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lice Emergency Commitment Powers in Cases of Persons Experiencing Mental Health Crisis in “Public Spaces”: Review of the Commitment Process in England and Wales, in Comparison to the Pract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USA)

Police emergency commitment powers for detention of persons in the community perceived to be seriously mentally ill for further specialist examination in a designated facility have always raised interest in medical and legal circles on both sides of the Atlantic. The objective of this article is to detail the police commitment procedure in England and Wales, as dictated by the mental health act of 1983 (MHA 1983) amended in 2007 (MHA 2007);and compare this with similar legal provisions as prevails under current state mental health statutes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USA). The comparative review of the commitment processes in England and Wales to that of the USA reveals that the process in England and Wales seeks to primarily ensure that persons with mental disorder (PWMD) in crisis are directed to a specialist hospital for evaluation and appropriate specialist care. In the USA such persons in a good number of cases may end up i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due to application of the “dangerousness” standard. Additionally whereas in England and Wales the commitment law is uniform in law and application, the federal system in the USA is such that the commitment law may have minor variations depending on the individual states. The minor variation in state commitment laws may engender a situation where the commitment law in England and Wales may seem relatively equitable and just towards PWMD in crisis, compared to the state commitment laws in the USA.

中俄警察体能训练与考核标准的比较研究

研究目的:该文比较分析了中国公安民警与俄罗斯联邦内务机构警察在体能训练与考核标准的共性与差异,针对我国公安民警体能训练方法单一、训练过程枯燥,以及考核指标可选择性较少等问题,借鉴俄罗斯联邦内务机构警察体能训练的先进经验,为我国公安民警改善体能训练系统与更新体能考核标准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借鉴。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法、对比分析法等。研究结论:一是中俄两国对于警察体能训练的重视程度都相当高,中国公安民警体能训练内容较为全面,但训练内容和方法缺乏创新性和针对性,而俄罗斯联邦内务机构体能训练系统较为成熟,训练内容与方法多与体育学科交叉融合,较为注重个体差异性。二是在体能考核测试中都注重考查警察的有氧耐力、无氧耐力、上肢力量和灵敏性等能力,但中俄两国在警察体能考核具体内容和标准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在体能考核标准中,中国不同年龄段和不同性别的公安民警均有不同的测试标准,充分考虑了身体素质与年龄和性别相关的差异,但存在考核指标选择较少、更新速度较慢的问题;而在俄罗斯警察体能考核中,体能测试指标可选择性较多,且标准要求更高,但存在忽视考核项目难度与年龄相关的问题。

新时代公共安全治理模式转型机制与路径研究

公共安全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和共同富裕的基础,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我们必须扎实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转型升级,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的安全需求。党的二十大提出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的新要求,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从被动“遇见”向主动“预见”、从被动保平安向主动创平安、从“传统”向“现代化”发展。这一治理模式转型的逻辑基础在于主体驱动的内生机制、方式驱动的外生机制和制度驱动的规范机制。在新时代,要从贯彻落实“主动警务、预防警务”理念、加强重点单位治安保卫和治安防控、推进智慧防控建设等方面推动我国公共安全治理模式转型。

公安机关警察权的力度、法度和温度

公安机关警察权是国家公权力重要组成部分。底层逻辑上,公安机关警察权应具有一定力度,需结合场景理论灵活适度把握警察权的“强”与“弱”。警察权作为合法暴力性权力,为有效防止警察权行使的肆意,应建立警察权“负面清单制度”,优化警察权监督机制,保证警察权在合法、正当范围内行使,即警察权应具备法度。同时,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格局下,公安机关警察权行使应有明确价值定位,遵循警察权力度、法度前提下,尤其面向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有关等特定场景,警察权行使应体现一定的温度,体现警察权的“人民性”和“权利观”。综合言之,公安机关警察权应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持续优化,不断提升警察权综合效能,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服务,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派出所主防理念形成、法理基础和实现路径

派出所主防是公安机关职能体系构建的一项重要内容。派出所主防的理念形成不仅得益于各级公安机关对过去“重打轻防”理念的矫正,也得益于新时代公安基层基础建设的实践改革。从法理上看,公安行政一体化与公安职权分立化为公安机关职能体系的构建和公安派出所具体职能的确立提供了理论基础。派出所主防的实现应立足于主防理念的形成过程和法理基础,从主防内涵与主防共识、职能对接与业务流转、主防根基与主防体系等方面共同发力,以此推动派出所工作向主防职能的重心转移。

“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投资领域间接征收例外研究

间接征收的认定已经成为国际投资领域的热点问题,其关系到东道国与投资者利益之间的平衡,而间接征收例外的判断是间接征收认定的关键步骤。间接征收例外的设置旨在维护东道国在重大公共利益下的合法管理外资的权力,即使这类措施符合间接征收行为的构成要件,也无需向投资者支付任何补偿。界定间接征收例外的范围时没有必要引入美国判例法上的警察权概念,否则警察权范围本身的模糊性将会使这个问题无解。间接征收例外普遍是基于公共安全、健康、环境的公共福利目标对间接征收行为的排除,但其必须存在“例外之例外”的限制以避免滥用,否则将会过分倾向于保护东道国的利益。我国应充分利用国际投资协定这一法律工具,进一步完善国际投资协定中的间接征收例外条款,将间接征收例外的范围予以具体化,并合理解释间接征收例外之例外,以期增强我国应对间接征收双重风险的能力。

文化自信视域下公安院校涉外警务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研究

文化不仅是立国之本,更是强国之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是助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关键所在,亦是公安院校贯彻立德树人理念、促进教学改革的重要要求。文化自信视域下,强化公安院校涉外警务专业课程思政建设存在牢固的理论根基和较好的落实条件,该文主要以此为基础,就公安院校涉外警务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相关要点展开研究。

公安110非警务警情分流机制研究

公安110报警服务台是警情传递的首要媒介,是公安机关联系人民群众的重要纽带。长期以来,公安110报警服务台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发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各种社会矛盾交织,非警务警情数量不断攀升,不仅加重了一线警务负担,而且影响了公安机关战斗力。通过构建公安110非警务警情分流机制有利于减轻基层公安负担,提高队伍战斗力,从而维护人民群众利益和构建和谐警民关系。但实践中发现,公安110非警务警情分流机制在组织体系、职责边界、联动机制和数据共享等方面仍有不足,为此需要做到明确主体责任,建立统一的组织体系,界定受理范围,提升分流对接效率,强化数据支撑,加快信息高效流转,实现社会联动,形成多元共治格局,以期提升公安110非警务警情分流机制质效。

正义权能:警察权的理论探源与价值定位

权力体系的顶层设计构建与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动力密切关联。暴力性和扩张性造就了警察权的实践面相,而警察权与国家职能的互动关系、警察权的统合性功能反映了其本相。社会秩序维护是警察权存在的逻辑起点,法的规定性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冲突决定警察权发展变化的基本方向。因此,应该从发展锚点、权能结构、权力运行三个方面对警察权进行价值定位。

论警察权的阶段性:逻辑证成、问题检视与完善路径

以警察任务和警察职权的变迁过程来看,警察权在抽象和具体两个层面均呈现出阶段性面向。概括授权方式下警察权力的扩张与泛化是警察权阶段性的内在动因,秩序维护过程化对警察权的可分性构造是警察权阶段性的法理基础,警察危害预防功能的层次性与社会应急管理实践的契合是警察权阶段性的现代指向。但由于法的规范性与实践场景复杂性的矛盾,导致警察权的阶段性建设存在着法律定位不明、权力指向缺失和授权与控制双向乏力的问题。应回归警察权的本质,从立法体例、结构要素以及视角转换三个维度提升警察权行使的效能。

公安机关参与医院治安秩序维护的角色重塑

公安机关在医院治安秩序维护中的角色发展历经“治安供给者”到“治安监理者”的转变,当前正向“治安合作者”角色转型。这既体现了医院的治安需求及相关制度与环境等因素的变化,也表明了治理主体的多元共治发展需要。医院警务室作为角色载体,在实践中存在难以满足治安需求的困境,如主体职责不清、工作负荷过重及关系互动紧张。问题形成的原因在于公安机关受传统观念固化、警务资源有限化和业务关系悬浮化等影响导致角色定位失准。为此,可将合作治理作为价值共识,规范治安权责配置、整合资源供给路径、完善警医常态联结,以有效推动公安机关参与医院治安秩序维护的角色重塑。

论公安机关应急性警察权力的配置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中的警察权是应急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优化应急警察权的配置,有利于从整体上提升公安应急处置的水平。现行法下的应急警察权仍存在权力配置不清、边界模糊、新型突发事件处置权缺失、权力配置与现代行政管理目标错位等问题。应急警察权的配置应充分适应风险社会背景下的挑战,通过健全应急警察权行使依据、优化权力配置体系、引入社会治理共同体理论,打造完备的应急协同处置机制,推进国家应急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

“枫桥经验”视域下公安政务新媒体社会治理创新实践——基于石家庄交警警媒中心的考察

在社会治理现代化框架内,公安政务新媒体落实“枫桥经验”,有利于打造服务基层、精准治理和多方协作的社会治理新模式。媒介技术的发展催生“网上枫桥”工作机制,并走出了一条基于精准传播的实践样本路径。公安政务新媒体应以服务社会治理为基点,构建精准传播体系:精准定位角色,构建“线上舆论场”的协同传播;精准定位受众/用户需求,打造理性公共讨论空间;精准定位事件,从危机管控转为常态化管理;精准定位线下人际传播,服务群众,突出现实体验。公安政务新媒体既要在智慧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建设中发挥应有作用,又要在舆论传播格局中强化自身功能,提升舆论引导价值。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治安学学科知识体系构建

治安学是以社会治安现象及其治理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应用型学科。文章立足于2022年初启动的第二轮“双一流”建设背景,围绕治安学学科知识体系的构建,通过解析其核心任务和构建依据,针对治安学学科知识体系的组织框架与内容选择提出以下方案:建设以基础知识、理论知识和应用知识为核心的学科主体框架,推进学科思政知识体系建设,发展学科扩展知识,创新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综合型知识体系,以及凝练体现时代性、前沿性和应用指导性的学科研究方向。

新时代公安机关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对策研究

迈入新时代,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我国面临的社会治安风险日趋多样,治安问题日益复杂,治理难度日渐增大。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为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指明了前进方向。当前的社会治安整体防控面临着整体性布局不足、主动性意识不强、精细化程度不深、多元化力度不够等问题,公安机关应立足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需求,从完善整体规划、健全考核体系、优化勤务机制以及深化多元共治等方面进一步提升社会治安整体防控效能。

政务微信对传统政务模式的改造研究——以“广州公安”政务微信为例

随着微信的广泛使用,政府也顺应科技进步,提出了政务微信这种新型服务模式。本文首先对政务微信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总结;其次以"广州公安"政务微信平台为例,从行政业务流程、与公众沟通方式、提供服务方式和工作透明度4个方面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模式的差异进行了分析;最后总结出政务微信虽和其他公共服务模式相比,存在一定的优势,但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仍然存在不足,所以,本文最后对完善政务微信提出了一些建议。

简论治安权力

治安权力是治安主体通过其占有的社会资源,运用各种手段,对危害治安秩序和公共安全的行为进行预防、控制、处置,以维护和重塑治安秩序的一种能力。治安权力是国家政治统治与社会管理的基础和保障。依据行使主体的不同,治安权力分为国家治安权力和社会治安权力,两者在不同社会形态中有各自的范围和边界。治安权力的合理运用的本质是对治安权力的保障和规范。

权力规制法治视域中的公安现场执法困境

从近几年发生的案例来看,公安现场执法似有陷入困境之虞。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所期待的"规则之治"未能如期而至,关于这个问题,"权力规制法治"范式有很高的解释力。要解决公安现场执法难题,须在增配公安部门权力资源和减缩公安事权两个方面着手,其中确保警察充分运用自由裁量权和分化剥离非警务活动是突破口。应当将包括公安现场执法工作在内的公安工作置于法治建设视域之中考量,达成新的发展共识。

建立在现代产权制度基础之上的城市规划

从政府的作用和现代行政法的角度出发,从现代产权制度和公共利益的角度,初步分析利益主体的物权、相邻权,政府的发展权、征用权、对财产的公共管理。提出建立在产权制度之上的城市规划应是在私有产权和公共利益之间形成平衡的城市规划机制,以保护产权、维护相邻权、公平配给发展权、合理确定征用权的法律依据。建议城市规划的制度建设要走向公平、公正、公开,并将公共利益与产权的维护有机地统一起来。

治安价值论

治安的价值问题是治安学最为基础和最为核心的问题之一。治安的价值问题源于具体的治安警务实践,由于治安警务与单纯的打击刑事犯罪的警务有很大的不同,经常直接触及社会的道德价值问题而陷于困境。治安的价值存在正负两个方面。治安的正价值主要体现在它是社会存在的基础,是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没有治安社会就有可能解体。治安的负价值就在于它在一定社会制度下,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力量,制约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