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liticizing the queue： The social, political and cultural symbolism of hair in Qing dynasty and young republican China

The human body, such as hair, serves as a prism through which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s are effectively refracted. Despite it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the role of hair, however, remains curiously a marginalized subject among the renewed interests on the body in the academic fields.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attempts to politicize the queue from 3 perspectives： maintaining a certain prescribed hairstyle is a top-down gesture to construct national conformity; the boundary between Manchu and Han is invoked and reinvented through the battles surrounding the queue politic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the widespread debate between keeping the queue and cutting the queue at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epitomizes the haunting rhetoric of traditionalism and modernism pursuit of modernity in China.

“士大夫之学”视野下的曾国藩“奇偶互用”说

曾国藩在奠定“士大夫之学”学术规模的过程中,根植《易传·系辞》的宇宙观和张载的辩证观,依据韩愈“孔墨相用”说而提出“奇偶互用”说。相较清中叶以来“奇偶相生”“奇偶相杂迭用”“骈散相成”“奇偶相间”“奇偶相参错综”等说,“奇偶互用”说确立“奇”为本位、以“奇”兼“偶”的体用关系,主要从行气运辞、天授人事的角度记述奇偶,重塑韩愈古文在学术分途中的连接作用与在文体演变中的典范价值。该说完善并发展了姚鼐“文分阴阳”说,试图纠正桐城理论阴阳分判、偏于阳刚,而创作失之阴柔的流弊。曾国藩大胆接受富有争议的“孔墨相用”说,体现了其在晚清大变局中,借助韩愈归本经子、博学于文的“大贤君子之道”,复兴修己治人、经世致用的大人之学的淑世情怀。

刘邦称帝与贵族政治的终结

对于先秦时代的中国社会,学界有诸多讨论,就制度而言也是言人人殊。夏商周是中国的贵族时代,政治则为贵族政治。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剧变,正是贵族政治瓦解、士大夫政治发生发展的过程。秦朝统一中国,秦国制度推行全国,中国的贵族政治告别历史。但是,在最高领导人出身问题上,还保留了贵族政治的最后一点残余。秦末农民战争中,平民出身的刘邦脱颖而出。刘邦称帝成功,宣告中国历史告别了贵族时代。新的历史如何概括,史家多有讨论。赵翼曾经用“布衣将相”概括西汉初期的政治局面,基于历史实际与理论思考,本文认同并使用“士大夫政治”这个概念。

两汉帝王降生神话的历史书写

两汉处于圣王神话向政治神话转变的孕育期,降生神话成为帝王继位是否正统的验证标准之一。由于汉政权以武力得天下的历史事实,已经不符合先秦受命神话的解释体系,因此史家在书写过程中除了需要神化两汉帝王的降生和出身外,还需凸显他们继位合法性和正统性的政治意义。故史家在书写两汉帝王神话时,除继承先秦圣王神话的叙事模式外,还融入了祥瑞象征物、神话见证者和梦境等新要素,并逐步形成固定范式。两汉帝王降生神话叙事模式的形成,既体现了先秦以来天命观念和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也反映了两汉灾异祥瑞思想的发展与兴盛,是特定时代历史文化情境下的产物。

《汉书》“三才”农耕思想探析

“三才”思想是中国传统农学思想体系的核心。“天”“地”“人”为影响农业生产的主要因素,因此古代农业生产活动致力于顺应“天时、地利、人和”。《汉书》记载的西汉及汉以前的农业政策紧紧围绕“三才”思想而制定,这些政策考虑到农时的重要性,并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努力做到因地制宜,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汉书》倡导的是“三才”协调互动的农耕思想,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以三百五篇谏”——论汉代奏议用《诗》的话语方式与政治功能

“以三百五篇谏”是《诗》学经世致用功能在政治话语领域的集中体现。“以三百五篇谏”最早见于王式的言论,其概念发源于贾山“诗谏”,经过董仲舒提出“《诗》无达诂”的阐释原则,并做了具体的用《诗》实践后,被逐渐接纳和运用于政治言论场合。汉代奏议用《诗》对增强政治谏言的话语效力有强大的促进作用,其话语表达形式包括称《诗》、直引、取辞和用义四类,并通过历史镜鉴、执政范例和政治义理原则等方面的经义总结,在汉代政治话语领域发挥了重要功能。西汉前中期,奏议用《诗》以直引为主,西汉中期以后,取辞和用义的《诗》用形式增多,并在东汉成为主流的用《诗》模式。汉代奏议用《诗》加快了奏议文的经学化和文学化进程,也推动了《诗》学阐释面向政治需求和文学表达的发展。

“灭刘氏者龚也”:南汉宦官政治新探

刘谦、刘隐出身岭南地方豪强,因为文化弱势而积极与士人合作,坚持士人政治。刘䶮在位期间一直没有解决权力合法性问题,难以改变相对于士人的文化弱势处境,从而对士人不满,质疑士人政治,逐渐以宦官制衡士人,终于在晚年形成宦官政治取代士人政治的趋势。宦官在刘晟摆脱内忧外患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解决了刘晟的权力合法性问题,从而真正崛起,推动南汉正式形成宦官政治,导致士人在南汉权力结构中的边缘化,让士人产生强烈的政治离心倾向,为南汉政权的覆灭埋下伏笔。

论汉初政论文对炎黄二帝的书写

汉初政论散文以陆贾的《新语》、贾谊的《新书》以及《淮南子》为代表,在这些政论文中炎黄二帝多以仁义、贤明的君主形象被援引和论述,作为一种“假托”来表达汉初政治家重农抑商、休养生息的政治主张。这与汉初黄老之学的兴起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表现了汉初特定时期的道家思想,也反映了汉初士人们的炎黄观。

商韩政治思想的重新审视——基于军政关系理论的视野

先秦时期战争频仍,战争成为统治者与思想家共同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与理论课题。先秦诸子无不试图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消弭战争的军政关系理论,他们从道义或功利的角度进行了一系列阐发。商鞅、韩非将政治看成是为军事服务的工具,这一军政关系理论视角,对于重新审视商韩政治思想具有重要的启发。商韩主张通过耕战、赏罚等强制化的政治秩序构建方式,将民众纳入农耕与战争的轨道,其目的是激发民众的全部潜力,为政权在战争中取胜提供力量。商韩的军政关系理论在政治实践层面获得了成功,这种一切旨在推动军事实力提升的政治主张,成为了秦大一统国家形成的直接理论支持。

德法兼容:两汉“诸子”的治道思想

先秦“诸子”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治道思想,儒家以德治国,法家以法治国,墨家以人治国,道家无为治国,为两汉“诸子”治道思想的提出奠定了基础。两汉时期,“诸子”根据时势的变化,以儒家为纲糅合先秦诸家治道思想,形成以德法兼容为主要特点的治道思想体系,具有如下内涵特征:突显君主的一元地位;强调治道思想的物质基础;构筑完备的天道观与人性论基础;以“中”来调和德与法。“诸子”治道思想被应用于治国实践中,成为中国两千多年古代社会治道思想之源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政治体制模式下的汉代等级化与系统化信仰体系

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相适应,汉代在秦朝官制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层层服从、分工明确的层级统治网。在宗教信仰方面,汉代则将西周以来建立的神祇秩序加以系统化、等级化,按照政治体制构建了一个规整有序、等级森严的信仰体系,奠定了中国古代宗教信仰的基本框架。与地上的专制皇权相呼应,天国也重新出现了统一的至上神太一神,汉初五帝降为辅佐神,其下属神是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等天文气象神。地祇以后土最为尊贵,其下是名山大川及普通的山林川泽之神,再往下是户、灶、中霤、门、行五神及各地杂神。汉代基层社会则实行里、社合一体制,将地方行政组织与民间信仰有机结合起来,以实现王权对乡里的有效控制。西周末年被破坏的神祇秩序随着汉武帝大一统政治体制的建立又得到恢复,并在此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汉代信仰体系是人间等级制度的折射与投影。社会结构和等级体制的各种发展变化,可以清晰地从宗教信仰中反映出来。

王逸《楚辞章句》的“楚辞”思想

王逸眼中的楚辞,与今天的普遍认知差距较大。他认为楚辞“依托《五经》以立义”,有着与《五经》同样的性质。因此,王逸在注释《楚辞》时,采用经学“章句”的体例,以揭示《楚辞》的“讽谏”“教化”意义为其思想核心。一言以蔽之,王逸持守的是有汉以来“诗言志”的思想传统。王逸“楚辞”思想中展露的一些理论新意——如重情、重兴,也都未能脱出“诗言志”的思想框架,都需要纳入汉代诗学思想史中去看待。

秦汉时期汉中郡的政治地理特征

运用政治地理学的理念分析秦汉时期汉中郡的空间变迁,是历史政治地理研究的重要方法和有效实践。秦汉中郡,置郡时间较早,初置于惠文王后十二年。秦汉时期汉中地区有着特殊的地理演变特征,南北郡界因秦巴山势而定,较为稳定;东西界则由于都城迁移及政治地理格局转变,为配合国家战略调整而出现了郡区行政管理变化。汉武帝时期,汉中郡治已由南郑迁至西城。昭帝元凤六年,郡、尉分治西城、褒城,是基于国家政治变化背景下,根据汉中城市地域分布与区域交通相互结合的空间结果。东汉初期郡治迁回南郑,都尉分治裁撤。至三国时期,汉中自子午道分界,东属曹魏,西归蜀汉,这也是不同时期政治活动在同一地域空间的表现形式。

明代二王气学“王霸并用”政治思想的哲学论析

学界对二王气学尚缺乏系统的比较研究。明代二王气学挑战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教条,形成了“王霸并用”的政治思想。二王的论证始于对“理一分殊”批判扬弃。以此为基,二者形成了认识论上“天人交胜”与“天胜人而不可预知”的分野以及方法论上“时为”与“密止”的对比。最终,二王都提出了在道德原则居先下兼顾现实功利的政治主张。

晚清民国时期唐绍仪“民主共和”政治思想的历史考察

“民主共和”是唐绍仪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唐绍仪幼年赴美留学期间是其“民主共和”思想萌芽的重要时期;第一次南北和谈期间,唐绍仪初步公开了他“民主共和”的政治思想;担任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后,唐绍仪“民主共和”的政治思想日益公开化,并具体化为对西方民主制度中内阁、国会、约法等要素的效仿和学习;此后,唐绍仪在辞任内阁总理及与袁世凯决裂等事件中,体现出对“民主共和”思想的维护和贯彻。袁世凯去世后,愈发紧张的“内忧外患”局势及此前“民主共和”实践中的受挫均使唐绍仪认识到,“和平”对国家和人民十分重要,动荡时期国会和约法不可持续,由此,在“民主共和”思想中加入了“和平”这一思想前提。这也体现出唐绍仪的“民主共和”思想与中国国情和时局发展的联系日益紧密,其“民主共和”思想逐渐走向成熟。

初期宋学与韩愈思想

初期宋学与韩愈思想之间的关联甚为密切。宋代士人不论是尊韩还是非韩,均可体现他们试图吸收韩愈思想,在尊孟的共识下,进行文化秩序重建的想法。其中,柳开、石介、欧阳修、王安石在初期宋学的发展史中地位最为重要。分析此四人对韩愈思想的态度,可看出宋学初期的士人如何在承继前人观念的基础上,为以后宋学的深入发展做好准备。

东汉官吏诈病现象研究

东汉时期官吏们出于政治、伦理道德、人际关系等原因而选择诈病。诈病期间,官吏们拥有一种“病人”身份,在行政程序上,他们能够合理地拒绝进入、退出官僚队伍。但“病人”身份被人识破的官吏,可能因此遭到惩处。对多数诈病的官吏而言,“患病”是其进行政治博弈的筹码。借助“患病”,部分诈病的官吏可以传递出难以明言的政治隐意,隐晦地表露个人期望。官吏诈病是东汉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侧面。诈病是政治生活中的一种策略,它是否被运用,取决于官吏的个人需求。

“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的新解——汉乐府《有所思》男女主身份解读

目前学界对为汉乐府《有所思》“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的认识趋于一致,普遍认为玳瑁簪是女主赠送给男子的定情信物,但我们根据先秦男女互赠礼俗、玳瑁簪的市场价值、汉代对女性的道德要求、汉代教育以及商业发展等视角分析,发现“双珠”“玳瑁簪”与“玉”实为男主所赠。除此之外,我们对男女主进行了新的身份认定,诗中的女主是父母双亡、跟随兄嫂居住在江边的农家女;男主是漂洋过海到对岸做生意的商人。

后妃吏化与天子之制——汉代后妃建制探微

汉代的后妃建制,表现为两种形态:一是《春秋》经传描绘的“姪娣媵系统”,该系统以帝、后婚礼为前提;二是以《礼记·昏义》为蓝本的“五班次系统”,“比视”是其核心。武帝、元帝时期改革后妃建制,在嫔妃等级与爵秩序列之间建立起“比视”关系。帝、后等齐至上的政治身份序列随之形成,汉帝妾群全面吏化,“五班次系统”得到初步实践。王莽秉政期间的两场聘后礼,及随之而立的两种后妃建制,既涤清了秦制影响、建立起“汉家”新传统,又表明汉帝国对“姪娣媵”和“五班次”的取舍。汉家追求的“天子之制”要求皇帝至上无匹,而消解帝、后等齐伦理依据最有效的手段是放弃“聘后”。因对帝、后婚礼的硬性要求,“姪娣媵”最终无缘东汉的制度实践。“五班次”却因不要求帝、后婚礼,不限制后妃姓氏、身份,及“比视”在调节政治身份序列中的便利等,获得汉帝国青睐,并成为后世后妃建制的经典模本。随着后妃比视对象被调整,“册妾为后”成为定制,东汉皇后彻底成为皇帝臣妾,皇帝至上无匹的政治身份序列正式形成。汉家在实践“天子之制”的道路上又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