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剧《诗宴·唐才子传》的主题意蕴与审美意象

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创作的《诗宴·唐才子传》是一部案头场上兼善的昆剧作品,在主题未更改的前提下艺术质量经打磨不断提升。《诗宴·唐才子传》在主题意蕴上,通过三个维度阐释了富有哲理性的“如何相逢”;在审美意象上,主要表现为凉秋冷冬,而在此意象之下,该作品揭示的是人生勇敢向前的正确取向和优秀诗作皆是诗人心血之凝结的道理。

“雅音古节,嗣响唐贤”:论朝鲜朝诗人李尚迪对唐诗的接受

李尚迪作为朝鲜朝晚期的杰出诗人,以其卓越的诗才与高尚的人格赢得了中朝文人的赞誉。他的汉诗作品往往遵循自然天成的创作观念,具有古典韵味与清丽格调,体现出诗人对唐诗风格的借鉴与模仿。此外,李尚迪的诗歌认识也与唐代诗学关联密切,可以说,唐代诗学对李尚迪的诗风形成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探究李尚迪对唐诗的接受,可以揭示朝鲜朝文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接受与继承,为认识古代中国与朝鲜的文学发展关系提供重要线索与独特视角。

盛唐五绝修辞的成就和创新

五绝创作在盛唐迎来高峰期,王维、李白双峰对峙,孟浩然、杜甫、崔颢、崔国辅等人因对修辞的重用而成为五绝发展的重要贡献者。盛唐五绝主要为乐府体,言语风格或倾向于平淡含蓄,或倾向于绚烂明快,在中唐得以延续。杜甫五绝以徒诗体为主,言语风格总体倾向于谨严典雅,对晚唐有所影响。

清代唐宋诗之争的主要理论问题及其逻辑关系

清代唐宋诗之争是关乎诗歌本质、诗歌与作家、诗歌功用、诗歌流变、诗歌批评等一系列主要理论问题的讨论,这些主要理论问题首先集中体现于杜诗、严羽《沧浪诗话》、宋诗和竟陵派。清代唐宋诗之争绝不是简单的师法策略问题,而是对诗言志、性情之正、辨体、温柔敦厚、正与变、学问、赋比兴、穷而后工等传统诗学概念的价值定位,这些概念又可以以文学史观和诗人主体为出发点建构逻辑关系。诗学核心概念温柔敦厚所面临的困境及阐释途径,便极具代表性。

崔庆昌汉诗研究

崔庆昌与李达、白光勋合称“三唐诗人”,其诗学主张是全面宗唐。他的学习对象是唐诗整体,对整个唐王朝时期的唐诗都进行了学习模仿。他提倡率性直白的情感表达,重视诗歌的音乐性;其诗歌风格整体偏向于中晚唐的清苦,又带有边塞诗的刚劲;其诗境清澈澄明,诗意清新自然。崔庆昌虽没有诗学理论流传于世,但他的创作实践对朝鲜朝中期汉诗转向全面宗唐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唐代诗人并称现象

以姓氏连缀为主要形式的诗人并称是古代文学中一种常见的文学现象和作家称谓方法,尤其在诗歌艺术高度繁荣的唐代更是产生了大量具有代表性的诗人并称。这些诗人并称的产生时间和方式不一,主要依据声调进行姓氏排序,对文学创作、鉴赏、传播以及研究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是探寻唐代诗歌丰厚内蕴的一条蹊径。

文学潜流与风气之先——宋代理学诗人范浚的宗唐心态

以往对宋代南渡时期诗坛的研究多集中于历经南渡的文人群体,众多生逢其时而诗名不彰的江南本土作家及其作品则成为文学史的潜流现象。作为身处其中的理学诗人,范浚关心国事却隐逸避世,不取元祐体与江西诗派而远绍唐代名家,诗学宗尚李杜却情近中晚唐诗人,雅好幽独之境却不内敛逼仄。此种诗学理念与创作个性之间的偏差错位,既与其取法乎上的创作理想有关,又是其历经两宋之变的人生经验暗合唐代“安史之乱”后的诗人心态所致,还反映出南渡时期诗坛不乏反拨宋调而力挺唐音的独特倾向。其中不仅存在诸多值得解读的诗学意味,而且为进一步发掘文学潜流的价值意义提供了重要范本。

李煜词的内容与语言特色探析

在众多的南唐词人中,南唐后主李煜的成就最为显著。李煜词将其本人最为真实、真挚的感情融于词作内容中,并用真实质朴、自然平易的语言表达出来,从而创作出极具艺术特色和魅力的作品。文章以李煜词的艺术特色为研究目的,着重从内容特色、语言特色两个方面对李煜词进行具体解读,以期使读者能更加深入地了解李煜词的艺术特色。

再论唐代茶文化兴盛的表象与成因

针对史学界中存在的对茶文化兴盛于唐朝还是宋朝的模糊认识,从茶文化兴盛的表象和成因两方面,对此进行澄清,分析了茶文化兴盛于唐的可能性与合理性。指出唐朝在茶文化发展史上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具有里程碑意义,其茶文化的兴盛有着来自茶本身特性、宗教、政治、士族社会变迁、文化导向、经济发展等六方面的主要原因。

盛唐河北诗人群与“燕赵文化精神”

盛唐时期以高适为代表的一大批河北地区的诗坛骄子,他们的优秀创作充分体现出“燕赵文化精神”,即慷慨赴国的献身精神、舍生取义的任侠豪气、顽强抗争的不屈意志。为唐诗的繁荣注入了刚健而饱满的思想内蕴,并震撼和感召了其他地域的诗人,产生了广泛的共鸣,成为“盛唐气象”不可或缺的精神内核。

论“新批评”文学理论对宇文所安唐诗研究的影响

宇文所安的唐诗研究受到"新批评"理论的深刻影响,这一方面体现在他对初—盛唐诗歌史的建构上:初盛唐诗歌的发展史实是诗歌题材和体裁的演变史,其主潮是"宫廷诗—京城诗"的演变;初盛唐诗歌大家的文学成就只有放到"宫廷诗—京城诗"的背景下才能真正得到理解。另一方面体现在他对唐诗进行的语义学分析上:具体表现为他以文本细读方式对唐诗展开的复义语言研究、反讽诗学解读和"三部式"结构分析。

唐长安城宏观布局与初盛唐诗歌

唐长安城所蕴涵的建筑文化思想表现出长安文化兼容并蓄、求实创新的文化气度 ,代表着初盛唐时代的审美理想 ,对初盛唐诗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初盛唐诗人笔下的关中景观是积淀深厚的社会之美 ,是蕴藉丰厚的文化意象。唐长安城的文化地理背景及其由宫城而皇城、外郭城 ,自上而下逐层推移的立体布局 ,赋予初盛唐诗歌高蹈雍容的气度 ,博大宽广的胸襟。长安城层层递进循环往复的方形平面建筑模式营造出刚劲稳健、明净朗练的美感氛围 ;整齐反复的节奏韵律又传递着强烈的秩序感、归属感与崇高感。大唐诗人的骄傲与激情 ,大一统王朝的政治意志、审美理想 。

杜甫的孤独感及其艺术提炼

杜甫具有深刻的孤独感,而且越到晚年,对于孤独心境的提炼也愈益自觉。“乾坤一腐儒”就是他对自己与整个世界的关系经过反复思考之后的最后概括。这种思考深刻地影响了他的艺术思维,并成为后期不少名篇创作灵感的来源。

论唐代边塞诗人的汉代情结

唐代边塞诗人在诗中多次提到汉代及汉代军事英雄,语言学意义上的解释不能说明其本质,这是唐代边塞诗人浓郁的汉代情结,是他们对泱泱大汉精神的深情呼唤。作为一种时代文化心理,它反映了深刻的文化背景和厚重的历史意识。

叶适与永嘉四灵之关系论

永嘉四灵的成功与叶适有相当关系 ,本文探讨了他们之间的交往 ,分析了叶适提携四灵的原因 。

盛唐隶书与南宋隶书审美趣尚之变——兼论其蕴含的史学意义

盛唐隶书以楷法作隶,以雍容、妍丽、工稳、流美为尚,祛除了自汉末魏晋以来隶书的枯槁之弊,其富贵雍容的神态犹似盛唐之音,成为中国书法史上别具一格的唐隶书风,从而被誉为隶书发展史上的第二座高峰。这证明了一个简单的真理——创新是最重要的。而一向为人所忽视的南宋隶书家反对盛唐以楷法作隶,以秦汉为宗,作品风貌朴拙,气象开张,可谓汉风余韵,因力纠唐楷对隶书基因改造之弊而受到礼遇。盛唐之后本应顺承盛唐之风的南宋隶书弃唐从汉,使书法史发展的趣味向度走向回溯而非呈直线顺延的状态。如果我们对书法史审美趣尚走向展开广泛探讨的话,就会发现这种前后阶段的趣尚之变是规律而非偶然事件。由是出发,我们不难触知到书法史走向的复杂性,从而使我们的书法史研究更加贴近史实本身,并可由此避免我们对史实把握时由简单化思维影响造成的经常性偏离。

“九华四俊”考

晚唐时期,在宣州和池州出现了众多文人,人们称呼其中的张乔、许棠、张蠙和周繇为"九华四俊",他们又与其他士人一起被称为"咸通十哲",在唐代皖籍作家中创作成就最为突出。但这个称呼并不见于唐人的记载,其得名的原因和时间经过初步分析可知,主要是因为他们同一年参加京兆府试并且同时获得举荐,又都来自宣、歙、池地区而闻名当时。

论中唐南贬诗人的屈原情结

贬谪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常见现象,从屈原起,贬谪又和文学发生了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中唐南贬诗人诗作均有屈原情结。刘禹锡、柳宗元受屈原《离骚》、《九歌》等作品的影响,突出怨愤精神;元稹、白居易理性较强,对屈原的忠直精神表示认可,但并不学习屈原意志;韩愈与李绅通过与屈原悲惨遭遇的比拟,抒发自己无辜被害的怨愤,偏重于个人情怀的表现。初盛唐贬谪诗人的屈原情结,是中唐诗人的渊源,二者尽管有理性与情感之别,但总体上中唐时的悲剧气氛要比初盛唐时期浓厚得多。

唐代诗僧与唐僧诗述略(上)

唐代诗僧的涌现是文化史上一种独特的现象,愈来愈受到学界的关注。人们曾从不同方面对之作出论列。本文征引文献,参酌前贤之论,从唐代僧诗创作全貌的把握中,希图廓清诗僧这个群体的有关方面,从而对他们的创作做出合乎实际的评述。

政治动荡中的唐代诗人——谈国家遭遇与诗家遭遇的同背律

清人赵翼有言"国家不幸诗家幸"。但这"诗家之幸"仅是多有可写现实题材的幸遇,而为此幸遇所付岀的往往却是亲自遭遇的各种不幸。诗家所遭遇的这种题材幸遇与切身不幸,在中外古今的历史矛盾丛生的时代屡有所见。而在诗家众多的唐代诗史上,由于武氏集团乱国、安史之乱为害、永贞革新失败、宧官专权悮国、牛李党争等造成的国家不幸,也使许多诗人遭受了很多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