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行政处罚的设定权探究

教育行政处罚设定权作为一项立法权,其权力来源由宪法、法律、法规以及规章进行严格限制,但在立法与司法实践过程中,教育行政处罚设定权存在超出立法限制而受到合法性质疑的情况。为了达到教育行政处罚设定权规范化的目的,需要从教育立法系统性、法律位阶调整以及事后评估三方面对教育行政处罚设定权进行规范,从而进一步完善我国教育法律体系建设。

地方性法规设定行政强制措施种类的困境及出路

行政强制措施是重要的行政手段,现行法上规定地方性法规仅可以设定查封、扣押的行政强制措施,并不合理。这种做法不仅不符合比例原则,而且也导致地方立法没有抓手,影响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的实施。扩张地方性法规的行政强制措施种类设定权具有正当性,违背控权论、破坏法制统一、违反法律保留原则等质疑均无法构成反对地方性法规立法权扩张的决定性理由。从强制对象和强制程度两个维度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地方性法规不得针对公民人身权和法律保留的财产权设定行政强制措施。对于其他财产权,地方性法规不得设定破坏或者消灭公民财产以及直接导致财产所有权转移的行政强制措施,但是可以设定完全限制或者部分限制公民对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行政强制措施。地方性法规设定行政强制措施种类应当受到立法事项、比例原则、立法程序和事后监督等方面的限制。

免罚清单的正当性证立

在我国,地方政府职能部门通过出台免罚清单统一“不予行政处罚”的法律适用有其正当性。首先,在规则制定权方面,免罚清单具有在法律授权下进行行政立法裁量的规范性质,此类行政自治规范在我国宪法框架下具有合宪性;其次,免罚清单的规范内容能够符合上位法律规范及相关立法目的的要求;再次,免罚清单的规范效果有其正当性,能够实现对个案处罚裁量权的有效控制和对包容审慎监管政策的规范化实施。

新时代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问题及法律规制探究

近年来我国在立法层面不断提高对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重视度,着力于构建现代化生态文明城市。在我国高速城镇化进程中,作为由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发展而来的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制度随着城市化不断发展和完善,立法和政策也不断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提供愈来愈细化的支持,使其逐渐成长为城市管理领域的跨部门综合执法,并最终演变为与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并不相同的概念。从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理论基础和概念阐释入手对我国当前的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现状进行了条分缕析,指出其存在的诸如立法体系不健全、执法机制不成熟、配套机制不完善等困境,并对其背后的法律层面的原因进行深入探讨后,认为应当从健全立法,有效保证执法依据;规范执法,落实法律保障人权;完善配套措施,形成执法长效机制等方面入手加以解决,从而使其步入良性循环的发展之路,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高我国的市域社会治理能力。

补充设定行政处罚的范围扩张及其限制

目前关于补充设定权条款的解释,主要存在限缩解释和扩张解释两种解释路径。限缩解释者认为补充设定行政处罚仅限于“上位法对已规定的违法行为没有规定具体处罚措施”;扩张解释者认为补充设定行政处罚并不限于上述类型,还包括“下位法认定违法行为”及“设定行政处罚”。围绕这两种不同的解释路径,理论和实务界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但至今仍未达成共识。通过解析补充设定权条款的含义,可以发现补充设定权条款的限缩解释虽然有助于行政执法和司法实践,但并不符合该条款的规范意旨,亦不符合该条款“合理配置立法权、调动地方立法积极性和规范失信联合惩戒”的功能预期。不过,为避免重演《行政处罚法》颁行之前各地乱设处罚的历史,在承认下位法补充设定行政处罚的范围扩张的同时,还应对下位法补充设定行政处罚进行事项限制和比例原则限制。

行政处罚权下放:改革动因、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我国基层行政处罚体制长期存在权力来源不当和权责配置失衡的现实问题,悖离合法行政与权责一致的理论要求。基层治理应然效能在实然层面的落空推动法律革新以破除固有障碍,赋予乡镇(街道)行使处罚的合法依据和充分权力。但法律规范仍然存在较大的弹性认知和自由裁量,导致改革面临立法权限配置模糊、赋权事项规范笼统的障碍,加之基层治理能力欠缺、政府权责界限不清的矛盾常在,破坏行政机关自我矫正机制基础性功能的同时阻碍行政处罚权下放基层的改革推进。当以立法权限配置明确化、赋权方式内容精准化、基层执法主体专业化、政府权责划分清晰化以及执法配套措施系统化为改革方向,期待行政处罚权纵向下沉基层的改革科学有序。

论行政处罚法中赋权基层的方式

新行政处罚法第24条第1款规定的赋权基层方式,既是确保有效赋权和基层行政处罚权正当的关键,也是判断基层行政处罚行为是否合法的重要标准。行政处罚法中赋权基层方式的本质特征在于行政管辖权的转移,但这不同于管辖权转移的一般规则,省级政府作为转移主体的正当性及其独特现实意义使之成为管辖权转移的一种新方式。实践中,地方政府在具体适用过程存在赋权规则笼统、赋权标准模糊以及与行政委托混用等问题,省级政府应根据自身角色定位分别寻求解困之策。

行政处罚权下放乡镇街道的现实困境与应对

2021年《行政处罚法》修订,其新增的第24条意味着乡镇街道综合执法被正式纳入到我国法律框架当中。而在行政处罚权下放至乡镇街道的实践过程中,存在着执法权限划转不当导致制度异化、执法衔接不畅引发执法效率低下以及执法监督缺位造成执法质量不佳等现实困境。对此,首先需要明确“交由”赋权的规范意旨及法律性质,以此为导向,进一步明确规范层面行政处罚权下放的事项内容与授权程序标准,完善具体运行层面的乡镇街道行政执法机制,从明晰上下级执法职权边界、优化执法资源配置以及落实行政授权事后监督调整三个方面做出应对,构建起协调高效的基层综合行政执法体系。

“三个行为法”与地方立法权

《行政处罚法》开始,法律明确区分设定权和规定权,随后《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也在规定地方立法权时分别按照这样的区分作出了不同规定。三个行为法由此与地方立法权产生了紧密关系。三法自制定至今已施行多年,相关的权限内容与制度规定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也产生了一些实践上的问题。《立法法》2015年第一次修改,其中关于地方立法权的修改是最引人注目的。本文试图将地方立法权与三个行为法关于设定权限的规定勾连起来进行分析,并从实际需要出发,得出应当适度扩大地方立法权的结论,进而提出完善三个行为法关于地方立法设定权的可行性建议。

论地方性法规行政处罚补充设定权

扩大地方性法规行政处罚设定权是行政处罚法修改的一项重要任务。由于设定行政处罚本质上是立法活动,因此扩大地方性法规行政处罚设定权,不仅要考虑地方治理实践的需求,更要符合立法权配置的基本原则。《行政处罚法(2021)》因应行政处罚实践的需要,在适度增加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的行政处罚种类的同时,通过明确地方性法规在上位法对违法行为未规定行政处罚情况下可以补充设定行政处罚,一定程度地扩大了地方性法规设定行政处罚的范围。补充设定权条款的确定,在丰富《立法法》第73条规定的地方立法类型的同时,也意味着其所设定的行政处罚要受制于上位法对违法行为的规定,处于从属地位,既要遵循“不抵触”原则的实体限制,也要保持必要的克制,还要受到严格的程序约束。

地方立法设定行政处罚的权限困境与出路

行政处罚的设定本质上属于设定法律责任的立法权。依据我国《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地方立法行政处罚设定权可分为狭义的设定权(即创设权)和规定权,其同时受到我国《立法法》关于地方立法权限之规定的调整。当前,地方立法设定行政处罚面临明显的权限困境。对于创设权的行使,存在设定行政处罚种类的单一化、所设行政处罚的规制力度不足、无权设定“其他行政处罚”导致回应性缺失等问题,对规定权的运用陷入重复立法和合法性质疑的双重困境。在地方立法权扩容和我国《行政处罚法》被提上修改日程的双重背景下,有必要重新厘定地方立法行政处罚创设权配置的考量维度,合理划定地方立法行政处罚规定权运行的范围边界,并据此对我国《行政处罚法》作出修改,以回应学界关于行政处罚设定的“限权”与“扩权”之争,同时,从制度层面推动地方立法设定行政处罚权限困境的解决。

授权抑或委托:行政处罚“委托”条款之重新解读

行政处罚委托实质是一种"间接授权",应受法律保留原则、法律位阶原则、授权明确性原则和比例原则的约束。委托对象包括下级行政机关、没有隶属关系的行政机关、行政机构和从事公益服务的事业组织,不包括企业。委托机关只能将其拥有的部分处罚权委托行使,委托内容涉及立案权、调查权、取证权、程序事项进行权、决定权等全部权限。委托方式以行政协议为宜,委托程序应经过评估、甄选、协商签约和公告的环节。被委托组织在委托权限范围内享有处罚的管辖权和决定权,应以自己的名义作出处罚决定并对外承担法律责任,委托机关享有监督权。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机制研究

《证券法》等法律赋予中国证监会较大的行政处罚权,以应对处于新兴转轨时期的我国证券市场层出不穷的违法违规事件,但我国证券违法处罚机制存在的不足影响到了中国证监会处罚的有效性和公正性。因此,借鉴主要发达证券市场国家证券监管机构处罚机制有益经验,反思中国证券违法行政处罚机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建议就非常具有现实意义。

行政处罚权下沉乡镇街道制度的内在取向及实施路径

行政处罚权下沉乡镇街道是2021年修订的《行政处罚法》新增的一项制度,既涉及行政执法权力结构调整,又涉及行政相对人权益保障。规范、有效地实施这一制度,应从促进基层行政执法体制一体化、基层社会治理结构最优化、基层社会治理效果精准化等方面回应基层治理需求,遵循合法性、差异性、耐受性、动态性等行政权力转移的基本原则,防范因行政处罚权下沉不当而引发制度异化的问题,因执法力量整合不到位而引发执法机构虚置的问题,因执法机关协同不力而引发执法效率低下的问题,因执法主体多元而引发执法责任交叉、模糊的问题。

环境行政处罚执行难中的司法因素:基于实证的分析

环境行政处罚执行难的一个重要根源在于司法保障不力。由于我国环保部门基本上不享有强制执行权,一旦相对人拒绝履行环境行政处罚,环保部门只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由此,法院的态度直接决定了环境行政处罚的执行率。由于种种原因,法院不愿意积极配合环保部门强制执行。要改变这种情况,必须在制度上对环境行政处罚的强制执行权作出新的安排。

国务院决定行政许可设定权:问题与规制

《行政许可法》第14条第2款所规定的国务院决定的行政许可设定权是特殊状态下的临时性权力,国务院依据这一职权所设定的行政许可应及时转化为法律、行政法规设定的行政许可。国务院《行政许可决定》设定的500项行政许可存在数量庞大、个别主体不规范以及没有及时转化为法律、行政法规所设定的常规性行政许可等问题。为保证《行政许可法》第14条第2款的实施,应由国务院制定相关规范,从明确行政许可设定的"必要性"标准、规定行政许可实施的"临时性"期限、控制行政许可设定的数量以及完善对行政许可的评价机制等方面,对国务院决定行政许可权设定权进行必要的规制。

地方性法规行政处罚规定权的法治限定

行政处罚作为政府规制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基础性手段,应当发挥其应有的规制功能。然而,当前强调依法从严的政策导向,容易造成地方立法权限的过度扩张,某些地方性法规经由取消或者提高行政处罚下限等方式,将法律、行政法规赋予其具体细化的法定授权予以虚置化处理,很大程度上悖离了法律位阶原则和国家法制统一的整体要求。据此,在我国现行规范框架内有必要论证重述地方性法规作为一种执行性立法的权限范围,并且结合立法原则和立法技术细致地考察地方性法规行政处罚规定权的行使边界。坚持依法立法原则这一相对保守的规范法学思路,亦不失为一种系统且审慎的法治思维。

论没收违法所得设定权的分配与收回--基于行政处罚法相关条文的展开

修改前的行政处罚法并未将没收违法所得设定权分配给规章,导致实践中出现“违法所得该没收而未没收”的局面,但修改后的行政处罚法关于没收违法所得设定权的相关规定仍存在明显的紧张关系。行政处罚法第二章确立了基于“总则性规范-单行规范”的行政处罚设定权分配体系,作为总则性规范的行政处罚法负责分配行政处罚设定权,单行规范负责设定具体行政处罚。此次修法还特别增加了第28条第2款第1句作为普遍性授权规定,实际上是将授予单行规范的没收违法所得设定权收回至行政处罚法,却又带来了相关规范内容僵化和行政处罚法功能错位的问题。行政处罚法之所以会出现“分配”与“收回”的矛盾,本质上是因为对没收违法所得的行为性质没有厘清,寄希望通过折中的立法方案同时确保没收违法所得的惩戒性与恢复性。随着近年来依法行政的不断推进,以及行政处罚法修改对“行政处罚”概念的明晰,不应再一刀切地将没收违法所得视为行政处罚。

明清时期国家权力于河湟边地的延伸

明清时期河湟地区随着卫所、郡县的设置、移民的涌入,其传统的族群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央政府一方面因俗而治,对藏、蒙牧区实行部族制、盟旗制,对土人、撒拉等族群施以土司制的统治策略;一方面则通过逐步加强汉人移民区及"熟番"地的军政控制,实现了中央王朝于此地界的政治主导地位,从而也使国家权力不断在河湟边地获得延伸。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领域法律冲突的制度成因

作为无法回避的法律现象,法律冲突错综复杂,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领域法律冲突的特殊性在于其更为明显和集中,并给我国的城市管理带来了实践挑战和执行难题。其制度原因在于法律稳定与制度变迁的矛盾,城市管理双重体制的交错摩擦,政出多门的法律制定机制,法律内容执行的实践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