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徽商与徽州武术文化的发展关系研究

文章通过分析明清时期徽商的兴起、特点及其对徽州武术文化发展的影响力,探讨了徽州武术的历史演变与特色形成,揭示了徽州武术在精神、道德和社会网络层面对徽商的正面作用,以及在二者相互支持、共同发展下对当地社会的影响。文章广泛搜集历史文献与史料,结合历史及社会学视角,为徽商与地方武术文化相互作用的模式提供了新的解读。

清代徽州棚民定例的制定与实施——以嘉庆十七年休宁县土棚之讼为中心

在清代,例的法律效力仅次于律典,针对性非常强,对律典可起到补充和辅助的作用。嘉庆十二年,清廷在查办休宁县程元通遣属程怡仁赴京呈控棚民盗租山场案的基础上,专门针对徽州棚民问题议定章程,并奏准定例,附入《大清律例》。然而,通过考察嘉庆十七年休宁县再次发生的一起土棚之讼以及棚民问题实况即知,该定例在徽州地方上的实施并不理想,定例规定与地方实践严重背离,几成具文,土棚之间的矛盾一直难以得到根本解决。徽州棚民定例在地方上实施的受制因素很多,牵涉到土著、棚民与国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正统之外:明清时期徽州堪舆师群体初探

明清时期,徽州存在着大量的堪舆师。堪舆师的来源多样,儒生基本操持着堪舆行业,监生、庠生等低级知识分子为中坚,医师、命理师兼学风水术的社会现象在徽州也不罕见。堪舆技术的获得,包括家传、自学、游艺等途径。堪舆书籍为从事风水提供便捷道路,代际相传则造就了颇具特色的堪舆家族。作为民间知识群体,堪舆师通过风水知识的社会性应用结交官府、士人,构造风水景观,扩展自身乃至家族的文化竞争力,进一步助推风水观念在徽州社会的兴盛。

学海堂与晚清岭南词坛考论

学海堂词人群体指的是学海堂师生或因地缘、血缘、学缘而参与学海堂词学活动的词人集团。由于其成员之间在地缘、血缘、学缘上的密切联系以及学海堂崇尚“实学”的词学价值观,注重朴学课业的词学养成和稼轩词风的受容与宗奉先贤的审美导向,使学海堂词人群体的词作和词学具有自身独有的特征。创作上继承岭南先贤崔与之、李昴英等词家创辟的“雄健”岭南词风,拓展词体纪史言志的功能,也因为受浙派和常派词风的影响,呈现“清雅”和“雄健”并存的特色;理论上“推尊词体、重视词律”,在词作和词学上具有浓郁的词史意识和学人本色。学海堂词人群体人数众多,在晚清传承流衍不断,成就卓著,在晚清词史上起到引领粤词及岭南词学的兴盛与转向的作用,其对晚清词坛及整个近代词坛的功绩不可磨灭。

清代山左女诗人的空间分布及特征——以《国朝山左诗钞》系列总集为中心

清代出现了规模庞大的女诗人群体,成为这一阶段非常突出的文学现象。在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山左女诗人数量可谓首屈一指。由于儒家道德观念、地域社会氛围等因素的影响,她们表现出尊奉阃教、崇尚经史等群体观念,形成了不同于江南女诗人的群体特征。

袁枚交游群“生挽”诗创作并唱和现象初探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冬,袁枚发起了一场“生挽”诗创作并唱和活动,在文坛上引起较大反响。袁枚之所以活着时便自作挽诗并索和,是为了排遣其病中心理焦虑、回应道士胡文炳的谶言和反叛浇薄世风。《续同人集》所收32人“生挽”唱和诗,集中体现了乾隆末期部分江南文人乖离于世俗的生死观、人生价值观。此次群体赓和之风,革新了“生挽”诗的创作方式和文学体式,且细化了“挽歌”在文学总集中的文体分类。探究这一文化现象,有助于厘清挽歌诗的文学发展,深入认识乾隆末期江南文人群的创作心态、品性情志和价值观念。

贞烈演绎:明清女诗人的绝笔诗

明清两代女性文学的繁荣蔚为大观。绝命诗作为特殊时期文本,对于研究女性心态及贞烈风气意义非常。女诗人面对离乱场景时投江、投崖、投井,毁容、自刎、投缳等行为选择说明了女性的主观贞烈心态,而这些文本的保存又彰显着被动的社会需求。从女性绝命诗的书写主题可以看到她们向完美的“贞烈才媛”靠拢的意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馈了女作家们对于贞烈的定义。绝命诗的不断流传与社会需求桴鼓相应,与妇教闺训彼此滋养,加固了明清社会的妇德教化系统。

良臣·良贾·良民:明清徽州地区的职业观及其现代启示

明清徽州地区以士农工商为正业,各宗族禁止子弟从事胥吏、僧道、屠夫等“贱业”,要求子弟无论家庭经济状况如何,都要积极就业,以避免游荡社会,甚至走上邪路.在职业实践中,各宗族要求子弟保持勤劳的品质与专精的职业素养,分别对儒业、贾业、农业、手工业的从业者提出了不同的职业道德要求,以良臣、良贾、良民等从业质量作为职业理想.上述关于职业认知与职业素养的要求对当前大学生就业态度的形成、职业素养的提升、职业意志的训练、职业理想的确立等方面都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清末民初徽州婺源县民众饮食生活探讨--以《量入为出》为中心的考察

徽州婺源地区的排日账是一种极具特色的民间文献。婺源塾师朱鲁瞻的账本《量入为出》记载了从宣统元年到民国二年朱家的家庭日常收入支出和社会活动情况,包括因地制宜的日常饮食、丰俭有度的时节饮食、饱含寓意的婚丧祭祀饮食等方面的内容。清末民初时,婺源的饮食生活稳定不变、饮食观念转变缓慢、饮食消费保持传统模式,甚少受到西方饮食的影响,为研究这一时期长江流域饮食文化提供了样本。

论清诗话对写景佳句的偏好

清人诗话多摘录写景佳句的现象较为突出,但学界关注尚有不足。文章结合历代诗话、清代政治、历史等方面的文献资料,运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文史互证,尝试阐释此现象。研究发现:清诗话多摘录写景佳句既是诗坛审美习惯的反映,更与清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有相当关联。对诗话类著作深入探讨,有助于更好地进行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

民国时期桐城诗派的诗学承变与风格追求

桐城诗派源远流长,甚受学人推重,在晚清民国亦焕发出了别样的光彩。从地域渊源上看,清代桐城诗派的诗歌理论与创作特色无疑是民国桐城诗派取法的诗学资源。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吴闿生、曾克耑等人采取较为保守的文学立场,除了通过教学活动促进桐城诗派的传承与扩散外,尤其着力于对桐城派诗人谱系的建构。而在诗歌创作上,民国时期的桐城派追求雄放奇崛的诗歌风格,这丰富了民国旧体诗的多样性,展示了古典诗歌在艰危苦难中所蕴藏的精神力量和文学价值。

清代徽州人的饮食与营养问题探讨

清代徽州人饮食方面具有主食细粮化、以粗粮和特产为补充、动物性食物摄入过少的结构性特点。从营养方面分析,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矿物质摄入较为充足,动物蛋白质摄入不足,未能达到膳食均衡。对于不同社会阶层,饮食与营养方面的差异化现象更为严重。

明清徽州村落民俗体育的族群社会关系联接及效能启示

为发挥村落族群社会关系的积极作用,助力乡村和谐社会和乡村振兴,运用文献资料法、实地调研法和逻辑分析法等,从徽州村落族群社会关系网络常见类型入手进行探析,认为加入民俗体育组织、开展和参加民俗体育活动、拜师学艺等方式和途径,可以促进徽州村落民俗体育的族群社会关系联接。得出了4点启示:村落民俗体育的族群社会关系在聚集村落力量、构建诉求表达平台、助力村落善治、助推乡村产业发展中可以发挥积极效能。

《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订补——以王一翥等五位湖北作家为中心

今人柯愈春先生所著《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从清代诗歌(包括散文)文献学的角度来说,代表了迄今为止该领域学术研究的最高成就。因此,以该书作为基准,对其中难免存在的若干舛误与疏漏进行订正与补充,从而使之尽可能地更趋完善,这也就成了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同时,这些遗留下来的问题,其难度相对来说也是最大的。现在就王一翥、魏晋封、李中素、李以笃、程启朱五位湖北作家的有关问题做些订补,供作者及其他相关读者参考。

明清徽州乡村息讼观的内在逻辑与实施路径

明清时期,在礼俗传统的影响和规制下,徽州宗族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息讼思想。针对当地常见的土地归属类、户婚财产类以及墓地侵占类等纠纷矛盾,徽州宗族秉承息讼观念,主张一方面通过家规、宗规等民间规约来约束宗族成员的行为活动,形塑其礼让精神,使其行为能够符合礼俗传统,藉此预防纠纷矛盾的发生;另一方面则强调在宗族内部成员之间或宗族与宗族之间出现争执时,矛盾双方应通过协商调解的方式,根据当地的习惯法来化解彼此之间的问题。在这套息讼思想的影响下,明清时期的徽州地区形成了颇具自治特色的社会纠纷化解机制,对当地超稳定社会结构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订补——以张亨梧、戴礼、王锡琯三位浙东作家为中心

今人柯愈春先生所著《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从清代诗歌(包括散文)文献学的角度来说,代表了迄今为止该领域学术研究的最高成就。因此,以该书作为基准,对其中难免存在的若干舛误与疏漏进行订正与补充,从而使之尽可能地更趋完善,这也就成了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同时,这些遗留下来的问题,其难度相对来说也是最大的。现在就张亨梧、戴礼、王锡琯三位浙东台州及温州作家的有关问题做些订补,供作者及其他相关读者参考。

清代徽州里甲赋役文书研究——基于黄山学院图书馆馆藏资料

查阅黄山学院图书馆馆藏清代徽州里甲赋役文书,发现在清代有些地区鱼鳞图册都保区划依然留存使用,一都十保并非定制,一保也并非一个鱼鳞字号,一个鱼鳞字号也并非仅在一保,图甲编制也可能并非一图十甲,在实践中可以灵活变通;清代里甲制演变为图甲制,宗族通过垄断总户、管理子户来获取地方事务管理权,户籍、户役具有身份约束性;由于徽州保甲的组织编制未能脱离图甲的框架,保甲职能的履行表现为保役按图甲轮流充当,即“保从里转”;徽州的均图、增图与分保反映了地方族姓之间的利益冲突与整合。

清代唐宋诗之争的主要理论问题及其逻辑关系

清代唐宋诗之争是关乎诗歌本质、诗歌与作家、诗歌功用、诗歌流变、诗歌批评等一系列主要理论问题的讨论,这些主要理论问题首先集中体现于杜诗、严羽《沧浪诗话》、宋诗和竟陵派。清代唐宋诗之争绝不是简单的师法策略问题,而是对诗言志、性情之正、辨体、温柔敦厚、正与变、学问、赋比兴、穷而后工等传统诗学概念的价值定位,这些概念又可以以文学史观和诗人主体为出发点建构逻辑关系。诗学核心概念温柔敦厚所面临的困境及阐释途径,便极具代表性。

论明清徽商对城乡融合发展的贡献及启示

明清徽商的经商、公益活动促进了城乡融合发展。其一,他们将乡村的农产品商品化,带动了小徽州、大徽州城乡经济的繁荣;其二,他们经商致富后投身大小徽州的教育事业,提高了城乡文化水平;其三,他们积极参与大小徽州城乡公共设施建设,改善了城乡环境和生活条件;其四,他们投身于文化、艺术、科技等领域,促进了城乡精神文明建设。明清徽商振兴了徽州乡村,也促进了经商地区城镇化的发展,体现了城乡融合发展的良好机制。

明清徽商与皖江流域城镇发展

明清时期,随着生产力水平提高和商品经济发展,皖江流域社会经济发展有了明显提升,而城镇兴起发展则是其重要体现。作为当时国内商界的一支劲旅,徽商不仅经营广泛、实力雄厚,而且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熏陶,多以“儒商”自居。而在当时皖江各处城镇中亦活跃着大批徽商,他们艰辛打拼、操奇计赢,在进行商业经营的同时也开展诸多社会活动,继而与地方社会保持密切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