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行政处罚执行难中的司法因素:基于实证的分析

环境行政处罚执行难的一个重要根源在于司法保障不力。由于我国环保部门基本上不享有强制执行权,一旦相对人拒绝履行环境行政处罚,环保部门只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由此,法院的态度直接决定了环境行政处罚的执行率。由于种种原因,法院不愿意积极配合环保部门强制执行。要改变这种情况,必须在制度上对环境行政处罚的强制执行权作出新的安排。

上海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制改革及进一步改进的对策

行政执法是国家行政机关贯彻有关法律、法规,进行经济、社会事务管理的基本形式,行政执法体制的构建对于提高管理效率、规范执法行为具有直接的决定性作用。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一场探索新型的行政执法体制的改革在我国数十个大中城市先后展开,目前,新体制已经释放出巨大的管理效应,对各地城市管理水平的提高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本文以上海为个案,回顾了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制改革产生的背景、基本内容、基本经验和存在问题,对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制提出了对策建议。

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困境与出路

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从试点到全面推开已经走过了十个年头了,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遭遇到了质疑和责难。如果从其存在的问题入手,挖掘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则可以对症下药,为矛盾重重的城管执法寻求继续前进的方向。

以生命为代价的法律思考——举案以论《消防法》第51条的修改

“2 .15”吉林大火不仅应引起行政管理部门的深思 ,而且对法学界而言 ,也是值得研究和反思的典型案例。首先从法理的角度深入分析了火灾发生的制度原因 ,提出对《消防法》第 5 1条在行政处罚实施主体的权责分配上、在重大停产停业处罚对象的范围界定上存在的立法缺失 ,并提出了相应的立法完善建议。此外 ,还对制度层面之外关于行政理念的转变问题进行思索 ,以求为理论和实践提供借鉴。

商品流通领域执法问题研究

本文认为,执法是法律实施的重要环节,它维护着商品流通领域的法制和公正,执法不力将直接造成商品流通秩序混乱。商品流通领域的执法问题必须引起重视并迫切需要解决。文章提出,为解决当前商品流通领域存在的执法问题,必须加强商品流通行政管理机关执法队伍的建设,减少商品流通领域的多头执法和交叉执法,适当扩大商品流通行政管理机关的执法权力,赋予商品流通行政管理机关应急执法的权力,以坚决打击流通过程中的不法行为,维护流通主体的合法权益,保证商品流通活动健康、协调发展。

新时代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问题及法律规制探究

近年来我国在立法层面不断提高对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重视度,着力于构建现代化生态文明城市。在我国高速城镇化进程中,作为由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发展而来的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制度随着城市化不断发展和完善,立法和政策也不断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提供愈来愈细化的支持,使其逐渐成长为城市管理领域的跨部门综合执法,并最终演变为与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并不相同的概念。从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理论基础和概念阐释入手对我国当前的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现状进行了条分缕析,指出其存在的诸如立法体系不健全、执法机制不成熟、配套机制不完善等困境,并对其背后的法律层面的原因进行深入探讨后,认为应当从健全立法,有效保证执法依据;规范执法,落实法律保障人权;完善配套措施,形成执法长效机制等方面入手加以解决,从而使其步入良性循环的发展之路,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高我国的市域社会治理能力。

论完善税务行政处罚的法律对策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过程中,全国税务系统依法治税工作也不断推向深入,税务行政处罚行为日趋规范,不过从税务行政处罚的现状来看,税务行政处罚还存在滥用自由裁量权、执法理念滞后、处罚程序不当、处罚执行失当、处罚证据失真、追究时效欠妥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应该不断加强税务行政处罚立法建设,健全部门协调建立企业违法违规体系,强化税务行政处罚的监督体系,充分发挥司法在法治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增强执法意识开展税务税法知识宣传,以进一步做好税务行政处罚工作,不断提高税收征管工作质量和效率,谱写法治税务建设新篇章。

关于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有关问题的思考

行政处罚法第16条确立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该项制度成为目前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对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产生的诸如执法范围不明、权力归属不明、职责脱节等问题的阐述,从专门立法、权力归属、执法体制、政府机构改革等方面提出了完善该项制度的一些设想。

析当前消防行政执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为加强和推进消防行政执法规范化工作,本文结合当前工作实际,查找分析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针对基层执法工作中尚存在的一些问题,从行政处罚主体、行政处罚对象、行政处罚中自由裁量权的运用以及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和阐述,并就解决问题的对策做了一些探讨,以期提高消防执法队伍的整体素质和综合实力。

城市执法体制建构与地方立法

城市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和当地居民的需求,通过行使地方立法权,对地方事务和城市秩序进行管理,是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面。考察我国关于城市执法的中央立法的演进与现状,可以发现,光靠中央立法无法为城市建立综合执法体制、防止执法权无序扩张、完善执法监督等提供充分的法律规范依据,职权法定原则未充分落实。在处理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的关系上,现阶段应着力于加强城市执法的地方立法工作。从职权法定原则的角度分析,地方立法应明确城市执法的主体及关系,健全公务协作机制,为执法重心下移提供保障;应确定城市综合执法的职权范围,以科学的立法程序防止城管执法权的无序扩张;应健全城市执法的监督机制,在过程监督和公众参与等方面实现监督机制创新。

不起诉后检察权规范运行问题研究——以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为视角

不起诉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能,在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节约司法资源、修复受损社会关系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当前,在“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指引下,各地检察机关运用不起诉裁量权的能力和水平不断增强,全国不起诉率逐年上升。与此同时,不起诉后检察权运行的问题也逐步显现,主要表现在对被不起诉人依法适用非刑罚措施上,过于依赖训诫、责令具结悔过等检察环节措施,而且在涉及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措施的适用上仍然存在着局部空转等问题。2021年《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健全完善“两法衔接”工作机制,实现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有效对接。检察机关应当以此为契机,激活“两法衔接”的规范指引作用,探索完善不起诉后检察权规范运行机制,发挥绩效考评在检察权运行中的导向功能,以实现不起诉制度的价值目标。

规范严重交通违法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和取保候审工作的实践和思考

本文对中山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规范严重交通违法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和取保候审工作的背景、实践和经验进行了总结，指出存在的问题，提出强化民警执法规范化意识、完善规范工作制度、正确认识运用自由裁量权和强化执行的建议。

行政处罚权下放乡镇街道的现实困境与应对

2021年《行政处罚法》修订,其新增的第24条意味着乡镇街道综合执法被正式纳入到我国法律框架当中。而在行政处罚权下放至乡镇街道的实践过程中,存在着执法权限划转不当导致制度异化、执法衔接不畅引发执法效率低下以及执法监督缺位造成执法质量不佳等现实困境。对此,首先需要明确“交由”赋权的规范意旨及法律性质,以此为导向,进一步明确规范层面行政处罚权下放的事项内容与授权程序标准,完善具体运行层面的乡镇街道行政执法机制,从明晰上下级执法职权边界、优化执法资源配置以及落实行政授权事后监督调整三个方面做出应对,构建起协调高效的基层综合行政执法体系。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争议澄清与构造理性

对于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这个中国特色的行政处罚实施制度,学界不乏理论争议。对该制度是否违宪以及是否违背职权法定原则的质疑,应予以脉络化回应。就前者而言,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性质是权力划分而不是权力设定,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条款并未超越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决定机关职权范围,因而并不违宪。就后者而言,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是对决定机关法定职权的重申,该制度确立时有特殊历史背景,我们既要看到设置综合行政执法机关的合法性,也要考虑职权法定原则本身的相对性,且实践证明该制度的设计和实施均未明显违背职权法定原则的要求。行政处罚权的相对集中旨在实现管理与执法相对分离,尽管存在一定的制度风险,但可以通过打破权力垄断、降低执法能耗、建立衔接机制等措施来提高行政效能、规避执法腐败、纠正实践偏差。这集中体现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的构造理性,滋养着该制度行稳致远。

行政法上的罚款及其法体系拘束

行政法上的罚款是行政机关运用最为广泛的规制手段,对其合法、合理加以规范成为法治政府建设中的重要内容。面对立法中罚款设定不合理、实施中畸轻畸重、执法监督缺乏合力的困境,需要从学理上建立“设定—实施—监督”三阶论加以探究。进而分析设定、实施的考量因素,如可引入规制影响分析机制回答是否设定以及如何设定罚款的疑问;可细化罚款裁量考量因素,指导行政机关在个案中对违法行为所生影响、责难程度、不法所得以及经济状况等要素加以灵活运用。行政法上罚款的监督机制之间要相互协调,更应在系统纠偏上发挥作用。未来,应对行政法上罚款的功能再反思,特别是要重新审视对组织予以高额行政罚款的意义及全面保护消费者观念之间的平衡问题,构建替代性的机制并丰富规制工具,在法体系拘束之下,确保行政法上的义务得以全面履行。

行政处罚中择一重罚规则的体系化阐释

择一重罚规则的适用面临执法管辖权与高额罚款权归属主体不一的难题。综合执法制度可以部分解决该问题,在综合执法之外,则需分情况适用不同的解决方案。在识别“罚款数额高的规定”时,应根据法定罚的上限而非决定罚来比较罚款的轻重。根据法定罚款额高的法律作出的决定罚,其数额不能低于法定罚款额低的法律所规定的罚款下限。行政机关错误适用择一重罚规则作出罚款决定,人民法院可以作出变更判决,但变更判决要受禁止不利变更规则的约束。在被人民法院判决撤销并责令重作的情形中,行政机关加重对当事人的罚款,通常应证明其加重罚款没有恶意,因裁量逾越被判决责令重作的除外。

行政执法中声誉制裁的法律性质与规范形态

行政执法中的声誉制裁可以区分为确认型、公示型与处罚型三种理想类型。确认型声誉制裁中包含了行政执法机关实施的行政确认行为,以及与其相链接的多种其他行政制裁措施(包括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与其他制裁措施等),其规范形态主要存在于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制度中。公示型声誉制裁中包含了程序性行政行为、政府信息公开行为与行政强制执行行为,呈现了多样化的规范形态。处罚型声誉制裁中包含了行政处罚中的声誉罚与人身罚,前者主要体现在通报批评相关的法律规范中,后者则并无法律规范依据,属于违法的行政处罚行为。

我国警察行政处罚权的分阶段解析

以《治安管理处罚法》为样本,在警察行政处罚行为规范研究的基础上将我国警察行政处罚权分阶段解析为调查权、决定权和执行权,并以宪政理论的分权和制衡模式加以研究就能发现其权力属性上的模糊和含混。而只有含混中寻求清晰,方能为控制和规范警察行政处罚权提供可能。