宋代文字记载中的竹家具为切入点,对宋代竹家具进行了系统归纳和整理;并对宋代竹家具进行品类分析,提出宋代竹家具至少有50余种。进而归纳总结提出文字记载中宋代竹家具具有系统的品类、风雅的设计、“通”“专”的功能、圆竹与围合工艺、独特的审美、文化的隐喻六大设计特征。

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中袭旧诗词的特征及成因

明末清初的9部代表性拟话本小说掺入了大量的古代诗词,其中诗歌275首、词作82首。拟话本小说中的袭旧诗词,以唐诗、宋词为主,是唐诗、宋词经典化的一种表现;以小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名家名作;以通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典雅含蓄的诗词;大部分诗词带有劝诫意义,承载着作者的教化意图。这些特点的形成,缘于明末清初“轶宋窥唐”的文学主张、通俗诗词受明人追捧及书商青睐、小说对道德劝诫的重视、儒家的“诗教”传统等。

江南抗倭时期“唐宋派”的经世活动与海洋书写

“唐宋派”作为明嘉靖年间著名的文学流派,他们取法唐宋以溯秦汉,反对佶屈聱牙、摹拟剽窃的复古文风,其文论思想注重“文”与“道”的并重,有着强烈的经世济民情怀。嘉靖年间的江南沿海地区,海疆不靖,倭寇侵扰频繁,沿海民众深受其害。面对这“不靖的海”,“唐宋派”成员在抗倭的时代背景下,其文学创作、经世实践等都发生了明显的“海洋转向”,抗倭、海洋诗文书写成为他们生命历程与文学创作中十分耀眼的篇章。这种“海洋转向”为“唐宋派”文学地位的形成与影响的扩大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带动江南文人海洋诗文创作一代风气的形成。

宋代书院诗的文化阐释

宋代书院的兴盛促进了以书院为题材或背景的诗歌创作的繁荣。书院诗涉及书院与科举、理学、佛道及休闲之关系等诸多内容,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需要指出的是,理学家的介入极大损害了书院诗的审美特质。

王允晳生平事迹考辨及诗词平议

清末民初闽籍著名词人王允晳生平事迹有模糊之处,兹在考订其事迹基础上,重新为其拟订小传。王允晳诗多学宋诗,生前得享大名,他意欲以诗人之名传世,其实他的诗缺乏创造性,与其诗名并不相符。他的词却极为成功,他是清末民初学习宋末词人最为成功的闽籍词人,有“小令圣手”美誉。王允晳词的取径,论者议论颇多,或云学王沂孙,或云学姜夔,或云学张炎,各执一词,且有驳议,成一大景观。他的词于王、姜、张都曾学习,最后形成自己特色,以气骨著称,可以说他的词取法张炎最多。

论南宋试官锁院诗的艺术特色

探析南宋锁院诗创作的内在脉络;分析锁院诗文本,发现南宋试官锁院诗诗歌内涵的深度与广度较前代有较大提升,这使得南宋锁院诗呈现出新的艺术特色;认为南宋试官锁院诗这一特殊的科举文学题材的艺术表现是科举与文学交织互动的结果。

再论苏轼词的词史定位——兼及如何打破“婉约”“豪放”二分法

词学史上对苏轼词的定位,主要有“豪放词”“以诗为词”“东坡范式”三种重要说法。“豪放词”从风格论出发,并不能完全涵盖苏轼词的全部艺术特质;“以诗为词”作为一种创作方法,亦非苏轼所独有;唯有作为传统“体派论”的现代发展的“东坡范式”,最适宜作为苏轼词之词史定位的总结性词汇。同时,既然“豪放词”一语已不足以概括苏轼的词史定位,那么“婉约”“豪放”二分法也自然应被扬弃,而打破这一“二分法”,并不意味着否定“二分法”这一极具简洁性的思维方式,寻找更具学理性、更符合唐宋词实际的“新二分法”取而代之,才是真正的破旧立新之道。

与道进退,淡乃其至:张栻的人生境界与诗歌书写

张栻开创南轩学派,为南宋中兴时期著名学者,也是一位个性突出的作家。他一生与道进退,矢志致君泽民的事业,其诗歌即有深入表现,渗透着以道自任、忧患民瘼的精神情怀。与社会政治中“汲汲然惟恐其道之终不行”内在相通,赋性冲和、钟情自然是其个性品格的另一面,并对其创作产生影响,自然山水在其诗中表现充分。他主张学者不汩利禄,不眩文采,“淡乃其至”成为其人生境界与诗学追求,他往往以冲和的语言、平淡的意象营造出淡雅诗境。明道义而抒性情,以思理慧性见长,是宋代诗学乃至宋学的特色,张栻与道进退、淡乃其至的人生境界与诗歌书写可谓典型,对南宋中兴时期学术发展与多元诗学风貌的建构具有特定意义。

南宋初期诏令与文风的演变

诏令不应该仅仅是研究文学历史语境的史料来源,它与文学的深层纠葛更应该受到重视。在两宋之交的历史语境下,南宋初期与文学相关的诏令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性。文学摆脱了北宋后期的封禁枷锁,开始恢复生气,诗赋取士重新成为国家的基本政策。南宋初期由于皇帝对苏轼的偏爱,全国上下掀起崇苏热潮,促使江西诗派勃兴并成为文坛主流,对南宋文学影响深远。绍兴年间,朝廷实行严厉的言禁制度,尤其是震惊朝野的多起诗文获罪案例,对全国的诗文作者形成了强大的震慑力,这种高压的文艺政策促使献赋颂成为一代文风。

一部潜心研究北宋边塞诗的力作——丁沂璐《北宋边塞诗研究》序

丁沂璐《北宋边塞诗研究》一书从文学、史学、军事、政治、外交等多个领域对北宋边塞诗进行了深入考察,涉及北宋边塞诗的生成土壤与边防背景,诗中的地域书写与恢复情结、忧患意识与医国情怀、民族交流与战和认知、理性精神与突围经营等多方面内容。是书资料详实、论证充分,能够考究其源,发覆成说;结构谨严,自成体系。是书付梓,必能嘉惠学林,有益后学。

小说、典故与诗歌——从元好问“曲学虚荒小说欺”谈起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是古代文论的名作,第23首中“曲学虚荒小说欺”一句,过去学者大多不予注释和讨论,中国文学批评史论著对此也大多跳过不讲。实际上此句所论是苏黄等宋代诗人在诗歌中使用小说和曲学典故的问题。宋人在博学风尚下大量阅读小说,与此同时,宋人作诗又好用僻典,于是小说和曲学成为诗歌用典和取材的重要来源。苏轼、黄庭坚等人诗中使用小说典故表现突出,并开启了一时的风气,而到南宋和金代,元好问等人则对这种诗风和诗学进行了批评。

宋代江浙诗韵中阳声韵与入声韵通叶现象

宋代江浙诗歌用韵中存在阳声韵与入声韵通叶的现象,共28例,其中阳声韵字混入入声韵部10例,入声韵字混入阳声韵部7例,阳声韵与入声韵韵字等立11例。综合押韵特征、押韵倾向和现代江浙语音来看,这种押韵可能是阳声韵与入声韵均转化为阴声韵,使得二者以阴声韵的形式押韵,即曹志耘教授所提出的“阳入同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