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处罚决定的公开边界研究——以“比例原则”为分析视角

2021年修订的《行政处罚法》新增“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依法公开”的规定,餍足了社会公众对行政执法信息的知情权,然,行政处罚决定涵盖的否定性评价关涉违法相对人的个人信息与隐私,在大数据时代,一旦不当公开,势必会给其造成难以修复的损害。面对这一张力,传统的权利位阶理论与公共利益优先原则,举张公众知情权地位至高、行政处罚决定应以公开为原则,与《行政处罚法》对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所持的审慎立场背离;而采更为全面的比例原则,根据个案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目的判定应公开的方式,在诸多公开方式中选取对违法相对人侵害最小的一种,确保公开方式与公开目的均衡,有助于平衡上述张力。

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法律规制研究

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正确适用是衡量公安机关是否依法行政的重要指标之一。在长期的公安行政执法实践中,存在着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种类设定标准较为模糊、立法层级不够清晰、名称不统一、程序规定不够完善等诸多困局,有必要坚持法律保留原则和法律优位原则,把公安行政强制措施通过《治安管理处罚法》立法的形式规制下来,作为公安行政执法中的主要法律依据;同时在立法过程中秉持谦抑审慎善意理念,最大限度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和人格尊严;坚持法律明确原则,明确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种类,降低办案民警对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种类认识的错误率是对法律保留原则和法律优位原则的必要补充。当然,公安行政执法也要兼顾利益均衡,受我国公安机关警力不足的瓶颈制约,在数量庞大的治安行政案件面前,法律制度的设置和修订也必须兼顾行政权的高效运行,才能最终达到良法善治的社会效果。

教师体罚性惩戒行为边界的法律评价

对教师实施的体罚性惩戒行为,不能排斥由教师承担治安管理处罚责任。然而,积极适用治安管理处罚责任的立场并不妥当,该立场与立法者的规整目的不符,同时也混淆了法律漏洞和未能严格执法、司法的区别。由于教师惩戒行为与一般的行政违法行为存在明显不同,并且相较于治安管理处罚,行政处分是一种更为有效抑制教师违规行为的机制,对于教师体罚性惩戒行为,应当坚持治安管理处罚责任补充适用的立场。只有在满足相应条件的情况下,才应当适用治安管理处罚责任。体罚性惩戒行为必须以存在相应的学生失范行为为前提;体罚性惩戒行为不能超过相应的必要范围;体罚性惩戒行为原则上应当满足补充性原则的要求。

确权、协同与问责:政府职责体系改革下公安事权配置问题思考

公安机关事权配置是影响公安工作整体效能的重要因素,受行政性分权的制度影响,公安事权交叉重叠,事权结构具有明显的同质性;公安事权配置法治性不足,体现出以全国性“专项行动”为主导的“运动式治理”特征;公安事权下移与财权、编制严重不匹配。应立足于政府职责体系优化的宏观框架,以“确权”思维为导向,实现公安事权合理归位;以“协同”治理为目标,构建权责主体间合作伙伴关系;以“问责”控制为反馈,实现公安事权履责的闭环效应,从而稳步建构“以确权为战略先导、以协同为履职方式、以问责为监督反馈”的公安事权配置整体性格局。

《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中未成年人违法记录封存制度研究

未成年人违法记录封存制度作为本次《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之中出现的新制度,对于我国的司法实践和罪错未成年人的保护制度均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对刑事制度中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在违法治理层面的继承与发展。因此对两种制度的现状与异同展开全面分析,在此前提下阐明违法记录被封存的必要性,对具体实施中将面临的范围程序之确立以及该制度的监管与衔接进行研究确有必要。

治安管理处罚权的扩张与规制——治安法立法之视角

新颁布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从立法宗旨上,既追求维护社会治安、保持社会稳定、实现和谐社会之目标,又追求人权保障与程序公正之价值,同时注重对公安行政执法行为的规范。较之原《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治安法具有宽严更适度、程序更严格、处罚更规范、监督更有力的特点,从国家管理社会治安的目的与需要出发,扩张了公安行政执法机关之管理处罚权,规制了公安行政执法行为。

论ICCPR语境下行政拘留制度的“司法化”改革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是国际人权对话的平台,对行政拘留制度进行司法化改革有助于该公约在我国的批准实施。行政拘留制度作为治安管理处罚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在社会治安防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暂不宜直接废除,但必须对其进行司法化改革。实体层面应防止行政拘留对刑罚的僭越,将行政拘留期限缩短至3日以下,数行为并罚合并执行时,不超过5日。程序层面应引入诉讼化的构造,克服行政拘留处罚的随意性、监督的内部性以及救济的单一性弊端。在二元法律制裁体系中,行政拘留的司法化改革还应注重其与刑法的衔接,处理好其与刑事强制措施、管制、拘役以及有期徒刑之间的折抵问题。

试论治安管理处罚自由裁量权之规制

治安管理处罚自由裁量权有其存在的法定条件,实务中往往存在不规范使用现象。各种客观、主观因素构成对治安管理处罚自由裁量权的影响。有效防止权力滥用和保障公民权利,需要从制度和管理层面满足治安管理处罚自由裁量权的合目的性要求,给其以必要的规制。

我国台湾地区、德国与我国大陆治安管理处罚若干问题比较——《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成就与可提升空间

我国台湾地区《社会秩序维护法》、德国《违反社会秩序法》与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所调整的范围相当。前二者调整范围定位的专业优先理念印证了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调整范围划定的科学性;在“治安违法行为的主体、治安管理的处罚制度”等方面,《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前两者比较仍有很大可提升空间,具体表现在治安违法行为主体之法定确认、治安管理处罚量罚之法定参考、没收之比例原则贯彻与对第三人补偿、罚款之分期缴付、停止与易科等方面。

治安处罚裁量权的扩张与控制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颁布,在一定程度上扩张了公安机关治安处罚裁量权的范围、方式与程度,从而也引发了关于这种扩张是否具有合理性,是否能够有效保护公民权益,以及如何对其进行控制与监督等诸多问题的思考。有必要通过对治安管理处罚制度中行政裁量权价值的理性考量,在对比新旧法律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这种扩张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同时有必要建立一种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位一体的监督控制体系来防止裁量权的滥用,督促这种权力始终运行在维护公民权益的最终价值轨道上。

《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的竞合问题

就《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在部分行为认定方面存在的竞合问题,分析了实践中由于缺乏明确的区分标准,致使案件在行为界限的把握上比较困难,存在一方面将本应治安处罚的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另一方面又以罚代刑的现象。认为在处理《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的竞合问题时,检察机关应当发挥重要作用,准确把握行为性质,履行检察职权。

校园欺凌法律规制比较研究

校园欺凌呈高发态势。这与我国立法规制不足、教育惩治权缺失、矫治体系落后、监护人与学校职责虚弱等问题密切关联。要加强立法、重塑教育惩治与矫治体系、明确和加强监护人与学校职责、吸引社会力量共同参与,通过综合性的治理措施和建立长效机制使校园欺凌的治理达到预期效果。

有效控制违法与切实保障权利的统一——《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价值取向探讨

我国新近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相比较,明显赋予了公安机关更多更大的治安管理处罚权和强制权。与此同时,在有关这些权力的行使方面则又规定了一系列重要制度加以严格规范。加强对公安机关治安管理处罚权和强制权的配置,意在有效控制治安违法行为;而规范公安机关权力的运用,则是要防范公安机关违法行使治安处罚权和强制权,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由此,该项立法的价值取向并不是单一的,而是有效控制违法行为与切实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的统一。

试论治安管理处罚种类的重构

治安管理处罚是公安机关依法强制剥夺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的人身自由、名誉、财产或其他权利的行政法律制裁。《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种类包括警告、罚款、行政拘留、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以及针对外国人的限期出境或者驱逐出境。治安管理处罚种类重构对治安管理处罚中的问题的解决、公安机关的依法行政、公民权利的保护以及处罚种类的多样性都具有重要的意义。针对警告、罚款、行政拘留等处罚种类执行适用中存在相关问题,应调整警告处罚的执行方式、建立罚款与拘留的转换易科制度以及增加"社会服务罚"和社区矫正两种治安管理处罚种类的重构建议。

权力与权利的和谐——《治安管理处罚法》解读

现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存在许多弊端,已经不能适应治安管理的需要。因此,《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一方面增加了公安机关在治安管理处罚方面的权力,确保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受到必要的惩处,同时注重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注重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和保障,体现了警察权的理性扩张和法律调控机制的有机统一,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公开征求意见稿)》的接引与疏漏

《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公开征求意见稿)》拟修订内容主要在管理对象和行为、管理程序和程度、明确和补充性条款等几个方面。从拟修订内容来看,其仍然有不足之处,值得研究,如"禁止令"缺乏相关配套操作保障;删除了对外国人限期出境以及驱逐出境的相关规定;治安拘留未纳入听证的范围;将"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改为"吊销证照",在现实生活中不具有便利性和操作性;盲人或者又聋又哑的人给予处罚的规定模糊不清等问题。另,警告作为一种治安管理处罚种类在我国缺乏责罚性,应该增加"社会服务令"这种处罚种类。

论规制公安行政自由裁量权

形势异常复杂、多变,立法机关不可能预见社会治安形势的全部以及公安行政执法活动可能发生的所有影响。因此,法律不得不授权公安机关在法律原则指导下,执法主体根据具体情况斟酌权衡从而采取适当的措施。本文从公安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理论内涵入手,在探讨公安行政自由裁量权适用原则和存在情形的基础上,分析了公安行政自由裁量权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结合公安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深入剖析了问题成因,探索性的阐述了当前形势下对公安行政自由裁量权实施有效规制的途径及对策。

关于公安机关事权划分与机构设置的思考

科学界定和划分公安机关事权,合理设置公安机构,对整个公安工作发展和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公安机关在事权划分方面存在事权不明、警察职能相互交叉、机构设置不能合理等问题,对提高公安机关的工作效率和战斗力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鉴于此,必须进一步明确公安机关的职责范围、首要任务、职权职责,进一步规范公安机关的机构设置,同时把公安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法治化和正规化建设作为战略性和前瞻性的工作。

浅析《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

17年前颁布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在经历1994年的修订后,今天又走进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视野。这些年我国的巨变对这部“老龄化”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提出挑战。文章对正在审议中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进行分析,指出在立法目的、法律责任追究、公安机关适法选择、权力权利设计、与其他法律衔接等方面存在的不足。

警察治安权之扩、限、控——以治安管理处罚法之规定为例

《治安管理处罚法》是一部系统规定治安管理处罚主体、程序、执法监督等内容的法律,是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基本程序规范。这部法律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公民治安权益、规范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依法行使治安职权、依法处理治安案件、依法处罚治安相对人等方面,都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在这部法律审议和修订过程中,对警察权的规范和控制一直是被关注的事,这正是由于警察权的大小直接关系着公民合法权益的实现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