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主体的范围与顺位

自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在我国开展以来,理论界与实务界就对该类诉讼的起诉主体存在较大争议,分歧主要集中在范围界定与诉权顺位两个方面。《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0条虽然对该类诉讼的起诉主体作了规定,但主体范围不明以及诉权顺位不清的问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要正确实施该制度,应否定“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的起诉资格,扩张“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的范围,明确“由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的条件,并以《民事诉讼法》第58条及不同类型民事公益诉讼之间的关系为依据,厘清不同起诉主体的诉权顺位。当受侵害对象为普通公民时,应尊重检察机关民事公益诉权的补充性,将“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的起诉顺位置于检察机关之前;当受侵害对象为众多消费者时,应考虑到受侵害对象的特殊身份,依次由“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由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和检察机关行使起诉权。

协调与融合:民事检察公益诉讼时效问题研究

诉讼时效是法律对于当事人实体权利的保护期限,诉讼时效届满未提起诉讼,当事人便会承担不利的法律效果。对于诉讼时效制度规范是否涵摄检察机关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以及如何对其进行规定,文章通过对民事检察公益诉讼的性质进行探究,对检察机关进行定位,并结合诉讼时效相关理论、价值选择等,与传统一般民事诉讼的普通诉讼时效及特别诉讼时效相类比,对诉讼时效在我国民事检察公益诉讼中的适用性,以及如何对民事检察公益诉讼的诉讼时效作出规定进行探究,以求推动民事检察公益诉讼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意蕴、鲜明特征和实践要求

2023年10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深刻阐述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地位作用,首次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要从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系统视角,深入分析习近平关于宣传思想文化的重要论述,深刻把握蕴含其中的理论意蕴。其中,文化领导权体现了对意识形态工作规律的科学把握;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内含着构建文化生命体的内在逻辑;文明新形态之“新”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特色密切关联;舆论主导权蕴含着站在时代和科技前沿的深邃思考;国际话语权展现出人类文明交往背景下的战略谋划。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鲜明特征体现为理论性和实践性、系统性和针对性、继承性和发展性、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统一。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要求,要从“七个着力”出发,明确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把握文化的方向性要求、发展性要求、信息化要求、安全性要求和开放性要求。

论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起诉顺位的设置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0条将个人信息保护纳入了公益诉讼的客观范围,列举并规定了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适格原告,但并未明确诸适格原告之间的起诉顺位。为应对由此造成的诉讼程序启动困难、诉讼资源分配不当和有碍法律体系内在协调性等风险,应当将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起诉顺位明确为“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由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检察机关”,以提升民事公益诉讼这一救济路径的实效性。

个人信息保护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检视和完善——基于157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数字时代个人信息兼具个体和社会属性,该保护领域已由个人控制转向社会协同共治,具有寻求公益诉讼保护以解决结构性困境的迫切需求。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具有区别其他公益诉讼的独特实体和程序性价值,在程序治理体系中的重要性逐渐提升。基于司法大数据的微观检视,相关司法实践尚面临起诉主体范围狭窄、诉讼请求选择单一和赔偿资金管理不明等具体规范阙短之难题。为优化制度设计,我国应当着力拓宽该制度领域多层次的主体范围,探索多元化的诉讼请求类型,并健全规范化的资金管理机制,以回应纾解信息化时代个人信息保护困境。

生态环境检察民事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衔接研究——以检察权与行政权的关系为视角

生态环境检察民事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存在共通与差异之处,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初步厘清了二者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的混乱局面,但因条款过于笼统,实践中缺乏效率。《民法典》出台后,二者的区别正在逐渐模糊,并出现融合的趋势,当前最主要且明显的区别是主体不同,二者的衔接应从起诉主体背后的行政权与检察权的关系着手,设置衔接原则以及衔接路径,最大限度发挥制度效能。

Value Goals and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dministrative Public Prosecution in China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和利益纠纷呈高发态势,通过厉行法治,保证行政权正确行使,是预防、减少和妥善应对社会风险的良策。由于行政诉讼在制度架构方面的缺陷,其制度功能发挥并不充分。设置行政公诉制度,应当成为完善行政诉讼制度的一个重要选择。它具有监督和促进依法行政、引导市民社会生成、化解社会矛盾等多方面的价值,也是完善中国特色检察制度的应有之义。建立行政公诉,应当从理念和制度建构等不同层面予以设计。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

在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构建和完善过程中,虽然已经关注到行政权的作用并对其作了初步规范,但从现行规定来看,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错位现象依旧明显:一方面,在以维护环境公益为目的的制度预设和司法能动理论的共同影响下,司法权存在僭越行政权之嫌疑;另一方面,行政权的优先性和专业性尚未得到充分体现,环境行政执法前置程序缺失,法院立案后告知制度不合理,行政权在审判阶段和执行阶段的作用也未得到有效彰显。因此,要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实现司法权与行政权的优势互补,既要严格遵守司法权的谦抑性和被动性,又要尊重行政权的优先性和专业性,注重发挥“行政权协助司法权”之功能。

行政权介入民事纠纷的实践困境与完善进路

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转,需要有把纠纷处理的业务在社会各个部分进行分散的政策考量和制度设计。行政权因其在信息收集与判断、强制权和可接近现场等专业优势,在参与化解一些与其职权密切关联的民事纠纷方面从未实质性缺席过。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社会关系发生“民法公法化”的巨大变迁,《民法典》的颁行开启了“行政介入”的治理新时代和新实践。无论是“行政主动涉足”,抑或是“民事吁请”之下的“行政被动介入”,甚或是“行民的共同关照”,都构成了对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重大课题与挑战。梳理既有研究和实践,行政权介入民事纠纷在介入依据、领域、价值、资源和监督等方面存在着困境。为此,必须在介入之政策和理念的进路上,做到从理想到理性的转变,在介入之权与介入之路的选择上,进行权力简化和模式优化,同时还应在介入前提、程序设限及诉讼衔接上进行介入运行的正当控制。

论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检察机关支持起诉

支持法定主体提起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是检察机关依法履行检察职能、服务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路径。检察机关支持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规范依据应是《民事诉讼法》第58条及《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公益诉讼规定》等司法解释的规定,将其他法律规定作为规范依据是对现行法的错误解读。关于支持起诉的对象,在解释上存在多元化与一元化之争。相较于多元化而言,以依法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为唯一支持对象的一元化更加契合当前的司法实践。为了约束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的自由裁量权,应当制定明确的支持起诉标准,规定在该标准之下支持起诉既是检察机关的权力也是其职责所在,同时建立检察机关未依法履行支持起诉职责的救济机制。检察机关支持起诉应及于诉前阶段,这将更有助于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检察机关支持起诉制度发挥预期的功能。

生态环境修复执行司法权与行政权协同研究——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为中心

生态环境修复是针对环境污染破坏而提供的司法救济,其目的是责令生态环境破坏者采取综合整治措施,以修复受到破坏的自然环境的功效与生态价值。实践中,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执行效果不佳是司法部门亟须解决的难题。探求我国生态环境修复执行行政权与司法权协同机制,应从分析生态环境修复执行的特殊性入手,进而对行政权协同司法权参与到生态环境修复执行中进行法理分析,通过法律解释完善现有的执行制度。

我国高空抛坠物侵权案中公安机关调查权问题研究

公安机关调查权介入高空抛坠物侵权案件具有重要性,有利于及时查清侵权人,维护各方合法权益,强化法律威慑,凸显警示预防作用,发挥公安机关作用,完善综合治理体系。公安机关调查权介入高空抛坠物侵权案件具有正当性,符合民事法律规范之精神,体现警察公共原则的要求,契合案件性质变化的需要。公安机关调查权介入高空抛坠物侵权案件在调查权的法律属性、调查结论的证据归类、公安机关在案件中的诉讼地位等问题尚有待深入探讨。可从明晰公安机关调查权介入的原则、程序和保障等方面完善公安机关介入高空抛坠物侵权案件的路径。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追诉困境及其破解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法定追诉模式共经历了“司法主动型”“职权配合型”和“自诉补充型”三种阶段。实践中,拒执罪的追诉程序启动困难,难以实现其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刑事治理目标,具体表现为“职权配合型”追诉模式因职权异位向“司法主动型”追诉模式逆向发展,“自诉补充型”追诉模式因自诉制度的固有缺陷以及拒执罪的特殊性而无法发挥自诉权的救济作用。破解拒执罪的追诉困境,应当放眼追诉模式之外,从刑事诉权理论维度寻求方案,以“取消自诉,优化职权追诉”为突围路径,摒弃空置的自诉模式,在理顺拒执罪中公检法三机关权力逻辑的基础上,合理分配考核指标,加强调查权与侦查权衔接,激活检察机关的角色。

“双碳”目标下图书馆生态文明建设指数测度模型研究

为助力我国实现“双碳”目标、推动图书馆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在构建图书馆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熵权法和灰色关联分析法,以国内6个公共图书馆为基本研究对象,对其生态文明建设程度进行测度和评价。结果表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杭州图书馆综合评价排名领先。根据实证结果,从绿色建筑、环境宣传、信息资源角度提出发展建议。

不间断电源在公共建筑电气设计中的应用

不间断电源(UPS)在公共建筑中作为应急电源,介绍了UPS的工作机制,讨论UPS在公共建筑供配电系统的接线和容量选择,着重分析UPS的储能装置蓄电池组容量与组数的选择和计算,阐述了UPS对土建专业的要求。结果可为UPS在公共建筑中的应用与设计提供参考。

后民法典时代我国家事程序法的意义

在后民法典时代,讨论家事程序法制定时首先应当回答它对于民法典有何意义这一基础性问题。民事程序法的重要作用在于规制公权力对私法领域的介入,公权力介入提供了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连接点,它是透视家事程序法与民法典关系的重要线索。在民法典体系化上,家事程序法具有避免民法典去体系化、厘清不同性质规范边界的作用;在民法典中公权力介入的配置上,家事程序法具有厘清民法典公权力性质和创设符合民法规范目的的介入方式的意义;在公权力介入程序化上,家事程序法有以介入的功能为依据构造共有的程序要素、将公益性内化于程序以及以妥当的程序推进实体问题简便化处理的意义。

民事高空抛坠物案件中公安机关调查权的实证研究

为守护“人民头顶上的安全”,《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五十四条明确规定了在民事高空抛坠物侵权案件中公安机关的及时调查职责。然而通过类案检索,发现在实践中此类案件存在着调查措施性质认知不一、调查权行使范围不明晰、调查权退出程序不完善等问题。公安机关在此类案件中的调查权,本质上是一种行政协助民事权,体现了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在强化受害人救济、缩小可能加害人范围等方面具有正当性。在民事高空抛坠物案件中,公安机关的调查程序不应作为补偿之诉的前置程序,调查权行使规则可参考《治安管理处罚法》在调查主体、调查期限、调查结论等方面进行完善。

建筑供电工程的优化设计与施工

供电工程作为建筑工程主要配套之一,与燃气工程和供水工程相比,有着投资额大、影响面广的特点。供电工程的实施质量不仅影响整个建筑工程的调试和交付,而且对后续使用体验有着深远影响。本文围绕供电工程现行建设模式进行分析和探讨,意在提升供电工程的实施质量,实现降本增效。

民事抗诉的终结与民事公诉的再生——试论我国民事诉讼检察制度的重构

民事诉讼检察制度是现代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各国立法均规定了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起诉权和参与诉讼权,而我国却只规定了审判监督的抗诉权,这不仅与各国立法潮流相逆,同时因缺乏理论基础的有力支撑,给司法实践带来了诸多的矛盾。基于对检察权性质和功能的科学定位,我国应当取消抗诉制度,重新激活民事公诉制度,实现民事诉讼检察制度的重构。

异化与重塑:检察民事公益诉讼支持起诉制度研究

支持起诉制度在检察民事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主体地位的确立,这一制度开始被稀释,并逐渐异化为对诉中活动的参与。这一变化导致检察民事公益诉讼诉前程序的虚化,与其他适格主体参与民事公益诉讼的实践需求相悖,且与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补充性要求背离。这一走势不利于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健康发展。因此,未来需要对支持起诉制度在检察民事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中的应然地位予以归正,明确其在检察民事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中的具体应用方式与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