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北宋熙宁年间东南诸路的增设新县现象

王安石变法期间,北方的河北、河东、永兴军等路为节省地方行政成本,裁撤了大量县,而东南各路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后来陈瓘指称王安石对北方和南方采取双重标准,即主张在北方大量撤县的同时,却在南方析置新县。经过考察可知,王安石变法期间,东南各路的新设县数量很少。而自五代宋初以来,东南各路却多有新设县。北宋在东南各路增设新县,一方面是平定南方各政权后,在新纳土地上调整行政区;另一方面是由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地方事务增多所致。王安石的判断实际反映了当时东南经济迅速发展,人口和地方事务急剧增加的时代背景。

程昉:一个熙宁改革的样本

程昉是熙宁改革时期一个典型的事务型官僚。他被宋神宗提拔,被王安石知遇,从事工作类型多样,以农田水利为主。程昉参与变法的作为有成功之处,也有诸多问题,饱受反对派的干扰与打击。程昉的经历体现出熙宁变革在地方的推行情况以及改革面临的困境。程昉是神宗熙宁变法的一个经典样本,从中可以略窥北宋王朝改革的样貌。

群体断层激活及负面效应涌现:熙宁变法缘何从志同道合走向四分五裂?

群体断层构念与决定组织变革成败的高管团队多重人际交互及其演进表征十分契合。但群体断层因为什么而激活?激活了的群体断层是如何影响高管团队的群体过程及组织绩效产出?这些问题亟需实证性的探索和检验。本研究基于《王安石年谱长编》,辅以《宋史》及后人相关专题研究,采用质性研究中的扎根理论方法,以王安石越次入对宋神宗到王安石第二次罢相为观察窗口期,对此期间与他存在密切交互关系的52个关键人物的交互过程、交互结果及成因进行了编码分析。结果发现:(1)群体断层激活及负面效应涌现能完美解释熙宁变法的演进过程及最终的失败;(2)关键岗位人员王安石人际交互风格的不同构面是激活熙宁变法中不同群体断层的主要变量;(3)王安石与直接上级宋神宗、本位群体变法新晋和他位群体同朝老臣之间交互的聚散性,决定了活化的群体断层效应正负及交互演进表征,进而决定了熙宁变法的失败。本研究为群体断层激活变量的识别及不同群体断层在同一时空下的叠加效应提供了新的洞见,同时为组织变革及高管团队多样性的管理提供了实证资鉴和理论指导。

“当时大本从忠谏”——以王安石与赵抃切入的宋代士大夫政治关系考察

透过熙丰变法前后王安石与赵抃的交集,可以窥见的是,宋代士大夫之间的政治关系,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冰炭不投。在士大夫政治的背景之下,儒学的教养和政治主宰的使命感,让多数士大夫拥有治国平天下的共同理念。在士大夫之间,尽管因具体施策的主张出现分歧,但多是止于公事层面的争执,较少夹杂个人恩怨。这是政治生态在激烈的党争时期以外的正常状态。

吕惠卿及其与王安石关系新探——兼论士大夫政治对士人的影响

历来对吕惠卿的评价皆以“奸邪”为主,且对其与王安石关系变化的原因也有诸多恶意推论。本文从北宋士大夫政治的角度出发,分析士大夫政治对吕惠卿本人及其与王安石关系的影响,以及在此政治背景下所塑造的士大夫形象,从而理解士大夫在追求政治理想过程中的无奈,并对吕惠卿作出客观评价。

宋人不言慶曆“新政”“新法”“變法”考——基於觀念史的個案研究

宋人雖常以“新法”“變法”“新政”賅括熙豐政事,但未曾以這些詞彙歸納慶曆之政;當代文史著作常言“慶曆新政”,這説法卻不見於清代以前文獻,原因何在?本文考析宋人慶曆書寫,指出:(1)熙豐變法時期宋人從未直接比較范、王改革主張,也不曾認爲慶曆、熙寧更革是可比的對象,這些聯繫待朱熹而後始。今人或曰熙豐變法之時,慶曆革新派趨於保守,這固屬當代觀點,卻非宋人認識;(2)范仲淹故後,對其顯有貶評者只有梅堯臣、宋神宗、王安石三例,後二者對范的批評,反映熙豐變法主事者並不完全認同慶曆改革;(3)歐陽修等慶曆當事人認爲范仲淹改革失敗皆因“群言營營,卒壞於成”,可是徽宗朝以後卻出現“慶曆之治”説法,其内涵又被簡化爲仁宗能“開納直言,善御群臣,賢必進,邪必退”。這説法無法揭示慶曆之政真正特色,又故意忽略慶曆改革主事者因“衆訾成波,擠落在外”的事實,卻有利於范仲淹作爲忠義第一人形象的建立;(4)宋人從不曾認爲慶曆之政有違祖宗之法,這是宋人不言慶曆“新”政的根本原因。南宋以後論者以范仲淹爲“守我宋之家法者”,進一步確立這觀點。

政术 心术 学术——梁启超、严复评王安石之歧异探微

梁启超和严复可称晚清民初思想界双峰并峙的两位巨人,他们的学术和思想有许多相同点,但亦有明显差异。1908年,两人对改革家王安石的集中评论为我们认识其异同提供了极佳的视点。两人当时各自的处境不同,严复地位极高,而正值壮年的梁启超游亡海外,希望得到清廷重用,因此,他们对王的评议也就有所差异。在政术方面,梁启超对王安石新政以肯定为主,辅之以批评;严复对王安石的评议前后一贯,有肯定也有批评。在心术方面,梁启超对王安石称颂不已;严复对王安石有褒有贬,认为其理想本身就有问题。在学术方面,梁启超关注王安石的经学思想,强调"求大义以经世";严复则侧重于文学和哲学两方面,从哲学的高度来考察王安石的思想,故批评多于赞许。上述歧异不仅彰显了梁启超、严复思想的各自情状和不同内涵,也体现了两人对待历史的态度与方法,折射出晚清思想界的复杂面相。

王安石财政思想及其史鉴价值研究

王安石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的改革家和理财家。虽然"王安石变法"在当时以失败而告终,但其先进的理财思想却在很大程度上与今天的市场经济不谋而合。本文分析了"王安石变法"失败的时代原因,肯定了王安石的理财思想,并探讨了该思想对现代理财的启示。

从王安石变法的实施途径看变法的消极影响

王安石实施变法的途径,主要有四条,即设立变法的专门机构,鼓励神宗独断,改变监察机构的性质,用人以是否拥护新法为标准。它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影响,使皇帝时代最为进步的体制——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体制遭到了破坏,民主性减少,专制性加强。监察机构成了政府的附庸,为权臣的产生开辟了道路。实用主义的用人路线,使社会风气大坏,投机钻营者得势,贪污贿赂成风,政府成为腐败的温床。

王韶经营熙河管窥

11世纪中叶王安石的变法为宋王朝打了一针强心剂。王韶作为王安石变法的具体实施骨干之一,以他卓越的军事才干开疆辟土、安抚蕃众;以他敏锐的政治见地和军事眼光,兴马政、扩蕃兵、通蕃汉贸易,治理熙河地区,他的经营成效对边疆的稳定和开发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20世纪中国王安石及其变法的研究

20世纪中国学术界对宋代改革家王安石及其变法的研究 ,经历了清末、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 5 0年等几个时期。清末 ,学者开始运用西方的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加以探讨 ,其开拓者是梁启超。民国时期 ,这一研究逐步受到重视。 195 0至 196 5年 ,大陆学者高度评价王安石 ,充分肯定其变法的历史作用 ;“文革”期间 ,研究实际上已经停止 ,并且被肆意歪曲 ,成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工具 ;“文革”后 ,研究步入正轨 ,研究队伍不断扩大 ,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大有进展 ,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易》学对王安石变法思想的理论支撑

In the middle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each school wanted to make great achievement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mpire. Wang Anshi influenced by that social tide did a careful research of The Book of Changes. Wang took advantage of the thoughts in this book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reform as well as Confucian tradition. From this book he got his own theory in the perspective of methodology to support his political reform.

王安石变法的再思考

邓小南认为,对"祖宗之法"的不断诠释过程,寄寓着士大夫们建树统治规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切期望,并折射出一种整体性的社会理想;而对于"祖宗之法"不恰当的倚重与抬高,则是酿成赵宋因循保守政风乃至关键时刻无所作为的重要原因之一。葛金芳认为,宋代虽然仍以农业立国,但在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之基础上,已经生长出城市、货币、商业、信用、海外贸易等诸多工商业文明因子,雇佣劳动、包买商惯例、商业信用、集资合伙等新生事物均有踪迹可觅。张其凡认为,宋代兵制改革的特点突出表现在:军队的职业化、雇佣化;军权直接隶属于皇帝,军队成为皇帝的私兵;军队领导机构的多元化;重视禁军的选拔、补充和教阅,严阶级,劳其力;以及在兵力配置上"强干弱枝"、"内外相维"等方面。何忠礼认为,北宋的科举改革不仅有利于政治的清明和中央集权的巩固,而且还推动了宋朝社会经济、文化、思想和科学技术的繁荣与进步,其所获实效确实不容低估。李华瑞认为,士大夫们在王安石变法中所表现出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三不足的大无畏精神,以及变法措施中显现出的近现代社会经济理念的诸多端倪,等等,都是很有价值的历史遗产,其表现在精神层面的历史意义要远大于当时变法无论成败与否的经验教训。

王安石变法与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新政

提出美国 2 0世纪 3 0年代的新政农业政策曾经受到中国古代王安石变法的影响。当时 ,美国的农业部长华莱士在解决美国农业大萧条的经济政策中 ,曾经全面借鉴了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市易法等基本思想 ,为根本解决美国农业问题铺平了道路。认为青苗法和市易法等就是美国常平仓制度的原型。

创新与因循:“祖宗之法”与宋代的政治变革

邓小南认为,对"祖宗之法"的不断诠释过程,寄寓着士大夫们建树统治规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切期望,并折射出一种整体性的社会理想;而对于"祖宗之法"不恰当的倚重与抬高,则是酿成赵宋因循保守政风乃至关键时刻无所作为的重要原因之一。葛金芳认为,宋代虽然仍以农业立国,但在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之基础上,已经生长出城市、货币、商业、信用、海外贸易等诸多工商业文明因子,雇佣劳动、包买商惯例、商业信用、集资合伙等新生事物均有踪迹可觅。张其凡认为,宋代兵制改革的特点突出表现在:军队的职业化、雇佣化;军权直接隶属于皇帝,军队成为皇帝的私兵;军队领导机构的多元化;重视禁军的选拔、补充和教阅,严阶级,劳其力;以及在兵力配置上"强干弱枝"、"内外相维"等方面。何忠礼认为,北宋的科举改革不仅有利于政治的清明和中央集权的巩固,而且还推动了宋朝社会经济、文化、思想和科学技术的繁荣与进步,其所获实效确实不容低估。李华瑞认为,士大夫们在王安石变法中所表现出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三不足的大无畏精神,以及变法措施中显现出的近现代社会经济理念的诸多端倪,等等,都是很有价值的历史遗产,其表现在精神层面的历史意义要远大于当时变法无论成败与否的经验教训。

略论宋代青苗法的弊端

宋代王安石变法实施青苗法的初衷是去农疾苦、抑兼并,但在后来具体推行中以贷款为借口向民众额外敛取,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和疾苦,助长了兼并。青苗法的失败说明王安石变法企图通过重敛于民的办法摆脱财政危机是行不通的。

王安石的政治美学及其时代意义

审美与政治的紧密联系是宋代美学的特质之一,它在王安石那里得到最突出的表现。王安石政治美学的核心命题是"适用为本","文贯乎道";"道在政事",趋时而行;道先文后,道不废文。以此为标准,王安石试图通过品评前代和当朝作品的成败得失来拨正唐末宋初浮靡审美风尚。他自身的大量作品则成为其政治美学观念的成功实践,堪称政治家审美创作的范例。王安石的政治美学对扭转宋代政治弊病和促进"宋调"美学的形成具有双重的重要意义。

再评王安石：新法、新学的关联审视

历来对王安石的评价多以其"熙丰变法"的功过为依凭,而忽略了在王安石变法的背景下,以经学史的角度为切入点,对王安石的《三经新义》给出客观正确的评价,同时探讨他在经学研究上的路径与特点。《三经新义》的编撰目的,是为了充当新法推行的辩护书,作为推行新法的理论根据,以实现"一道德""定于一"的政治谋划。《三经新义》作为国家科举考试新标准,破除汉唐以来的经典训诂之学,而代之以经典义理之学,故宋代儒家义理之学的勃兴,实由荆公新学扫清道路。此外,王安石改革科举考试首次以国家法典的形式将《孟子》一书正式升格为"经",为其后宋代经学的义理化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九百年来社会变迁与王安石历史地位的沉浮(上)

本文分南宋至晚清、20世纪前半叶、20世纪后半叶三个阶段,简要勾勒了九百年社会变迁所导致的王安石历史地位沉浮的大致轮廓。透过这个轮廓可以清楚地看出,决定南宋迄今,对王安石及其变法评议的价值取向主要有三:一是南宋以后占统治地位达七百年之久的程朱理学的评价价值标准;二是20世纪影响中国历史进程最大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三是在不同阶段、不同时期内与时俱进的社会气候变化,亦即现实政治发展路标的指向。透过对王安石及其变法是非评议九百多年的变迁过程,足以作为研究中国历史上有争议的人物、事件评价是非得失的参考和借鉴。

在经典与政治之间——王安石变法对《周礼》的具体实践

王安石在北宋神宗朝主理国家政治之时,在政治上厉行新法,在经学上力倡新学,两个“新”字当中包含着政治史和思想史的多方面内涵。王安石的变法革新与经典诠释之间的联系,不仅通过其对《周礼》的认识和解说得到体现,更与王安石本人的“先王”意识及古典理想主义结合起来。王安石变法与《周礼》一书的真实联系,以及他是如何以《周礼》为依据而进行具体变法的问题,都是值得我们加以探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