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思路——目标、方向、关键点、路径与发展模式

上海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在上海六大重点工业行业中占重要地位,但产业表现出"大而不强"的特征;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亟待提升。在后危机时代上海商务成本逐渐高企,土地等资源条件紧张的产业发展环境下,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显得尤为迫切。本文通过分析该产业发展现状和面临的问题,提出上海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思路、升级的方向、升级的路径、发展模式和关键点,并提出保障上海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更快更好转型升级的对策建议:提升政府的服务水平,营造优越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聚焦产业"高新高效高端"特征,打造优势产业链;加强创新服务,强化以知识与智力资本动态比较优势为禀赋的竞争优势。

GVC下绿色技术进步对中国制造升级的影响

首先,构建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绿色技术进步影响中国制造升级的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从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产业高度及出口部门碳生产率3个层面建立中国制造升级水平测算指标体系;然后,采用我国内地30个省级样本数据实证检验绿色技术进步对中国制造升级的影响。考虑到中国制造业以碎片化生产与一体化贸易模式逐步融入全球生产网络这一趋势,将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现实背景纳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即同时考虑来自国外中间品和出口中间品中的隐含能因素,采用基于非径向、非导向的松弛测度方向距离函数测算各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结果表明:(1)2002-2015年,中国制造升级水平呈现先下降后缓慢上升的"烟斗曲线"态势,并按照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依次递减,产业高度指数水平与出口部门碳生产率较低是造成中部地区中国制造升级指数整体不高的主要原因;(2)从整体看,绿色技术进步促进了中国制造升级水平提升,但其在不同的能源强度地区、经济地带、时段中的影响存在差异,绿色技术进步在能源强度高的地区、东部地区及2009-2015年对中国制造升级的正向效应更为显著;(3)资本密集度和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对中国制造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与预期相反,市场化程度对中国制造升级具有一定的负面效应。

OFDI绿色技术溢出与全球价值链升级--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

随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流的加深,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OFDI)规模呈增长趋势,且绿色技术溢出效应显著。为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贯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选择2005—2018年“一带一路”沿线26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利用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法的曼奎斯特指数法(DEA—Malmquist)测算我国OFDI绿色技术溢出,实证分析其对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地位跃升的影响,并以地区、发展程度、产业为分组依据进行分样本回归,考察OFDI绿色技术溢出对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OFDI绿色技术溢出显著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地位的跃升。尽管OFDI绿色技术溢出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地位具有非线性关联和时序异质性,但均处于非线性曲线的上升阶段;在区际经济地理禀赋约束下,OFDI绿色技术溢出的全球价值链升级效应呈现出禀赋异质性、空间异质性、状态依存性特征。首先,与“一带一路”沿线欧洲国家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OFDI绿色技术溢出对“一带一路”沿线亚洲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升级效应更显著;其次,与农业和工业相比,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升级效应更显著。为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向高端环节跃升,既要通过扩大规模、提高质量、多元发展的方式增强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绿色技术溢出效应,又要切实提高区际经济外向度与契约质量,加强营商环境建设,充分利用东道国禀赋优势,强化OFDI绿色技术溢出的全球价值链升级效应。

什么决定了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基于贸易增加值的视角

本文从贸易增加值的视角,利用GVC地位指数,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各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仍处于较低水平,呈现出先大幅下降后小幅回升的趋势。本文同时运用中国1999-2011年制造业细分行业面板数据,重点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生产性服务业和国内生产配套能力这三者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FDI流入并不能有效改善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和国内生产配套能力的提高均能显著提升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这种正向影响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中更为显著,但在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中并未显著显现。中国要通过提升外资质量、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与增强国内生产配套能力,来提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