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仁寿石佛湾摩崖造像调查简报

四川省仁寿县方家镇哨楼村石佛湾摩崖造像现存13龛,造像组合包括三佛、七佛、五十三佛、一弟子二胁侍、一佛二菩萨、一佛二弟子二菩萨等,可辨题材有弥勒、僧伽、三世佛、过去七佛、五十三佛、一佛五十二菩萨等瑞像。根据造像题材及风格,可推断石佛湾摩崖造像开凿于8世纪晚期至9世纪上半叶。

四川资阳中和镇菩萨岩、临江镇佛尔岩摩崖造像调查简报

资阳市中和镇菩萨岩与临江镇佛尔岩摩崖造像均为沱江流域中晚唐时期的典型造像点,二者在龛形、题材和造像风格等方面皆有相似之处。前者雕刻较精美但纪年缺失,后者虽被盗损却有明确纪年题记,可互为参照。综合崖面布局、纪年题记以及其他参考因素,初步判断两处造像集中开凿于8世纪下半叶到9世纪初期,晚唐及以后有补凿、搭建建筑和妆彩活动。两处造像题材有一佛、三佛与多身胁侍(含天龙八部)的组像、五十三佛、舍利塔等。

藩镇割据对古代港城营建的影响探析——以五代泉州为例

唐末至五代十国藩镇割据的背景下,中央集权式微,地方经济区域重新划分,从而促进了海港城的崛起。泉州作为古代海港城的代表,在五代割据中得到了充分经营,可以探讨藩镇割据如何影响其发展。对现有史料、考古记录分析发现,古代藩镇割据分割了原有的经济区域,为新城市节点的兴起提供了条件,割据统治者不得不改变原有的城市营建理念,使之满足新情况的要求,也让城市的职能从“政治营国”转变到“商贸港城”,而对工商的倚重需求又改变了原有的规划格局,为后世港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家国之间:唐元和时期进奉的二重性解读

唐元和时期,宪宗对官员进奉采取了既限制又纵容的双重态度。宪宗通过敕令多次强调禁止无名进奉、税外加征,同时,又以家财、羡余等名义给官员进奉以合理的解释。从助军钱分析可见,朝廷即便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也没有公开加税,对挪用地方财物助军的行为采取了严格管理,从形式上维护了“不征于人”的形象。这就使得进奉在法令的模糊边缘游走,皇帝和臣子从为国积财、舍家为国出发,赋予了进奉伸缩性的解释。这种家国之间的二重性,再加上出于弥补财政不足及维护政治秩序的现实需要,使得中晚唐的进奉在既调和又冲突中发展。

论中晚唐长安仙幻小说的空间书写

长安仙幻小说作为中晚唐传奇中形式独特的一类,繁复的空间书写是其突出特征。中晚唐长安仙幻小说中建构了三种不同的空间,分别是长安城、仙幻异界及“庙堂”文化影响下所展现出来的社会空间。特殊的空间书写形式导致小说中的空间表现出三个特点,即在空间跨越上具有灵活性、在文化交流上具有包容性、在情感基调上具有悲剧性。从整体来看,中晚唐长安仙幻小说中的空间书写既是对魏晋六朝志怪小说的继承,也丰富了唐传奇的题材类别,对后世小说创作影响深远。

风尘吏、名士态与吟诗人:“武功体”与中晚唐疏野诗风

姚合“武功体”是中晚唐以进士群体为代表的精英文士视簿尉为俗吏的时代风气之产物,其中所呈现出的疏懒、野僻之态则以魏晋名士任诞之风为精神内核,并由此复归了吏隐的本质。与中晚唐“苦吟”诗风的流行相伴,吟诗要素被凸显并成为“武功体”的重要特征之一。创作方式上,以名士之“聊一放”为内核,遣词拙率,时杂俚俗之语,呈现出有别于贾岛派的“疏野”之格,以矫苦吟一派拘泥之弊。这也是“武功体”的诗学及诗史意义之所在。

中晚唐辽代天德军史事考释

唐贞元以降,天德军防御使治西受降城,兼任丰州刺史,这与唐代方镇例兼治州刺史的情形不同,却是在军事防御中有效统筹军、民的地方惯例。元和年间,为协调河套平原东部振武镇与西部天德镇的防御体系,天德军防御使、天德军移治天德军故城。五代初,河东李晋政权控制该地。辽朝攻占天德军节度使辖区后,将丰州东迁。丰州军额为天德军,在丰州之外并不存在一个名为天德军的政区,《辽史·地理志》的相关记载有误。

中晚唐私修类书与律赋关系略论

作为文学体裁的赋与作为书籍体式的类书,虽然分属于不同领域,产生于不同时代,但两者在功能、题材、体例等方面有着天然联系。中晚唐时期的私修类书与律赋,在上述联系的基础上,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两者在科举考试这一相同的背景下出现,有着相似的生成机制和政治教化功能,也正因为如此,此期的私修类书对律赋的体制特点、理论主张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进士“浮薄”词义流变与中晚唐士人的科举认知

唐代“浮薄”一词常与“进士”相关联,但该词最早并非运用在科举领域。安史之乱以后,其惯用语境发生迁移,从六朝品评之用转入科举视域,并在中晚唐时期关于科举改革的多次讨论中得到频繁使用,从品评人物声名到评价考生之德行与政治实践能力,以及作为空疏之学的代名词来唤起朝堂上下对“实学”的重视。在此过程中,“浮薄”逐渐成为“进士”的典型标签,其词语内涵也不断被注入新的要素,呈现出一种逐渐堆叠、累积并最终糅合的状态。通过梳理该词内涵逐步丰富化的情况,可以揭示中晚唐时期科举文化的两点事实:其一是考生长期所受的教育、备考模式与唐王朝后期真正的人才需求之间存在巨大矛盾;其二是中晚唐士人曾力图从改革科举入手重振国势,虽未能成功,但这种努力仍可反映出唐人对科举的认识存在反思与深入的过程。

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中袭旧诗词的特征及成因

明末清初的9部代表性拟话本小说掺入了大量的古代诗词,其中诗歌275首、词作82首。拟话本小说中的袭旧诗词,以唐诗、宋词为主,是唐诗、宋词经典化的一种表现;以小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名家名作;以通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典雅含蓄的诗词;大部分诗词带有劝诫意义,承载着作者的教化意图。这些特点的形成,缘于明末清初“轶宋窥唐”的文学主张、通俗诗词受明人追捧及书商青睐、小说对道德劝诫的重视、儒家的“诗教”传统等。

“血缘”抑或“政治”——中晚唐五代时期假子泛滥成风的原因

中晚唐五代时期拟制血亲的构建打破了原有的制度约束与伦理规范,逐渐贯穿于社会各阶层而成为一种普遍化现象。如何理解这种转变背后蕴含的复杂原因?哪类因素主导产生了这种变化?既有研究倾向于对可能性影响因素进行简单的列举与剖析,但仅关注“因素是什么”,鲜有探讨“因素都有什么”与“因素间的排序与联系”。本文关注这一时期的特殊性,应用扎根理论的方法归纳影响因素,定性比较分析的方法判别作用机制,基于整体性视角对假子泛滥现象的生成原因进行系统性的剖析与检验。研究发现无论价值崩塌与宦官干涉是否存在,在考虑血缘宗法的情况下,战乱动荡的收养客观情境与政治争霸的收养主观意图导致假子盛行。由此可知政治性因素已取代原有的血缘宗法因素,占据主导地位,通过刺激制度松动与调适以影响其他因素,最终形成了整体性原因谱系,施加于拟制血亲关系的建立过程而诱发转变。鉴于此,文章构建了“因素归纳—组态判别—关联探究”的逻辑链条,深度剖析中晚唐五代时期假子泛滥成风的原因,加深对相应历史的理解与思考。

中晚唐邑客的地方化与地方社会治理

邑客在中晚唐社会的出现,源于生活震荡的直接推动,也是“中央—地方”关系制度变革的政治与社会效应。在门第政治的余晖中,作为具有相应政治、文化诸优势的外来群体,邑客对于科举及两京姻旧网络的依赖,延续了士族政治生活的旧传统;但科举竞争的圈内压力以及人际网络在代际更迭中的松散倾向,迫使邑客与地方势力在竞争中,逐步走向合作共生。在融入地方的过程中,邑客对于地方文化、经济、伦理教化诸领域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与在地有力者的合作实践,逐步生成了两宋而后基层生活的基本权力结构与日常治理模式。

唐代中后期的“以理言道”“言意之辨”与诗文观念

“理”本是先秦两汉思想世界中的基本语词,唐代中后期儒者对于“理”的再次聚焦,在延续先秦两汉以政治生活为核心问题域之旧传统的同时,亦强化了“理”统合、会通的思想功能。“以理言道”的认知新风与“道”之虚化及“理”成为思想方式的核心范畴,乃是此时期颇易体察的文本现象。“言意之辨”在此风习形成的过程中,既是作为助缘的方法,也因之被再度问题化。唐代中后期的知识世界呈现出以“理”论文的明确倾向,作为人生态度及理念的“理”与一般的“理”成为文本书写与诗文观念的重要内容,而“陈言之务去”及“与造化争衡”的共识化则是“理”范畴化对于唐代中后期文学影响的另一明证。

陕西西安东郊西等驾坡唐墓发掘简报

2021年9月至2022年4月,为配合城市基本建设更新项目,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市雁塔区西等驾坡村发掘了一批古代墓葬。其中唐墓两百余座,8座出土墓志的墓葬年代明确,为研究唐中晚期中小型墓葬提供了新资料。

试论唐末的“僧侣伴直”现象

寓直是唐人在朝为官时期的重要职守之一,中晚唐时期,朝官们为了消解夜晚独宿宫禁时的寂寞,多借用习禅来静坐养心,白居易、郑畋、郑谷等人诗中多有直接表现在寓直之夜学禅的情形。唐代末期,朝官在宫廷寓直时会邀请僧侣陪伴,出现“僧侣伴直”现象,这有着独特的文化背景。晚唐时期,僧人与朝官交游密切,从情感上达到了“知己”的境界。这种知己感,使他们既同怀伤感乱世之心,又共有避隐山林之趣,这是“僧侣伴直”的情感基础。唐末的“僧侣伴直”往往发生在中书省、尚书省、秘书省,僧侣主要来自内道场。“僧侣伴直”既是文人的精神需要,又是佛教与政治融合的深化。通过品茶和谈静的交流形式,伴直僧侣与寓直文人达到某种精神的默契,从而淡化了个人与时代的焦虑。

试论中晚唐影占之弊与朝廷对策

唐中期颁行两税法后,对财政而言虽然带来一定时期内的征税便利,但也衍生出诸多弊端,其中影占即为最显著的问题之一。两税法并非影占的必要条件,然其制度漏洞为影占行为的出现提供了有利契机。至中晚唐,无论豪强大户或普通百姓都尝试利用影占规避朝廷税役,对中晚唐社会经济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故而唐廷积极出台对策,以期消弭其不利影响。从总体上讲,唐廷对于影占问题的对策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晚唐以来税役制度的变迁趋势以及社会矛盾的复杂性。

世积乱离与中晚唐早朝诗

中晚唐早朝诗在世乱的背景下,隐藏着诗人幽微心境的变化。与初盛唐相比,中晚唐早朝诗出现了清峭冷寂的风格。诗歌意象也产生诸多新变,朝着世俗化、偏重主观感受的方向发展。中晚唐早朝诗由单纯颂圣转变为文人聊以消忧的窗口,彰显着中晚唐诗人心态的内敛,仅用气势恢宏去概括中晚唐早朝诗有失偏颇。

论中晚唐游仙诗的世俗化--以曹唐为例

中晚唐游仙诗创作不同于前代单纯向往长生或感叹抒怀,呈现出世俗化的趋势。曹唐的游仙诗最能体现这一新变,不仅在诗中展现人间化的仙界,而且不假雕琢,表达通俗。游仙诗世俗化的成因,与中晚唐的时代特点密切相关。

论废名诗歌观念的“传统”与“现代”

废名的诗歌观念既"传统"又"现代",代表了1930年代中国新诗艺术尝试的一个方向。与模仿西方诗学的思路不同,废名是将寻求新诗"现代"发展的目光,投向了中国古典诗歌传统,认同晚唐诗所表现出的"诗的内容"和"诗的感觉",从而在观念上超越了胡适等人偏重于从语言形式上划分诗之新旧的思路。同时,废名在创作中实践了晚唐诗深幽婉曲的艺术风格,并将之与其个人独特的禅宗意趣结合起来。废名的诗歌观念承袭了周作人的"文艺复兴"的文学观念,是以"现代"眼光重释和取舍"传统",打破了"传统"与"现代"非此即彼的割裂关系,表现出鲜活的创造力。

儒、释、道对中唐诗歌的影响

在儒、释、道三教发生裂变的中唐时代 ,中唐诗歌在美学面貌上表现得异常丰富、复杂。此时的诗人在较为自觉的审美理想的指导下 ,逐渐形成了相对明晰的美学流派。在众多的流派之中 ,择其大端可分为以元稹和白居易为代表的“浅切派”、以韩愈和孟郊为代表的“险怪派”、以刘长卿和韦应物为代表的“隐逸派”等三支。从文化资源上看 ,这三种美学倾向显然分别与儒、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