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时期的君臣关系与忠君道德——兼论忠孝两难时的道德选择

司马氏的两晋(西晋、东晋)经历了统一、战乱、分裂、偏安、篡夺,在整个155年的历史中,君臣关系虽然始终强调君尊臣卑,但其君主除开国的晋武帝相对有为外,多是暗弱君主,特别是偏安江南的东晋更是仰仗王谢等随迁的中原士族和江东原有的士族支持,君臣关系相对宽松,君尊臣卑秩序不很严格。这种君臣关系下的忠君道德,在面对五胡乱华、朝廷更迭的冲击时就表现得多元化和复杂化。特别是晋朝继承了汉代孝治天下的思想,在政治生活中也强调忠孝并重,因此在面对忠孝两难境地时就会出现不一样的道德选择。在中国传统忠德变迁史上,两晋时期的臣子忠君道德具有一定代表性,其双向度的忠以及忠孝两难的道德选择,呈现出传统忠君道德由先秦时期的君仁臣忠向宋明时期的绝对化忠君的嬗变过程。

金明昌年间文官博弈与朝野政治风尚的转变

金明昌年间,以完颜守贞和胥持国为核心形成了“冷岩十俊”与“胥门十哲”两大文官集团。为达到整肃朝纲、重塑权力格局的目的,金章宗主导两大集团进行了长达六年的政治博弈,逐渐摆脱了相权掣肘,消除了宗室威胁,打压了台谏力量,使皇权得到进一步强化。这场文官博弈不仅改变了章宗时期的权力格局,重塑了金代后期朝野政治风尚,也映射出了金后期的国运走势。

“重命”与“伪道义”:东晋南朝“荒政”制度新论

由于“天灾”“人祸”的双重打击,促使东晋南朝时期的“荒政”制度呈现出“多样化”“体系化”的发展趋势。这一制度有着鲜明的“重命”色彩。君王们之所以重视民命,客观上与“天灾”“人祸”这一因素有关,更重要的是主观上受儒、佛、道三家思想综合影响下所形成之帝王“重命”观的影响所致。该观念一经产生便深刻影响了其时“荒政”的制定与社会的发展。然而,君主观念上的重视民命,并不意味着其实际行动就一定“民本”“道义”。这一时期的“荒政”制度自其制定与执行伊始,便具有帝王权术运作用以安定民心之“把戏”的性质。虽然其对当时社会在备灾、防灾、救灾、抗灾以及对于民命的保护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这并不能掩盖深藏于其下君主维护王朝的“政权合法性”之目的。

论金代射粮军及其与金朝时局的关系

金代射粮军是由金代诸路所募汉民组成的一支非正规军,往往兼充杂役,社会地位低下。射粮军作为金代正规军的补充和后备力量,兼具役作和军事职能,其职能的衍变与时局密切相关。当国家承平安定之时,射粮军主要承担役作职能;而在国势倾颓、时局板荡之际,其军事职能则日益凸显。射粮军职能的衍变折射出金代国家的发展历程。

海东青崇拜与辽金元政治生态的平衡

鹰猎文化在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中世代承传,作为鹰中极品的海东青,坚韧不拔、不畏强敌,一直是他们崇拜的对象。辽金元三个王朝的崛起,与他们忠勇尚武的民族精神息息相关,海东青崇拜也是构成这种民族精神的重要一环。海东青获取不易,进而影响到三个民族与周边民族及地区之间的特殊关系。海东青正常流动时,不同民族与地区关系较为和谐,君臣关系比较融洽;而超出正常使用范畴的求取,加剧了海东青输出民族与地区的负担,造成了政治生态的紧张,进而威胁到自身统治。

两晋上层士族阶层女性家庭环境、婚姻关系与政治活动探讨

两晋时期,士庶有别。出身于上层士族阶层的女性,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德才兼备;在婚姻对象的选择上,除嫁给皇室司马氏之外,她们大多与同阶层高门士族联姻;在政治活动方面,嫁入皇室的士族女性对两晋政局的影响较大,嫁入同阶层高门士族的女性其政治表现也很突出。女性的出身阶层是两晋士族联姻成功的前提,女性的品行与教育有助于维系士族阶层婚姻与家庭的稳定。士族阶层女性的婚姻是推动两晋社会政治资源在同阶层流动的重要因素,其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交换行为。个别女性影响了两晋政局走向。

论汉初政论文对炎黄二帝的书写

汉初政论散文以陆贾的《新语》、贾谊的《新书》以及《淮南子》为代表,在这些政论文中炎黄二帝多以仁义、贤明的君主形象被援引和论述,作为一种“假托”来表达汉初政治家重农抑商、休养生息的政治主张。这与汉初黄老之学的兴起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表现了汉初特定时期的道家思想,也反映了汉初士人们的炎黄观。

中国早期佛教遗存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综论

中国早期佛教考古是指从佛教正式传入的东汉至两晋时期的佛教考古。这一时期的佛教遗存发现相对较少,有些佛教遗物在形态和性质上较为模糊,不易辨识,但它们对研究佛教如何进入中国及进入中国后的早期历史表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直到近年,学者们对中国境内发现的早期佛教遗存的性质、时代、分期、艺术风格、传入路径等开展了大量研究,相关成果对认识东汉至两晋时期的佛教历史文化具有重要贡献。

金末政治生态与文人心态略论--以杨奂仕行为中心

有“关西夫子”之称的杨奂早年在儒学家教及经历的影响下,试图通过科考入仕来实现自己的儒家政治理想。本文通过对杨奂兴定五年(1221)科考失败和正大元年(1224)上万言策流产的两次事件之归因做深入探究,以此揭露宣宗朝吏权大盛,激化了儒吏之间的对立和矛盾,导致儒士的仕途之路受到严重挤压,至哀宗朝,文士被彻底排除到权利核心之外的政治生态环境。由此彻底摧毁了以杨奂为代表的金末儒士群体对金朝的最后期许。政治生态的变化迫使文人的积极入仕心态逐渐转变,其家国情怀逐渐被摧毁,文人群体与国家政权之间最终走上了从希望到失望最后至绝望的悲剧结局。

早期拓跋鲜卑与东汉、曹魏、两晋政权关系研究

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成果证明,早期拓跋鲜卑对汉文化高度认同,重视与东汉、曹魏、西晋、东晋等政权建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交往交流交融。

“东床坦腹”与东晋政局——《世说新语•雅量》“郗太傅在京口”条的政治史解读

《世说新语》中关于王羲之“东床坦腹”的婚姻佳话,实际上有着深刻的政治内涵。郗鉴择婿东床的时机与动因,暗含着对东晋政局的多方考量:一是联合王导,以北来流民帅的身份立足江左、稳固权力;二是与琅琊王氏形成军政联盟,内外呼应,以壮大武力外藩的军事实力;三是借助王羲之家族关系与宗教信仰,以拓展交游,经营政治资本;四是鉴于王羲之无心政事,可在复杂时局中从容进退、保全门户。郗、王联姻,当下可以安定政局,长远可以延续门户,同时也在客观上制衡了其他不轨门阀,从而维持了东晋朝廷较长时间的安宁稳定。

北宋前期政治进程中的“无为”诠释嬗变析论

既往研究多将“无为”视作学派属性和内涵外延皆清晰固定的概念,实际上其在北宋前期既可指涉不同的政治决策与政治理想,又是用以建构君臣关系的思想基础,含义言人人殊。在《论语》“为政以德”章传统注疏启示下,太宗君臣整合道家的“无为”与儒家的“修德”,为北伐失利后的弭兵政策提供合法性。这一意识形态在邢昺《论语疏》中得到强化,但也受到儒生孙何的反驳。伴随真宗朝政治重心转向内政,以田锡和夏竦为代表的士大夫开始借“无为”建构理想君臣关系,虽遭到真宗抵制,却成为此后的必然选择。在改革声浪兴起的仁宗时期,孙复、胡瑗、欧阳修、刘敞通过重释“无为”和《论语》“三年无改”章,推动“有为”升格为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并产生广泛影响,预示着时代变革的不二方向。

清入关前满洲乌苏氏家族旗籍演变考证

乌苏氏家族世居于瓦尔喀、讷殷、海兰、长白山等地,是清代著名的满洲军功世家。乌苏氏在归附后金(清)政权后,隶属于不同旗籍。由于八旗制度下旗主与旗人紧密的隶属关系,因而乌苏氏家族成员所属旗籍的变化直接影响家族的政治地位。文章尝试对乌苏氏家族旗籍演变及典型人物事功加以梳理,以期对深入研究乌苏氏家族及清初政治相关问题有所裨益。

聚散分合之间:张謇与袁世凯关系考辨

张謇与袁世凯结识于登州庆军军营,份属师生。张謇曾举荐袁世凯,也曾负气断交。二人在甲午战争时期复交,清末立宪运动时期通力合作,建立政治同盟,促成清廷预备立宪。辛亥革命时期张謇极力拥护袁世凯攫取最高权力,并在1912—1915年的袁世凯政府中发挥重要作用,推动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袁世凯复辟帝制,张謇断然弃袁而去,一心从事实业、教育。二人的交往合作长达36年,对清末民初的政治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

西晋“朝望”考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普遍关注人物品评、舆论,在语言表达的需求下,时人开始用“朝望”指称朝廷中有威望的大臣或朝廷舆论。《晋书》中提到的“朝望”有傅玄、裴楷、张华、王戎、裴■、王衍、乐广等人。从他们的出身、文化素养、仕宦履历、身份来看,朝望有严格的标准,而且朝望在维持元康之治以及衣冠南渡建立东晋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朝望主要以引领朝议的方式影响政治决策,因势力单薄在“八王之乱”等政治斗争中左支右绌,因而未能挽救西晋覆亡的命运。

明清之际宦官话题的生发与检讨

明清之际有关宦官话题的讨论,既是对明朝灭亡原因的反思,也构成了对明代宦官政治,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宦官制度的集中检讨。在明朝灭亡后,人们虽然指出宦官参政的种种弊病,但“宦官亡国论”并不是当时的唯一声音,甚至难以构成主流观点,更多人并没有将明末宦官视为亡国的全部责任者。将视角扩展至有明一代,时人思考宦官政治的落脚点也不只在于其对国祚久暂之影响,而是更多关注宦官合法、长期、广泛的参政所带来的对于明代士大夫精神意气的摧折,从而使得有明一代难以建立理想的政治生态。在此基础上,王夫之、黄宗羲等人对整个中国古代宦官政治的总体检讨,是将宦官制度视为君主“以一人之疑敌天下”的必然产物,从而最终推演至对君主专制政体的批判。

萧梁中前期的“学谢”之风及其文本样态

在萧梁中前期,晋宋体渐有复兴之势,效仿晋宋体代表作家谢灵运成为创作潮流,昭明太子萧统及其所爱赏的刘孝绰、王筠等东宫学士和在建康文士群中有一定地位的何逊等人均有“学谢”之作。然这些作品在抒情特点、语言风格、结构层次等方面和谢灵运之作有所不同。谢诗在梁代中前期被推崇和学习,与当时文学主流审美中崇尚典丽雍容、爱好秀句等倾向密切相关。然而自宋齐以来形成的重视抒情之风、新体诗流畅浅丽的语言风格、梁代之后对文本结构清晰的重视,又使得梁初文士的创作没有对谢灵运的原作亦步亦趋,而是根据时代审美要求对其进行改造。复合的文学审美最终造就了具有多个时代印记的文本样态。

政治困境与文治思想:论金末元初文学“宗唐”观

“宗唐”是元代重要的文学观念,其背后有着复杂的话语机制。北方士人“宗唐”各有目的。金末士人渴望复兴金朝,希冀通过“宗唐”复古的途径,吸收唐宋文脉所重视的“风雅”“仁义”的儒家思想,达到风上化下的文治目的,重建“小尧舜”之荣光。元好问作为金元之际的重要士人,前承其师赵秉文,后启元初士人。元氏为了延续中原文化,他围绕儒家之“诚”建构文学“宗唐”观,认为“唐”文学是儒家六经思想的后继者,唐以后之士人可通过文学“宗唐”往古追寻圣人精神思想。元初士人希冀于蒙元朝中建立起以传统儒家为主导思想的国家,推动蒙元文治建设,把“王道”等儒家思想作为“宗唐”观之内核,视文学为实现其政治理想的重要一环。

晋宋之际的政局与高门士族的动向

晋宋之际,高门士族的动向以义熙八年为界。此前,他们仍在"门阀政治"的观念下从事政治活动,二刘之争即隐含着高门士族利用时局恢复"门阀政治"的因素在内。义熙八年刘裕独掌大权后,高门士族接受最高统治者权威统治的政治格局,转向关注权力分配。在权力危机面前,部分高门子弟表现出强烈的政治进取心,背离了该阶层历来标榜的"素退"的精神风貌。更重要的是,激化了的权力竞争关系削弱了高门士族在政治上的一致性,从而使"门阀政治"的成立条件彻底丧失。

清初政治传播研究——以“剃发令”为中心

满清政府在征服外族过程中颁布了一系列"剃发易服"政策,通过强迫汉人改变发式和衣着,顺遂满人的风习,确立满族政治文化的主导地位。其中,作为官方政策与意志的主要载体,剃发令的颁行状况是体察清初政治传播机理与特质的关键。通过梳理剃发令之颁行轨迹,辨析"剃发易服"所具有的政治文化意向,对清初政治传播的媒介形式、受众与效果及其局限性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